帕尔曼演奏《欢乐颂》,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

🔭 贝多芬:“没有人曾经将我的面纱揭开”
前些天重读奥地利小说家伯恩哈德的《历代大师》,又见他诋毁贝多芬等大师的段落。有人说他是奥地利的贝克特,其实并非这么一回事儿。贝克特关注“荒诞化的个人”,而伯恩哈德对抗的则是荒谬的社会,一个内在,一个外化;一个是象征与寓言,一个是对现象世界的麻辣批判。相同之处,则是伯恩哈德模仿贝克特“絮叨”而“重复”的独语方式,像是词语的饶舌歌手。贝多芬的音乐被他漫画化地描述为军队行进曲,极其幼稚而可笑。这个为人类做出声音大文献的不朽者成了滑稽小丑。
瓦格纳崇拜贝多芬,拿他与上帝并列。舒曼提议建一座辉煌建筑,九根柱子分别代表九部交响曲。19世纪还对大师恭敬不已的西方,到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开始了解构风潮。1971年12月美国导演库布里克的《发条橙》在美国首映,两个月后登陆英伦。片子的配乐有贝多芬的《欢乐颂》,以及罗西尼与埃尔加的曲子。一堆犯罪少年在侵害他人时,《欢乐颂》响起,此番分裂与戏谑,恶与善的互换,让美好与丑恶的界限荡然无存。埃尔加的《威风堂堂进行曲》也被嫁接到电影里。在暴力与黑暗让人无话可说的世界上,贝多芬被误当成了标靶。文化的衰落首先是文化偶像的崩塌。
仔细而认真地理解贝多芬,也成了自己最近的一个题目。我重听了卡拉扬指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尤其关注《欢乐颂》。关于此曲,争议多多,斯特拉文斯基就认为《欢乐颂》尾大不掉,是此曲的冗余,破坏了结构。诚实地说,贝多芬的作品在美学风格上从来就不朴素,而属于光彩照人、气势非凡的一类。还是卡拉扬演绎的贝多芬更准确,到位,甚至比托斯卡尼尼与富特文格勒更好。后两位大师的演绎,有伯恩哈德攻击的现象。卡拉扬的风格保持了两位前辈强调的逻辑与理性,却又不失感性的光热,华丽而有力,弦乐与人声都漂亮无比。
1991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过一部名叫《贝多芬论》的译文集。书中有浓郁的苏联与东欧味道。这部纪念贝氏诞辰220周年的书籍六百余页,可谓煌煌大作,代表当时的研究水准。当然书中的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文章多强调政治,忽略艺术,其他文章则是一份资料大全。其中《贝多芬札记》一节,有三句贝多芬喜欢的原先来自埃及法老的话,据说挂在他的屋子里,如同庇护的箴言:“我是眼前的存在。”“我是现在、过去与未来所在的一切。没有人曾经将我的面纱揭开。”“他唯一属于自己,而万物由于这唯一而存在。”
三句箴言是灵魂的独语,无从以政治之维解读。但国内几十年来事关贝多芬的一切,于很多人成了今生命运。其中包括曾翻译汉语版《欢乐颂》最佳文本的邓映易女士。她是1950年代《第九交响曲》的领唱,1960年代就被迫离开北京到了太原,从事教学工作。她是贝多芬在国内最好的传诵者,多年前已在太原去世。
相较西方大师间的诋毁与戏谑,解构与嘲弄,国内的贝多芬崇拜依旧是主流。但妄言者的腔调已经不少,多是下三路的攻击,比如至今并没有确论的“贝多芬所患的梅毒”。竟有人把贝多芬作品里的挣扎与矛盾,说成是梅毒的结果,荒唐透顶。伟大的作品与病理学挂钩,其实是西方后现代的牙慧。当八卦代替了真实,话题的核心已经消失。
没有谁能轻易揭开大人物的面纱。他们是造物者,笼罩在世界的烟雾里。倾听者能在山间找到一条认知他们的小径已属今生的幸运。人可以有愤怒之舌,但确需荡涤脏污,一如卡夫卡所说,要保持生命锁孔的干净;或维特根斯坦所谓的终有一场末日对舌头的审判。应当感恩邓映易先生的存在,她给了倾听者前行之杖,以对贝多芬发自内心的热爱与虔诚。
贝多芬与荷尔德林出生于同一年。就作品的光热与温暖,理想主义的角度而言,两人有一致性。荷氏倾心希腊,呼唤众神;贝氏深信个人的搏斗,从根本上是命运的斗争者,没有荷氏少年般的纯洁与虔诚。作品是命运面纱的碎片,在乱风里失落,唯有真正的敬畏与倾听,才有靠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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