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阐释者的林语堂

外国人看他很中国，中国人看他很外国。写作《林语堂传》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钱锁桥认为，林语堂这一看似“矛盾”的角色，权因他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从小接受西方教育，后来才“恶补”的传统文化知识，所以“中国文化对他既是本土的，又是异化的”。

能够这样在“本土”与“异化”间频繁切换角色的，在近代历史中，林语堂并非第一人，比如早他大半个世纪、有着“近代留学第一人”之称的容闳——二人都曾在海外深造，都是先学外语再回头研习中文，都曾在中国与海外间游走，都曾努力为中国的革新发展积极奔走……不过，尽管二人后来都穿起了长袍，但容闳骨子里是难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也是他最终选择美国姑娘作为伴侣的原因所在。而林语堂与原配廖翠凤相伴终生，即便是用他所擅长的英德语言写作，写的也还是中国——中国始终是他的文化之根。至少在西方社会看来，林语堂从里到外始终是一位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阐释者，一位极富感染力的阐释者。林语堂的阐释努力不仅包括那些炙手可热的文字，还有从1936年至1966年移居美（欧）三十年间频繁参加的公开演说和各种社会活动。

近年来，书写林语堂传记的作者有很多，如施建伟、王兆胜、万平近等，还有林语堂的次女林太乙。在林语堂学术传记丛林中开辟出一条新路并不容易。钱锁桥与林语堂的“结缘”在二十多年前，正是那次与林语堂译作《中国人》的偶遇，从此开启了他与林语堂长达数十年的“邂逅”之旅。随着研究的深入，钱锁桥越来越想写一部“智性传记”——“藉以重新发现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欲还原出兼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甫一亮相便一鸣惊人，迅速跃上畅销书排行榜。而他紧接着一鼓作气推出的《生活的艺术》，更是占据美国同类书畅销排行榜榜首达52周，且接连再版四十余次。林语堂后来的作品除少数个别外，大多也是畅销榜上的常客。

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能够引起轰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中国元素’，以及他行文中那种轻松自由、达观幽默的倾谈方式”。“所谓‘中国元素’，指林语堂‘中西合璧’得出的一套生活哲学”。进一步看，林语堂的作品除了对英文运用娴熟自如，风趣幽默，比较对美国读者的阅读胃口外，他在书中极力推介的旷怀达观，陶情遣兴，追求自我的生活方式，也切中刚刚走出经济大萧条漩涡的美国人的“肯綮”。这套哲学被美国读者的接受，自然坚定了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再者，林语堂作品在太平洋对岸的爆红，实现了近代中国文化规模化的“输出”，一举扭转了中国文化的“净输入”现象。尽管这种输出与输入还难以形成比例，但至少让西方世界认真地看到了中国文化的闪光点，某种意义上也重塑了国人的文化自信。

自信的对立面是自卑。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国家落后频繁被动挨打的局面，加深了国人的文化自卑感。出于对积弱积贫中国的深深忧虑，无数学者纷纷祭出药方，但大都将病根归咎于传统文化，认为要么全盘借鉴西方模式，要么克隆日本之法。

林语堂并不是传统文化的顽固守旧者。他反对全盘摒弃传统文字，他也赞成白话文，但又“不认同胡适所说的白话文便是如何说就如何写，在他看来，白话文也是可以提炼的，也是可以使用修辞的，也正是这种观点促成了他后来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林语堂对文化的认识源自其特殊经历——“在反传统新文化运动高潮时期埋头恶补中国文化知识，这使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别具一格，比较超脱、客观、更富于理解”。

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既非死守亦非全盘否定，而是选择性吸收。也所以，当林语堂不顾朋友的苦劝，试着书写美国，结果新书《远景》遭到冷遇，“因为在美国人眼里，林语堂只是个‘中国哲学家’”。

后来林语堂致力“写宇宙文章”，其关注的视角不再只是中国问题，比如他长期关注印度独立问题，并积极奔走呼吁。钱锁桥认为，林语堂的思想升华并非偶然，因为“林语堂的双语双文化素养赋予他非同寻常的比较批评视野来洞察现代世界。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现代性有赖于整个世界现代文化走向何方，而未来的世界文明必须借助东西方智慧共同来创建”。

从中国出发看世界，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容闳选择了从教育和实业角度切入，而林语堂则执着于文化阐释。林语堂坚定地认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同时，他从世界发展潮流中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现代性”迫在眉睫。有必要指出的是，林语堂苦苦追求的这种“现代性”不单指物质上的富足，同时包括人文层面的改造与提升。

当阐释升华至人性高度时，其内涵不再只是“中国哲学”，同时也是“世界哲学”，这也是林语堂的作品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国家持续畅销的根本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林语堂的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实也是他精神追求的自然外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