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家代表人物之·周亮工，笔墨简淡清逸、嫣润秀雅
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祖籍祥符（今河南开封）。庐陵王若先在其撰周亮工小传中称：“栎下先生姓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减斋，一字栎园。曰栎下先生者，学者之称也。先世自金陵徙居抚州之栎下，最后其大父复自栎下徙江宁，又徙大梁。”[1]周亮工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学者，又是名副其实的艺术品鉴藏家，举凡书法、绘画、印章、碑拓，无不倾力搜求，曾著有《赖古堂集》《印人传》《因树屋书影》《闽小记》《读画录》《字触》《盐书》《同书》《尺牍新钞》《藏弆集》等多部著作，都整理收集在《周亮工全集》一书中。《印人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录印人的著作，收录自明中期到清初的重要印人（含印章）69篇，附录印人61人。傅抱石先生对周亮工称赞备至，评其为“中国印学史上最有关系而又最有贡献之人”[2]。《印人传》中周亮工关于“印宗秦汉” “性情”“本色”“出己意”等印学观都与其书学观一致，并在其书法临习和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本文拟从《印人传》出发，分析探讨周亮工的印学观，并结合清初的师碑风气，探析周亮工“碑行体”书风渊源及其在这一时期的表现特征。
一、作印须知六书义，趋刀下笔始通神周亮工特别强调作印章必须先明白六书的要义，这是印人和书家最基本的素养。他以文彭和何震的观点来谈作印：国博究心六书，主臣印从之讨论，尽日夜不休，常曰：“六书不能精义入神，而能驱刀如笔，吾不信也。”以故，主臣印无一讹笔，盖得之国博居多。[3]文彭字寿臣，号三桥，曾任两京国子监博士，人称文国博。他精通六书，在印章创作上自能得心应手，挥刀自如，其印章半出自何震（字主臣）之手，世谓“三桥之启主臣，如陈涉之启汉高，其所以推许主臣至矣”。[4]文彭与何震介于师友之间，可以说文彭名扬后世在很大成分上得益于何震;而何震能名扬后世，亦是借助文彭之书。他从文彭讨论六书，以致其印“无一讹笔”。亮工先生对于文彭在印学史上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极为赞同其“作印须知六书”的观点。在《书金一甫印谱前》，周亮工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借金光先语云：刻印必先明笔法，而后论刀法。乃今人以讹缺为圭角者，为古文又不究六书所自来，妄为增损，不知汉印法：平正方直。繁则损，减则增，若篆隶之相通而相为用，此为章法。 笔法、章法得古人遗意矣，后以刀法运之，斫轮削，知巧视其人，不可以口传也。[5]他盛赞金光先之言“切中今日之弊”，也即说明他非常强调六书对于刻印作书的重要性。若刻印作字之人能精通六书，则不至使“一丁不识之夫”信手摹刻，既损佳冻又使印学书学之风泛滥萎靡了。
二、“印宗秦汉”到“书法秦汉”及其在周亮工书作中的表现运用“印宗秦汉”是周亮工印学观的宗旨所在，在《书黄济叔印谱前》他明确提出了“以秦汉为归”的印学宗旨：仆尝合诸家所论而折衷之，谓斯道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尝略近今而裁伪体，惟以秦汉为归;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也。师其变动不拘耳！[6]印章乃至书法的精髓即是在师法古人的基础上以求获得高超的技法，进而上升到“技进乎道”的境界，体现自我风貌，表达性情。周亮工主张“以秦汉为归”，同时又强调“非以秦汉为金科玉律”，说明他既重视古人基础上的技法高度，又重视个人风貌在作品中的体现。周亮工曾以诗道之变来论印章的发展变化：“间尝谓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始可继唐;唐、宋、元无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继汉;文三桥力能追古，然未脱宋元之习;何主臣力能自振，终未免太涉之拟议。”[7]诗至唐代最盛，而印章也以秦汉为宗。文寿承作印乃至书法大都未脱宋元人气息，离古朴方直的秦汉意蕴相去甚远;何主臣受文寿承影响较大，拟议过多而缺乏变化，都遭到了周亮工的批评。继而他又以诗道之变来论隶书在明代的发展变化：书法隶最近古，隆、万间群学隶而规模形似，略无神韵，即文待诏诸前修亦失之方整，无复古人遗意。后人救以生运，渐趋渐下，遂流入唐人一派，去汉愈远。夫此如诗有王李一变前人靡丽之习，始非不伟然宏大也，后人病其重，以风趣生韵为开道，一变而袁徐，再变而钟谭，纤弱之弊遂至不可救药。故诗道之坏与书法相终始，似有气运焉，不可强也。汉碑惟《景完碑》最后出，然《礼器碑》未尝不流传于世，而三百年来世人若未尝见之者。[8]亮工先生一再强调“印宗秦汉”，在此他又感慨明季隶书不复近古，失之方整，全无汉人气息，连文衡山亦“无力回天”。后辈若郑簠、朱彝尊者等，皆以《曹全碑》为取法对象，周亮工亦不例外。我们看他的作品《黄河舟中作》，完全是用《曹全碑》的笔法创作，就连章法形式也规模《曹全》。
三、强调“己意”，力求“师其变动不拘耳”“己意”是《印人传》的核心思想，也是书法创作中周亮工特别看重的一点。周亮工强调的“己意”大概有以下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印章必须凸现印人的风格，表达印人的“性情” “本色”;二是作印必须是建立在古法基础上的“己意”，而非随性恣肆妄为胡作，运用在书法创作上亦然。他在《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云：“君名字数变，书亦数变，晚乃镕汇诸家，一以己意行之，遂臻极境。”[9]许友年少时兼习诸家，打下深厚的书法功底，晚年又“镕汇诸家”而参以己意，甚得周亮工赞许。在《书梁大年印谱前》周亮工则表达了对“能运己意”的梁大年的肯定而批判固守陈法不思变动的梁千秋（前者之兄），云：“世人恒以千秋胜大年，予独谓大年能运己意，千秋仅守何氏法，凛不敢变，不足贵也。”[10]他在《书梁千秋谱前》仍给予梁千秋激烈的批评：“千秋继何主臣起，故为印一以何氏为宗。华亭宋幼清曰：‘于鳞于诗文辄言拟议以成其变化，惜乎吾见其拟矣。’ 予于千秋亦云。 盖千秋自运颇有佳章，独其摹何氏‘努力加餐’、‘痛饮读骚’、‘生涯青山’之类，令人望而欲呕耳。”[11]梁千秋模拟何震的印章竟然到了令人呕吐的地步，可想亮工先生对于只会模拟而不能变动的人是多么的憎恶，以致其发出“江河日下，诗文随之，图章小道，每变愈下，岂不可慨也哉”[12]的概叹！亮工先生盛赞建立在古法基础上的“己意”，这样的作品既可以有技法作为支撑，又能表达作者的性情、本色。顾苓是这一类作者的典型，在《书顾云美印章前》，亮工先生谓谷口（郑簠）云：“今日作印者人自为帝，然求先辈典型，终当推顾苓。”[13]周亮工不仅对顾苓的印章独有情钟，更是对顾苓的书法推许有加，曾谓其：“行楷仿赵吴兴，最留心汉隶，凡汉碑皆能默数某阙某字，某少前碑、某失碑阴，某赝、某为重摹，其碑阴姓字皆能暗记。予姻谷口郑簠以此名世，家多碑版，云美僦一小庵近谷口家，翻阅数，日夕不倦，其笃志如此……”[14]顾苓对汉碑临习可谓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为学习隶书，他专门在郑簠所居附近盖一小屋，经年累月，打下深厚的功底，其所见汉隶碑版皆能一一道出。周亮工与郑簠是姻亲，平生所见郑簠所藏碑版枚不胜举，而他所言也表达了其对秦汉篆隶的留心。在他的一幅行楷对联中，全是篆隶的用笔，笔笔中锋，朴茂厚重。周亮工时常把篆隶的笔法和结体用在行楷书乃至草书创作中，使其创作自出机杼。乍看其作品仿佛给人一种凌乱、生涩之感，然细细咀嚼，又发现其一笔一画均出自古法，全然一派秦汉气韵。我们看他的《赠惟翁》、《七言诗扇面》（如左页图）、《书札》等作品，用笔短促稳健，将行楷流转的折笔掺以篆隶古拙生涩的方折。其结体受篆隶影响很大，行笔稳健有力。周亮工是明末清初“师碑”风气中的重要一员。他所主张的“通篆籀而后结构淳古，使转劲利”的书法观都被很好地运用到创作中。他独特的“碑行”体可视为对当时帖学的“打破”。他喜欢金石学，醉心秦汉篆隶，作品也因此显露出浓厚的金石气。周亮工倾尽一生心力钻研印章，其自用印大多规模秦汉“方正”一脉;同时，他的书风也受到其印学思想的强烈影响，表现为一种高古、奇崛，然而他这种“超自然”“超社会”的书风并没有被时人接受。到了清中晚期，书坛又出现了如何绍基、赵之谦等一批优秀的碑帖结合代表性书家，书风强烈，引领着此时期的书坛，比起周亮工那不入流的书风又更进一筹。直至当代，书坛才渐渐拨开云雾缭绕的历史给予周亮工小小的关注。客观地讲，明末清初之际，周亮工将篆隶的笔法和结体运用到行楷书乃至草书的创作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是一种前卫的思想和行动。他的积极探索无疑为后来碑学渐兴起了筚路蓝缕之功。本论文旨在贴近历史本真的基础上，以还原人物本身的地位，期以引起学界的关注。文 | 黄琴注释：[1]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8册《传记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页183.[2]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3]傅抱石：《评明清画家印鉴》，《傅抱石美术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页337。[4]《印人传》卷一《书何主臣章》，朱天曙编校整理《周亮工全集》第5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5][7][8]《印人传》卷二《书黄济叔印谱前》，《周亮工全集》第5册。[6]《印人传》卷一《书金一甫印章前》，《周亮工全集》第5册。[9]清·周亮工：《谷口临曹全礼器二碑合卷跋》，载《中国古代书画全书》第22册，故宫博物院藏，页167一168。[10]《印人传》卷一《书许有介自用印章后》，《周亮工全集》第5册。[11][12][13]《印人传》卷一《书梁大年印谱前》，《周亮工全集》第5册。[14][15]《印人传》卷二《书顾云美印章前》，《周亮工全集》第5册。周亮工书法册页《真意亭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