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医学思想论略
医国医民是历代医家所追求的价值理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医者的职责所在。追古抚今，“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是中国历史上对于医国医民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而章太炎无疑是践行这一志愿抱负的最为突出者。章太炎一生跌宕传奇，引人敬仰，被誉为“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
他的学问更是融通古今，博大精深，与其有着师友情谊的鲁迅先生曾评价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梁启超称其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是近代学术史上绕不过的一座丰碑。在学贯中西的同时，他在中医学领域也造诣良深，并颇多建树，得到当时很多中西名医的肯定和推崇，对中医的现代化和中医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力挽时艰与医国医民的大师情怀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社会和文化危机。救亡图存、鼎故革新成为一代国人共同的价值选择。社会各个阶层的仁人志士纷纷为这个已病入膏肓的国家循证诊脉，开出医国良方，章太炎先生可以说最为见识卓远。章太炎家学渊源，深受华夏文化的熏陶。杭州诂经精舍的七年学术训练积淀了他精湛的朴学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其成为了一名兼容中西之学、具有开创性眼光的青年汉学家。然而少年时便已萌发的民族意识和清初儒学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促使他走出精舍，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变法革新的时代大潮之中。
维新变法期间，章太炎与梁启超、汪康年等在上海编纂《时务报》，宣传改良。与康、梁分道扬镳后，章氏始创章学，作《訄书》论学论政，震动全国。《辛丑条约》后，他断发割辫，由改良而革命。1903年的“苏报案”，章太炎与邹容一同被囚三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广涉西学，入同盟会，主编《民报》，宣扬民主革命。他提出的民族思想以及齐物的平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后，他回国筹措建国，却又身陷政治纷争，因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氏幽禁北京三年。1916年，章太炎又投身护法运动，力主联省自治，始终站在反帝制、捍卫民主共和的阵线上。
19世纪20年代初，章太炎复以政见不合，退隐沪上，从政之心渐入颓唐。晚年的章太炎虽专心学术，然仍热心社会活动，撰医论，倡国学，吁抗日，足见其拳拳医国之心。对家国民族和亿万民众的挂怀，使章太炎勇于担当，他痛心于满目疮痍、为外族入侵的近代中国，一生为救世医国奔走呼号，传言立说，匡扶时艰，其不屈不挠之革命意志和敢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曾为辛亥前后一代革命者和学人所敬仰。
晚年章太炎医国路舛之际，恰逢国医劫难，但医学始终是章太炎一生之所爱，他在给夫人汤国梨的家书中曾表示：“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秉承这一信条的章太炎也藉此由医国转而医民，全心致力于考医史、验经方、撰医论、倡新医，鼓励后进，从而成就了他除却国学大师、革命家身份之外，更为近代极具思想性并备受尊崇的医学大家。
曾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章太炎答道：“实不相瞒，我是医学第一。”近代国医恽铁樵曾评价说：“太炎先生为当代国学大师，稍知治学者，无不仰之如泰山北斗，医学乃其余绪，而深造如此，洵奇人也。”
章太炎出生于中医之家，据《余杭县志》记载，章家三世皆知医，并都曾悬壶乡众，行医救人。在此影响下，章太炎在儿时就埋下了对中医的钟情与志趣。他16岁时因病放弃功名，然而却萌发了他心底久存的关注医学的种子。章太炎耳濡目染于先生俞樾，遍涉医典，也是得益良多。反清活动时期，他因政避难台湾、日本，在日本曾大量搜集医书精本，古代验方，抄录成册，遂开始涉足医论。晚年他更是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医学研究领域。
章太炎与许多近代名医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往来，其中更是有很多人拜入其门下，尊其为师，如余云岫，褚民谊、陆渊雷，章次公、孙世扬、徐衡之、陈存仁等，而一些当时中医界的领军人物，如恽铁樵、丁福保、秦伯未、王慎轩、王一仁等，也都对他十分敬仰，与他结下莫逆之交。章太炎对于医学的研究广泛而深入，留下了大量的医学论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太炎全集》第一辑第八卷为医论集，收录了章太炎的医学论文及见解文章共134篇，计26万余字。文章涵盖了医籍考证、医著评述、《伤寒论》研究、《金匮》研究、温病研究、方药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西医汇通研究等领域。反映了章太炎对中医理论的深刻认识和独创性的见解。近代思想界、学术界兼而善为中医者不为少数，但真正有专业建树的当推章太炎。
二、“独尊伤寒，融汇中西，更创新医”的学术主张
近代中国，西医的传入给传统中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对于中医发展以及中西医学关系的思考，成为章太炎晚年最为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
作为训诂大家的章太炎以其深厚的考据学功底，对中医四大经典皆有涉猎，对中医学历代的医学典籍也进行了系统而详细地梳理。他存疑于五行学说及《内经》言论，主张对其舍瑕取瑾。其医学思想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极为推崇汉代张仲景的《伤寒论》，并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论析和研究工作。他指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论》，其杂病之书，自《金匮》时复而下，率不敢一一保任”；“（西医）彼中伤寒治疗，至今浅陋无胜人处，而吾土独《伤寒论》辨析最详”。足见其对《伤寒论》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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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整理他的医论专著《章太炎全集·医论集》中，就收录了专论《伤寒论》的论文23篇。涉及了对《伤寒论》的人物考证、版本考证、六经考证、经方考证、注释研究、伤寒概念研究、寒温区分研究、以及六经病的辨治和经方的使用等诸多方面。
章太炎认为伤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伤寒论》中所涉伤寒是指广义的伤寒。他在《伤寒论讲词》中提出：“《伤寒论》一书，大概是治外感的书。《难经》云：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温病、有热病。则《伤寒论》是广义的伤寒，非五者中之一种伤寒。”他还考证了伤寒中六经的含义，指出：“仲景书不说经脉流注，《伤寒·太阳篇》有传经、再经等语，柯氏以为经指经界，不指经脉，实则经有多义，本非以一端尽也。”他认为六经并非指《内经》中的经脉，指出六经应有三种含义，第一指六部，即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第二种含义为时间，即六至七日为一经；第三种含义为清代医家柯琴所谓的经界说。
对于《伤寒论》中的经方，章太炎也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如大青龙汤、麻杏甘石汤、大陷胸汤、桃核承气汤、抵当汤、五苓散、桂枝汤等。不但总结了治疗温病的十八法十三方，还对不同经方的适应病证，用药时间，变通应用，做了详细地考察和论证。章太炎对《伤寒论》的评价、医理考证和论析，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科学理念。所以当西医东渐之时，他提出不可因西医之精而轻言废止中医。他在1927年为王一仁《中国医药问题》一书作序中指出：“是故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习西医者，见其起病有验，辄谓中土医术不足道，其效乃在药。夫药由人用，方由人合,用之失,虽黄精、人参亦杀人，然则所以能起病者,果药之功耶？抑医之功耶？”
章太炎通过对中西医治疗效果的比较分析，认为中西医学各有优劣。“远西医术解剖至精,其治脏腑积聚，胜于中土，而客邪时病，则不逮中土甚远……西方虽有远达疗法，然工拙相悬矣。”他分析认为，“窃观藏腑锢病，以中医不习解剖生理，自让西医独步”，“中医之忽略解剖，不精生理，或不免绌于西医也。独伤寒热病之属，其邪浮而无根，非脏腑症结比，自仲景以来，论其脉证独备，而治法亦详，中医能按法治之者，率视西医为胜”。据此，章太炎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西医在治疗内伤杂病方面多有疗效，而中医尤善外感时病，其中以《伤寒论》最具代表性。
同时他指出中医也具有科学性，西医虽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但在科学性方面也有其弱点。“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中间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
西医则有化学家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助其药学；理学家发明体温计、X光、显微镜，助其诊断；电学机械家助其治疗，此中西医一进一退之关键在焉。”章太炎通过比对，提出西医自身也存在缺点和不足，即七过论，从而肯定了中医在综合论诊、辨证求本、复方论治等方面的优势。
章太炎是近代以来最早倡导中西医融汇互通、共同发展的医家之一，为此他提出了中医应自信自立，“融会中西，更造新医”的主张。
一方面，他认为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认知理论，可以应用于中医的脏腑经络理论，二者相互印证，从而纠正中医在认知方面的错误。他指出“自远西解剖之说行,有可以证明吾土旧说者，即如冲、任、督三脉，冲即大动脉……任即输精管，督即脊髓神经，惟神经散布于周身者，为吾土所未也”；“《难经》则谓三焦有名无形，试问三焦究有物否？大概即西医之所谓淋巴腺者是”。他的这些归结，并非简单比照中西医的形态方位，而是结合历代医典中相关论述，详细考证得出的结论。为此，他还倡议，中西医应统一名实，在称谓、概念上相融通，为中医走向现代做准备。
另一方面，他认为通过中西医对同一病症的诊断、治疗，以及不同的表述和认识理解，可以使中西医相互借鉴、相互印证。如对于霍乱的治法，他指出：“夫霍乱甚者，厥利交作，渐至脉脱。在此土则以四逆汤、通脉四逆汤救之。在西土则樟脑针、盐水针救之。四逆汤二方，并以生附子为君，强其心脏。以干姜为臣，止其吐利。二者相合，脉自得通。樟脑针亦强心之术，与此同意。若夫以水淡血，以盐收拾脉管，则所谓以盐养脉者也。”
这种比对研究，在他的医论代表作《猝病新论》中屡见不鲜。这对于中西医在病理病机考察，以及药物撷用等方面，都提供了相互借鉴的内容。中医可以容西医之新知，发展中医之理论，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并指导中医的实践。
此外，章太炎还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传统中医，他晚年的大部分精力投身于医学教育之中。1926年，当时的名医王一仁、秦伯未、徐半龙、严苍山、章次公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医学院，邀请章太炎为首任院长，章太炎慨然应允。该校倡导融合新知，创立新中医，学院共招生十三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青年中医人才，中国近代中医教育的首部中医教科书便是在此期间问世。这其中章太炎居功至伟。
1927年，徐衡之、陆渊雷，刘泗桥、章次公、章巨膺等人又在现上海淮海中路重庆路创办了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章太炎就任院长。学校采纳了章太炎中西医结合的主张，对所教课程进行了针对性的设计，学生须学习化学、生物、生理、解剖等西医课程，而中医课程中重点以伤寒论为主课。晚年迁居苏州后，章太炎还曾担任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苏州国医研究院院长等职务，可见他对中医的传承教育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三、富有“融通性、实践性与开创性”的医学思想
章太炎的医学思想具有极强的融通性。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博古通今，其深湛的古文及考据功底和学跨中西的深远见识，使得他对博大精深的中医的认识独具特色。他对于哲学、训诂、考据学的深刻认识有助于他分析、校读、批注历代医典，从而做到去伪存真，还原真意。他对西医生理学、解剖学的谙熟，也对他融合中西医提供了帮助。尤其是他对于学术研究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中医理论科学方法论的认识为中医的发展打开一扇门，形成一套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这同时也为当代继续推进中医走向现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当今时代，我们更加需要以超越的眼光，多元的视角和交叉的学科背景，来审识中医，发展中医。这不仅仅是中医工作者的责任，更是全社会的责任。
章太炎的医学思想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章太炎曾指出：“夫医者以愈病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治苟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焉？”认为中医之要害在于痊病愈人的成功，治疗效果是检验中医价值的最终归宿；要发展中医，就要善于发现中医注重实践的特长。章太炎将对《伤寒论》的医学思考及对其实践性的认识作为关注的领域，而对于五行、内经学说则多有排斥。生动地反映了章太炎以临床实效为最终关切，发展中医的主张。章太炎也是从《伤寒论》的论治经验出发，把六经辨治的思想以及伤寒经方变通运用于伤寒以外的其他疾病，试图形成一套可推而广之的模式。
章太炎十分重视医学临床的作用，他提出：“凡事虚拟其理，不如实征其状，况医道自古至今，长于空议，多不征实，随吾所发，必至甲乙相争，无裨实益。”因此他时常自医医人，审探医理，主张收集、汇聚医案，在实践中摸索经方的运用，以供后人研判。
章太炎的医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开创性。章太炎对于医学的发展革新思想也极具特点。基于长久以来对中医的深入思考，建立起自己认识中医的独特的、极具开创性的理论体系，即“融汇中西，更创新医”的思想体系。以他对中医理论的客观评价为基础，以他所擅长的医学考据和中西结合思想为基本方法，扎根于以伤寒、热病、时病为重点的实践和医理研究，以对中医治疗实效性的关注为价值指向。再加之他对医学教育的悉心投入，使得他的医学思想在中国近现代中医发展中具有独特创新作用。正如姜义华教授所评价，“综观章炳麟医学研究，最可贵的地方，不在他的许多结论，而在他致力于融会中西创立新医的治学方向”。
客观地说，章太炎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家，医学只是他众多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他的临床经验有限，对中医的思考与评价也有局限性，如其独尊伤寒，对内经、五行理论以及历代医家多有诟病，这固然与他看待中医存有科学主义和机械论的视角有关，同时也与当时中医广受质疑的社会风潮环境相联系。但这些不能否定其作为一个近代政治思想家和国学大师在社会思想领域中对促进近代中医发展的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