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院长与互联网医疗公司总裁同台对话，都聊了哪些行业大事？
北京“禁止医生加号”政策的正确解读：8小时之外医生提供服务是允许的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刘玉村院长：北京卫生局出台这个政策肯定有他的考虑，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如果用一纸行政命令就能限制所有人的行为的话，我觉得现在做不到，我们必须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去面对互联网给我们创造的未来。
至于说因为号贩子的事件引发了后边连锁的反应，我觉得这都是应急的办法，无可厚非。如果一个医生通过那样的形式去加号，从我个人、从医院的院长的角度来说，我本身也觉得是好事。如果互联网能给病人解决问题，能给医生搭一个桥，能跟患者之间建立联系，这本身不是坏事。
但是有一点，如果我们某一位医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赚取个人回报，这种汲取财富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如果是从患者角度出发，本着更好得为患者治病的角度出发，方式上存在一些小毛病，我个人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好大夫创始人兼CEO王航：这个政策对好大夫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卫计委的态度是分清楚基础服务和商业服务。医生八个小时之外你们去搞商业化我不管，但是在医院里边的门诊出诊单元不要去动商业化的念头，因为这是归属社会的，是医生的基础服务工作。这是卫计委的本意，我认为非常准确。
各个医院具体的执行力度也完全不同。有些医院非常开明，因为互联网能够给医院和个人带来价值。但是有一些医院就不太一样了，他们对于互联网还是没想清楚，总是觉得我的医生为什么都跑到你们平台上去干活，我号召不了他们，但是凭什么跑到你好大夫平台上去免费回答患者问题？
八小时之内院长们一定是有方法、有号召力让我们的医生去提供服务的，而八小时之外，互联网平台则很好的兼顾了个人品牌和医院品牌，让医生们一方面建立个人品牌，一方面也是为医院品牌积累影响力，因为每一个医生，都是在公立医院大树上的一个非常漂亮地一个树叶子，一个果子。
关于这个政策，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里面，如果我们的领军者对一些违规的操作方法，没有号召大家一起去形成一个行业自律，最终如果等到政府来规范这个行业的时候，受害者往往不是那些操作不规范的企业，反倒是有我们自身受损更大一些。
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在互联网时代，我们觉得是一个机遇和机会，医院的医生、专家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专业知识去服务病人，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你要用合理、合情、合法、合适的方式，互联网上面有海量的流量，各种各样有需求的病人，再加上和睦家这样的服务平台，卫计委给我们办理好手续，那么我想这是我们发展的一个好机会。
主持人刘谦：微医做的是互联网医院，我的理解是未来的一种新形态，它跟现有的医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微医CEO廖杰远：首先我们要分清工作时间的公共服务和自由时间的自主服务，这是完全两个意思，但是我看到现在很多媒体解读把它们给混淆了。作为一个医生，公立医院的医生在工作时间提供公共服务，因为我们医院是公共服务机构，毫无疑问，这里面我所有的收入都应该归属于这家医院，然后按照医院薪酬和奖励的一个制度，我获得从医院帐户里出来的相应的收入，我不应该应用工作时间的公共服务的资源去获得额外的收入，政策所明令禁止、严格禁止的是这一类的情况。但是所有的政策解读非常清楚地讲到医生利用自己的自由时间，为患者去提供更多的服务，咨询也好、随访也好、随诊也好，甚至于多点职业也好，在我们指导医改的一个核心的方向就是推动医生的多点职业，推动医生的自由职业。
主持人刘谦：医生又要看病，病人多得要命，然后还要做科研，还有很多事，为什么医生在8小时以外还有时间在您那儿做免费的服务？
微医CEO廖杰远：我们成长的方向是医生要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所以他在我们的医院多长时间，自己还有多少自由时间，是医生为自己在做分配的，我们的政策也会越来越支持自主的决定和分配，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我们要分清楚的界线是你是在工作时间公共服务还是在自由时间的自主服务，自由时间的自主服务你可以按照市场自己定价，这是进不了医保，老百姓可以按照医生的自由的定价，你可以自由的付费，但是你报销不了，自己掏钱。但是你在公共时间、工作时间的公共服务一定必须按照严格的医院的管理规范，所有的第三方的服务机构你只能和医疗机构发生关系，或者和政府发生关系。
国内的三甲医院利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做夜间门诊、周末门诊，医生在这个时间做随访、做复诊，获得相应的收入和补贴，所以会有规定，在规定下，自然而然回归到合理的一个状态上面去。
互联网医疗信息应该如何开放？
主持人刘谦：如何解决医院信息孤岛的问题？
刘玉村院长：因为这牵扯到保护医院的隐私，也保护患者的隐私。我觉得医院本身很难把整个过程细化到什么程度，比如说病历首页，实际上现在病人的病历首页在北京市卫生局，在国家卫计委都有，这个首页里面有相当丰富的内容，他们也借助病历的首页在做各种排行、评比，做一些效率的考核等等。
但是，真正病历里面内涵的东西，比如说检查结果实际是开放的。病人或其家属拿着身份证就可以复印。不过，主观病历的记录，也就是说每天哪个医生看了这个病人、什么指示、怎么讨论的，这个过程也大可不必到互联网上去分享。但是病人真正实质的内容，通过病历首页，再加上一些客观的一些检查、报告、结果，我觉得在目前的时代是够用的。
主持人刘谦：美国推电子病历，医疗信息化推的很厉害，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尝试？
盘仲莹院长：我们都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病历，在北京我们除了分家医院，还有八个卫星诊所，还有和睦家康复医院，那么在所有的机构之间都可以实现信息共享。
其实我觉得刘院长说得很大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患者隐私的保护和第三方信息交互，我们目前没有一个标准，这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于这些信息的保护，需要把各方的责任界定清楚。
我记得今天早上看到一条说某城市的妇幼保健院把产妇的信息以100元一条、最高300元的价格出售，实际上医院运营的每一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患者的这些数据，它如果进到了第三方，完全的超出了我的控制的范围，而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说大数据来了我们都特别high，一旦患者的信息被泄露，患者找谁？肯定找医院，那我们作为院长来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二个就是国家的医疗数据平台，其实应该是叫上行下效，就是国家的政府部门要公开发表一些可以分享的数据。比方说你到美国的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服务中心(CMS)网站上，你可以看见各个医院的疾病支付比例、职工数量等数据。
但我们的社保、医保，整个都是一个黑箱，外面都不知道它这个钱的支付，包括各个医院的支付，以及相关的医院的质量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在跟第三方进行合作的时候，通常都会要反复找法律部门说清楚，我们怎么进行数据交换，怎么样保护第三方信息，但都只能在一个点的层面上去操作。如果有一个关于医疗信息的第三方保护协议，类似美国那种，保险公司、第三方它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一个责任，这样我觉得更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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