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往事引子
这是一个关于打天下和王朝合法性的故事。 我们将分四期来讲这个故事，分别为：
满清往事 引子
满清往事 1644
满清往事 1793
满清往事 1894
每次早起在去机场路上时，脑子中都会浮现出一首诗——
猎猎南风拂驿亭，
五更牵缆上空泠。
惯行不解愁风水，
瀑布滩雷只卧听。
诗的作者叫王闿运，是齐白石等一干名人的老师。他一生的理想是当一名“帝师”。
年轻时的王闿运，曾费劲心机劝曾国藩养寇自用，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徐图进取，最终收拾残局，将江山之主由爱新觉罗改姓为曾。只是可惜，读了一辈子宋明理学的曾文正公没这个胆子，失眠了几天又老老实实给清王朝搬砖去了。
一直到了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平定捻军后，回到金陵。从金戈铁马一下子闲了下来，晚上便请自己的亲信幕僚一起聊天。
从曾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间里，给曾在思想上带来最大震撼的是与幕僚赵烈文的聊天。在曾国藩日记中，几乎每天都记下了“至惠甫处一坐”“与惠甫久谈”之类文字。
他们两人最重要一次谈话发生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质疑了清王朝的合法性，同时作了一个惊人的预言：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
一百多年后的我们，自然是以一种乱世风雨飘摇的视角来看晚清这段历史。但身处其中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处在“晚”清。更何况自1864年平定太平天国后，清王朝声势大振，洋务运动如火如荼。
我们看电视剧《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训斥皇帝大臣，摆功劳的时候，时常说“孤儿寡母，平长毛，剿捻子，辛辛苦苦，开创了同光中兴”。
曾国藩和赵烈文的谈话，就是在这样一个“回光返照”的中兴盛世下进行的。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天黑后，曾国藩到赵烈文处聊天。
曾忧心忡忡地说：“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听了赵烈文这番大胆的谈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
显然，曾总督不完全同意赵烈文的观点，认为清王朝不可能完全被推翻，顶多发生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政权南迁后南北分治、维持“半壁江山”的局面。
对此，赵烈文明确回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即赵烈文认为清政府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后还能苟延残喘百余年，恐将彻底灭亡。
赵烈文虽然回答得十分坚定，但曾国藩还是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说法：“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赵烈文的回答，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
明亡后，清军因吴三桂冲冠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有天下者太巧”；入关后为震慑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决定了它的统治缺乏道德“合法性”。
要说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帝工作最卖力、职业态度最好，恐怕非清朝莫属。不像明朝的皇帝们，木匠、混混、道士什么的三教九流都有，清十二帝很难说哪个是昏君。
但赵烈文认为，虽然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君德”比较“纯正”，但善与恶并不能相互掩盖和弥补。何况“天道”已经给了清王朝十分丰厚的回报，因此这些后来君王们的“德泽”，既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惨无人道，也不能成为后继者享用不尽的政治老本，更不足以补偿其统治合法性的严重匮缺。
听完赵烈文的话，曾国藩没有继续反驳，而是在沉默良久之后表示了默认，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此次谈话对曾国藩的触动非同小可。此后几天里，各种想法不断闪现在他脑海里。他有时同意赵烈文的看法，有时又产生怀疑，觉得大清王朝不会死得这么快。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从曾国藩自身的利害来考虑，还是从他所肩负的责任来观察，他都不希望看到由他亲手拯救出来的大清王朝走向灭亡。
半个月之后的七月九日晚上，曾国藩又把赵烈文约到两江总督衙门的后花园里，边乘凉边继续探讨这一重大问题。
赵烈文说：“在上海见恭邸小象（恭亲王奕的照片），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
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当姬旦（周公）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餗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曾国藩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事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减征（指太平天国乱后减征赋税），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指同治三年六月攻破金陵以前各路军队的经费开支，可以不必造册报销，只需开一个简明清单上奏。即，这些年湘军花多少钱就算多少钱，朝廷都认可，不予查究。），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
赵烈文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议减征，创自外臣，非中旨也（是地方官首先发起的倡议，而不是出自皇帝的旨意）；免报销，则以此番饷项，皆各省自筹，无可认真，乐得为此宽大，亦巧见耳。勤政诚前世所罕，但小事以迅速而见长，大事亦往往以草率而致误。而中兴气象，第一贵政地（指朝廷）有人（关键要有好的领导人），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未必其然也。”
听了赵烈文这番议论，曾国藩的心情愈加沉重，不过他对清王朝仍然抱有某种希望：“本朝乾纲独揽，亦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径达御前，毫无壅蔽。一女主（指慈禧太后）临御，而威断如此，亦罕见矣。”
赵烈文毫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一心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然。顾威断在俄顷，而蒙蔽在日后。一部《红楼梦》即其样子，又足多乎？所谓威断者，不在行迹而在实事，一语之欺，清浑立辨，则群下无不惴惴，至其面目，转不妨和易近人。”
此次谈话非常有趣。曾国藩特意约赵烈文到后花园交谈，原本想用“勤政”“君德厚”“权柄不下移”和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为人聪颖、慈禧太后遇事“威断”等等来说服赵烈文。
然而赵烈文完全不这么认为。他对曾国藩的每一个观点都持不同看法。他不仅认为清王朝的“大势”已去，而且“气数”也将尽。处于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有“好亲王”“好太后”或者“好皇帝”什么的，都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没有。也就是说，清王朝很快就会走向灭亡，是大势所趋，是谁也左右不了的。
在专制社会里，王朝兴衰和江山社稷长短的话题，既敏感又重大。不要说同事朋友之间，就是亲人甚至夫妻子女之间，也是很少涉及的。尤其像曾国藩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显然更不适宜谈论这种话题。然而，他和赵烈文，不仅反复倾心交谈，而且开诚布公，毫无保留，即使谁也说服不了谁，也毫无关系。如果不是亲密无间，相知很深，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领导和幕僚之间，能够达到这种高度默契的程度，确实少有。
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论断，表面上好像仍然无法或不愿意完全相信，总感到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最起码可以像东晋、南宋那样长久偏安，实际上在他内心里，已经无法抹去清王朝即将灭亡的阴影。
一个多月后，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再找赵烈文交谈这一敏感话题并说出下面这句含义深刻的话：“如捻贼得灭，朝廷中兴，犹为不负此举（指剿灭太平天国），不然，何足道耶？！”
潜台词是：清王朝如果没有中兴局面出现，他以前的一切努力，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会产生负面影响，自己也会在历史上留下骂名，如果真是如此，还不如让这个王朝早些寿终正寝为好！
曾国藩心境之凄凉，对国家前途命运之悲观失望，于此可见一斑。
最终让曾国藩对清王朝彻底失去幻想，是在曾国藩经历了一路北上的走访调查和广泛接触清王朝最高领导核心人物之后。
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他北上就任后，终于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以及文祥、宝鋆等军机大臣，并在数日内连续多次受到皇上和皇太后召见，还数次参加国宴。
在乾清宫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曾国藩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班列汉臣之首，与满族大学士倭仁东西相对，享受清廷的最高荣宠。
直隶总督和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不仅让他有机会面对面接触和观察清王朝的几位最高领导，而且通过观察、谈话和出席最高国务会议，使他对清政府的核心人物和全国形势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直到这时他才不得不承认：清王朝确实大势已去，国家的颓败程度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想，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这一切正如赵烈文早就预言的那样，整个清王朝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只能眼看着它一天天沉没下去，再也没有浮起来的希望。
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余一筹莫展。”
曾国藩又对当朝核心人物一一进行点评：“两宫（慈禧和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讲不到点子上）；皇上冲默（淡泊宁静），亦无从测之（看不出深浅）。……恭邸（恭亲王）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地位不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素无威望）；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文正公这番话，可以说是把清王朝核心圈子喷了一个遍。更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余更碌碌”，完全是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天津教案处理失败后，曾国藩又回到金陵两江总督任上，便开始叫赵烈文整理自己生平资料，准备后事了。
这一幕，在三十年后又重演了一遍。曾的弟子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上，即将北上背辛丑条约的锅之际，将生平资料交给了梁启超。功过是非，由大才子去作传吧。是不是很有乔布斯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