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50～52）
那支夏县知青宣传队
1969年，知青插队的第二个年头，“九大”召开了。为了庆祝“九大”，县知青办决定挑选知青中有文艺特长的知青，组成一支知青宣传队。在村里干了小半年活的知青，听说能脱产搞宣传队，别提多高兴了，急急忙忙赶到县上。
这支夏县知青宣传队人不多，个个精明能干。大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红代会下属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歌舞史诗中的演员。有禹王的郭旋、曾嘉琪、吴魁志、钟国长，庙前的张小京、泗交的张祖常、罗羽铭、孙岩，祁家河的邵元等。大庙公社杨家川来了四个知青，黄元、王青、张小红和范希耿。黄元是北大副校长黄一然的儿子，范希耿是福建省省长范式人的女儿，都是因父亲受到迫害，选择了到夏县插队。王青，当年在北京赫赫有名，因“联动”的事，还蹲了几个月号子，不过几个人都有文艺天赋，和《路线》的知青很快成了好朋友。那时，这些知青十七、八岁，个个活泼，个个漂亮，个个身手不凡。邵元舞跳的好，在《路线》时就有“四大尖子”之称。刚到县里那天，在县革委大院里就跳开了，一曲《北国风光》，让县里的干部开了眼，两眼直勾勾盯着看。罗羽铭原来是《路线》的作曲，组织乐队是长项。黄元的手风琴拉的好，专业范儿。此外，还有一个叫李恩平的天津知青，天生一副好嗓子，吹得一手好笛子。
排练开始了，在邵元的组织下先排了《洗衣歌》。《洗衣歌》是一个以西藏音乐风格表现军民鱼水情主题的舞蹈，在当年十分火爆。音乐美，场面活，跳功讲究，服装也漂亮。8个女生身着五颜六色的藏裙，个个青春靓丽。钟国长跳班长，一身军装，红领章，红帽徽，英姿勃发，帅气十足。整台节目丰富多彩，开场舞是罗羽铭作词作曲的《大红鼓敲起来》，很有气势。郭旋的独唱，邵元的独舞，黄元的手风琴独奏，李恩平的笛子独奏，都是专业水准。夏县的知青们也以此为荣，说：“这是咱们知青的宣传队”。排练之余，生活也很有情趣，白天排练、演出，晚上聚在一起拉琴、唱歌。《送我一支玫瑰花》、《草原之夜》，一曲曲老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静谥的夜晚，美妙的歌声在小县城的上空回荡。
这期间，宣传队的张祖常、罗羽铭、孙岩等还组织了一台戏，排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张祖常演杨子荣，胡国生演少剑波，宋志强演李勇奇，沙春荣演小常宝，孟庆生演座山雕，孙岩演小炉匠，“八大金刚”也都是知青扮的。服装都是东拼西凑的，还真有模有样。能在深山老林里让老百姓看到“大戏”，在夏县是破天荒的事。
一个月的排练演出很快结束了，知青们就要返回各自的村了。受黄元、王青的邀请，一些宣传队的知青到山上杨家川坐客。杨家川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却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知青上山的时候，还特意带来一台钢琴，是十几个人抬上山的，这在全国知青里实属罕见。入夜，山风轻轻地吹着，空中弥漫着野花野草淡淡的幽香。知青们摆上木板支的小桌，铺上白床单当桌布，摆上俄罗斯式古典风格的蜡烛台，点上红蜡烛，更增添了夏夜的恬静和柔美。没有红酒，就把白酒兑上蜂蜜，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蜜沉沉。晚宴在黄元弹奏的莫扎特名曲——《土耳其进行》曲中开始。大伙儿你一曲，他一曲地唱起来。热情奔放的《我的太阳》、委婉哀伤的《明亮的窗户》、撕心裂肺的《负心人》，以及情怀感伤的《重归苏莲托》。在那“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的夏县大山里，曲曲美妙的歌声，道出了知青对未来的憧憬。
后来，这些知青不少成了专业演员。黄元进了宁夏歌舞团，成了钢琴家。郭旋进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成了歌唱家。钟国长先是到运城地区文工团，在舞剧《白毛女》中跳赵大叔，后又被选调进了省军区文工团。李恩平去了运城地区文工团，担当了多部话剧的主演，成了台柱子。邵元考入山西大学音乐系，毕业后一直从事音乐教学。
几十年后，回想起那段时光，恍如昨天，历历在目。2018年春节前夕，黄元、王青、钟国长等知青又都见了面。聚会那天，还邀请了老朋友知青诗人食指。大伙儿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谁能想到时光已经穿越了半个世纪。
那支夏县知青篮球队
也是九大的时候，正赶上“五一”篮球赛。夏县人喜欢篮球，县上也重视篮球，每到“五一”、“十一”都要举办全县篮球赛。县城中心有个灯光篮球场，每逢球赛，这里灯火通明，成了县里最热闹的地方。
那年“五一”篮球赛与往年不同，因为有了知青的到来。县革委会生产组决定选一批球打的好的知青，充实到原有球队中来。听到消息，会打球的知青风尘仆仆赶到县上，一下来了三十多人。先是分拨儿打了练习赛，最后挑了四个知青入选。有我、廖重远、刘翊和吴锡光。廖重远、刘翊是北京师院附中校队的绝对主力，一个一米八四，一个一米八五，都司职后卫，这在一般球队里也算高后卫了。北京师院附中在北京是篮球名校，在全市百所中学中连续多年位居前三。还出了个篮球明星，后来成为国家男子篮球队队长的黄频捷。1968年全市中学联赛，一举击败了实力雄厚的男四中、三十五中夺魁。选中这俩人，算生产组的人有眼力。吴锡光，北航附中的，属于灵活型组织进攻的小后卫。我司职前锋，速度快，弹跳好。后卫把后场篮板球拿下，一声“走”，球从人缝中传出来，一个长传球打到前场，我飞身上篮，常常打得对方措手不及。最后生产组轻松拿了冠军，夏县知青也打出了名气。
到了秋季联赛，知青们提议自己组队。赛前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在知青中网罗打球好手，大庙杨家川来了两个知青，一个叫王文波，一米八三，一个叫李小平，一米八二，北航附中校队队员。还有京工附中的彭义，天津知青范炳璐、孙广智，师院附中在祁家河插队的老栾，个个身手不凡。这次主要对手是在夏县称霸多年的商业队，有了上次败给生产组的教训，商业队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决战在即。知青们听到消息，也早早赶到县城，在篮球场占了地。整个篮球场座无虚席，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
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一交锋，就火药味十足。商业队采取全场紧逼，贴身防守，粘着你，不让你拿球。知青们成天在村里干活，虽然技术好，但长期没训练，配合不熟练，体力也渐渐不支，眼看比分拉开了距离。商业队一个队员一不留神捅了刘翊眼睛一下，刘翊火了，上去就是一拳。场外看热闹的知青也跟着起哄。比赛只好停下来。廖重远把我们叫到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别这样，咱们是代表知青打球，别让人家看咱们笑话。”刘翊主动道了歉，双方讲了和，比赛继续进行。双方实力本来就不相上下，知青队个人技术好，慢慢占了上风，有了一些配合，心顺了，球也顺了。最后，知青队一分险胜。不打不成交，后来，知青们和商业队队员都成了朋友。
后来，县里组织县代表队，参加全地区联赛，我、廖重远、吴锡光入选，又代表县里参加了地区比赛。比赛在临猗进行，当时运城时兴篮球。盐化局篮球队在运城称霸多年，运城拖拉机厂招来了天津少年队的几个天津知青，异军突起。运输公司招来了省青年队几个队员，威风八面。再加上闻喜、新绛、永济等几个强队，真是群雄逐鹿。开始，谁也没把夏县队放在眼里。可开打以后，夏县打一场胜一场，最后在13支球队中拿了第三名。廖重远被选进地区代表队。1680部队想调我们到部队篮球队打球。盐化局也向我们示好。也正是那次机会，我被招进了盐化局。说来，还真应该感激夏县，给了我那次机会。
从秋季联赛开始，县上打篮球的知青来往就多了。有了比赛，一个电话打到村里，就风风火火赶到县城，住在县知青办的客房里。那时，知青们凑在一起也抽烟，一般就是抽8分钱的金鱼烟、羊群烟，一股子草腥味。两毛多钱的烟斗、墨菊，三毛多钱的香山、恒大更是无人敢问津。一天，吴锡光掏出一盒五毛一一盒的红牡丹，让大家一饱口福，一人一根，有福同享。一天，廖重远约球友们到他插队的秦寺去。大灶上冷冷清清，只有一堆粉条，竟拿一顿炒粉条招待了大伙儿。那也无妨，吃什么无所谓，要的是痛快劲儿。七、八个知青填饱了肚子，躺在打谷堆上。吴锡光还背了手风琴来，乘着习习的晚风，轻轻唱起来：“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后来，县知青篮球队的几个人都有了去处。王文波先是当了兵，后成为著名摄影家。刘翊进了部队专业队，廖重远调回老家湖北，也进了专业队，吴锡光进了省羽毛球队，李小平上了山西大学，孙广智、范炳璐进了石英厂，我去了盐化局。我常想，一波儿知青潮涌进夏县，这1300名异地来客，到底给夏县带来了什么？不用说大话，什么新思想、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反正，和我们同龄的夏县人，在他们的记忆中，那支知青篮球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说起打篮球，说起那些打球的知青，他们至今还记忆犹新，津津乐道。我看，这也就足够了。
那些返乡的夏县知青
在夏县1300多名知青中，除了北京、天津知青之外，还有一些返乡知青。与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插队，还不如回自己的老家。与集体落户的知青不同，他们大都有各自的家庭背景，和夏县有着不解之缘。
在夏县，提起乔明甫，几乎无人不晓。乔明甫早年从夏县参加革命，先后两次入狱，在国民党监狱被监禁了十年。他的一本《王若飞在狱中》，让人们了解了共产党员在狱中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文革前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后又任河南省委书记。1968年10月，乔明甫的两个女儿乔丹阳、乔丹桦回夏县插队，落户在水头镇西下晁村。一年到头，她们和村民们一起春种秋收，摸爬滚打，完全打成了一片。谁也看不出她们是北京知青，更不会想到是部长的女儿。俩人都对农业科研有兴趣，经过几年的努力，和村民一起培育出“下晁一号”的小麦优种，在全县推广。乔丹阳还被评为全县知青的科研尖兵。插队5年后，乔丹阳被村里推荐上了山西农学院，毕业后又回到运城地区农业局工作，后又走进中国农科院大门，又在农业科技出版社任职，一辈子没离开农业科研，成了农学方面的专家。我们相识是在筹备运城知青纪念上山下乡40周年的时候，她精明强悍，为人热情，被推举为运城市知青联谊会的会长。近些年，她热心知青公益事业，担任《中国知青》刊物的主编，参与组织了多项全国知青活动，被知青圈称为“乔大姐”。
孙雨亭，是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夏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战争年代是运城地区游击队的组织者、领导者，参加过“百团大战”。1949年随军南下，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职，后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在云南德高望重。在夏县，更是以孙雨亭为自豪。1969年1月，孙雨亭的两个儿子孙大虹、孙小虹回到老家大侯村插队落户。哥俩从犁地、摇耧、种麦、割麦、脱粒、磨面学起，什么农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大侯村和水头相距30里地，要经过马村坡、坡底两个陡坡。为了给大队油坊拉炭，俩人拉着几百公斤重的平板车，往返在大侯和水头的路上。磨炼了意志，也悟出了“人生就是爬坡、爬坡没有退路”的道理。后来，俩人都在云南从事政法工作。孙大虹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省禁毒局局长，孙小虹任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成为知青中的佼佼者。恰巧俩人都喜欢摄影，孙大虹还担任了全国公安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不少反映公安战线的摄影作品。发表了《禁毒风云录》、《金盾之光》、《为了一片净土》等多部著作。他的《毛主席是我们家里的人——中国56个民族人文情怀影像纪实》大型摄影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展后，又到全国多个城市巡展，并在夏县知青博物馆中永久保存。
在办《思想战线》的时候，结识了卫陵彦。卫陵彦的父亲也是从夏县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69年，卫陵彦回到夏县老家插队，落户在郭道公社陈村大队。他在《思想战线》发表的文章是《时代青年之猛进》，文中提出，中国要走富国强兵之路。在当初那个谈富色变的年代，敢提出这样的观点，的确难能可贵。卫陵彦从插队时候起，就对夏县的人文历史感兴趣，从他在地里挖出远古时期的第一件石器开始，陆陆续续收集了许多石斧、石刀、石犁、石磨盘、石环以及陶片。经过向专家请教，阅读考古和文物方面的书籍，认为陈村应是一处重要文化遗址。他把情况向县文物部门反映，又带着文物部门的专家实地勘察，最后县里认定陈村为仰韶文化遗址之一。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河南省偃师县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为什么夏县作为夏朝国都，却不是夏文化所在地？他经过研究，以出土的陶器、挖掘的文化遗址为证，提出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典型的夏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同源，填补了夏文化研究的空白，修正了夏县无夏文化的认知。卫陵彦在夏县插队8年，夏县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他的人生奠了基。后来，他就读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在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成了党史专家。后又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社会文化司司长，成了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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