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育中 ‖ 运城记忆（17～19）
那些盐化的掌门人
在盐化，我接触过的局、厂领导有若干人。过去，盐化局规格高，和地、市平级。一把手要么是有资历的老干部，要么是有背景的“空降兵”。由普通干部熬到局长的的确不多，张文成就是“熬”出来的局长。
张文成是北京航天工业学院最后一年入学的70届毕业生。北航虽不及清华、北大出名，但内行人都知道，这所大学担负着国家国防的使命，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高材生。我和文成差一岁，他是“老五届”最小的，我是“老三届”最大的。但证明身份的学历不同，也决定了属于两个不同的群体。他多了几分老大学生的稳重、成熟。我则和知青一个属性，属于那个荒唐、无知、被遗弃的知青群体。他最初是局宣传部的干事，全局的理论教员。当时我在厂宣教科，我们是在理论培训班上认识的。他思想敏锐，思路清晰，眼界开阔，沉稳大气。最大的特点是善于倾听。善于倾听，是一个高水平领导的天赋秉性。一方面，体现了对人的尊重，让你有一种亲切感、存在感。一方面，体现了个人性格，给人以谦虚感、平等感。文成后来到二厂当了书记，又到局里当了局长。改制后，当了南风集团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成了一个大型国企的掌门人。文人当政，自有文人之道。那几年，正是盐化风生水起，风光一时的时候。面对变化莫测的市场竞争，担当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的重任，受命于广大盐化职工的信任，主政于国企生死存亡之时，对于一个北航大学生来说，实属不易，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社会担当。
文成为人实在，还十分风趣幽默。2002年，我回运城探访，文成设宴款待。席间他讲了一个万荣笑话，先是问大伙儿餐桌上的转盘是怎么来的？然后说了四个演变过程。最初是把筷子加长，但胳膊肘拐不过弯，不行；接着采取挪椅子的办法，吃一会儿，挪挪地，也不行；再后来是抬桌子，吃一会儿，大伙一起站起来，“一、二、三”，把桌子转着圈挪，当然也不行。最后办法是，把大餐桌中间掏个洞，中间是一块活的板，一个服务员在桌子底下转这个板。他说：“实践出真知，最后才发明了转盘，这是万荣人的一大贡献。”大伙儿听了哄堂大笑。一个故事，竟让他讲的条理清楚，丝丝入扣，真不愧是搞理论的出身。
吕景钊，二厂的厂长，后来当了盐化局副局长。和张文成比较，完全是两种不同作派，两种不同的治厂风格。最大的特点是，干练、率直。那时，每天傍晚，是厂部院最热闹的时候。打羽毛球的、下象棋的、看电视的、聊闲天的。吕景钊摇着芭蕉扇，这看看，那瞧瞧，和人们聊着家常，没有一点厂长的架子。二厂篮球队进城比赛，他一声“走”，七、八辆大卡车进了城，在运城体育场占了半个看台。去黄河滩种豆子，他得亲自带队，好像有点不务正业，但他心里有杆秤，工人们生活的事，到什么时候也是大事。说归说，厂里的生产经营当然是正当防卫。那年，他提议全厂学技术，全员参与，分为理论考试和技术比赛。先是把与生产相关的理论知识，包括生产原理、生产工艺、技术规范印成小册子，人手一份，人人必答。然后进行实际操作演练。车工和车工比，锅炉工和锅炉工比，连食堂炊事员也得参赛。醋溜白菜、油焖豆腐，也得比个高低。一时间，全场上下，学技术蔚然成风。制定百分考核责任制实施方案，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奖金和效益挂勾，就讲求二个字：公平。如何把不同车间、不同岗位、不同工种的业绩做出准确考评，又如何把奖金和业绩挂勾，奖惩兑现，实属不易。他带着一帮人，整整熬了一个多月，又广泛征求车间意见，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改革方案率先在二厂实施，又在全局、全地区推广，在企业改革上迈出艰难的一步。
那些有情趣的人
我这辈子经常和人打交道，可以说阅人无数，形形色色的人都接触过。但我把人只分成两类，不是按好人坏人之分，也不是以高低贵贱之分，更不以亲疏远近之分。只分为有情趣的人和没有情趣的人。有情趣的人指有思想、有知识、有境界的人，指活的滋润，活的潇洒，活的明白的人。哪怕你文化不高，哪怕你颇有个性缺陷，但能活出自我，脱离了低级趣味，都算有情趣。
李有申，一个转业军人，二厂的武装部长。那时说来也怪，盐化局把招募篮球队员事落在了局武装部头上。这样，第一个接触的部门竟是武装部，局里是一个姓高的局长，厂里就是李有申了。李有申四十来岁，挺直的腰板，一副军人作派。他训练的厂基干民兵队有模有样，一水儿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一水儿漂亮出众的姑娘，个个精神抖擞，英姿飒爽。但有个狗脾气，点火就着，看不惯的就说，说定了的事就干，来不得半点虚的假的。一次我路过厂党委副书记张满谦的办公室，正看见他在敲张书记的门。“咣！咣！咣！”先是轻轻地敲，声音也颇显谦恭。“张书记，张书记。”敲了几下，不见应声。于是改了称呼：“满谦，满谦”，敲门声也重了。“咣！咣！咣！”，还是没人回答，于是又改了称呼，直呼：“张满谦，张满谦。”估计张书记不在，气的踢了一脚门，撂下一句：“他妈的”，扬长而去。
段方元，厂工会的干部，主管厂里的篮球队、宣传队，后来又多了个小武术队。他在带队伍上有一套，厂里的文艺青年、篮球队员都听他的，一呼百应。甭看他跳不了，唱不了，说不了，但排出的节目个个精彩，有情趣，有品位。他带的球队在运城也小有名气，是运城体育场的常客。那年，厂里决定修一个落沉式、几百个座位的灯光篮球场。段方元既是设计师，又是工程总监，硬是白手起家，靠组织工人义务劳动，建起了一个十分壮观的篮球场。平时，不仅可以承办大型篮球赛，而且全厂开大会，放电影也有了好去处。那年全国篮球分区赛在运城举办，二厂作为赛场之一也风光了一把。当时还在运城插队的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孙正平是我的朋友，应我的邀请也到二厂亮相，我俩一起解说了全部比赛。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小武术队悄然而生，后来一举拿下全省武术比赛几乎全部奖项，这也是段方元的功劳。段方元的小女儿红梅，当时只有四、五岁，每天跟着篮球队、宣传队、武术队满世界跑，活泼、可爱。一次，不小心掉进游泳池，人们大呼救命，没想到她竟然自己浮上来，捡了一条命。前几年，我回运城见到小红梅，已经是四十多岁漂亮的女工，我一把把她搂在怀里，禁不住落了泪。
李斐章，厂团委的干事，后来当了厂团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又当了局纪检书记，一路顺风顺水。这和他的脾气秉性有很大关系。一句话，为人谦虚，勤奋好学。我们一起参加自学高考，他好学；参与企业管理，他好学；连打羽毛球，他也好学。有一阵子厂里兴打羽毛球，厂部院还建起了羽毛球场。下了班，打球的、围观的、叫好的，好不热闹。不知什么时候，他也迷上了打羽毛球，并声称要和我挑战。按说，他不是打球的料，和我叫板，很难有胜算。没想到一个月后，让我刮目相看。四方球、网前球、追身球，样样会，满场飞。我真佩服他的毅力。听说他退休后，又学钓鱼，好有情趣。但愿下次回运城能吃上他钓的鱼，一定更有情趣。
那些惊心动魄的事
转眼到了1980年，黄河发生了几十年不遇的洪水，近年来修建的引黄灌溉工程，面临严峻的考验。各单位都组织了抢险队上了抗洪第一线。我第一次看见黄河，站在东岸，望不到西岸的边。只见浑浊的黃河水像一条黄龙发疯似地咆哮着，掀起数丈高的浪头，从上游一路狂奔而来。从上游传来消息，水位不断上涨，已经突破历史最高水位，下游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抢险的人上了高堤，一人一个铁钩子，两个人各钩住麻袋一个角儿，一声“走”，钩起麻袋包就跑。装满沙子的麻袋，一袋儿挨一袋儿码好，用石头顶住，用土夯实。眼见着，堤坝加高了一米。堤长，水也涨。不会儿，水位已升到麻袋底下，浪飞起来扑到我们身上。
指挥部一边指挥村民疏散，一边用高音喇叭动员抢险队加快速度加高堤坝。突然，岸边的喇叭不响了，这可让指挥部的人慌了手脚。关键时刻没了广播，怎么指挥？一个头头模样的人大声喊：“谁是电工？谁能修喇叭？”我不是电工，但懂广播，修喇叭在行，于是，自告奋勇说：“我上。”我背了一捆绳子，套上腰带，蹬上脚扣，“噌噌”几下，爬到电线杆顶。黄河岸边风大，电线杆子剧烈地晃动着。我死死搂住电线杆，迅速把坏喇叭吊下来，又把新喇叭安上。下来的时候，一脚踩空，只感觉手心一阵钻心的疼痛。落到地上，才发现两只手扎满了木刺儿，鲜血直流。
老天爷有眼，傍晚的时候，水退了。黄河仍哮着，但已没了白天的疯狂。不时有上游漂下来的船，在波涛中颠簸着，有人在船上招手呼救，但无济于事，转眼间就消失在夕阳中。
在防洪工程较劲的时候，盐池又告急。盐池地势低洼，一旦洪水淹了盐池，几千年的“聚宝盆”将毁于一旦。洪水就是命令，我们抢险队又转移战场，回到盐池。想要拦住洪水，需要沿盐池的东、南、西三面加固堤坝。先是用麻袋装了沙子，运到堤上。再顺着缓坡把沙袋搬到最高处。百斤重的沙袋，两人拽着一路小跑，一天不知要跑多少趟。入夜，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都不肯下堤，以防万一洪水来了，好做最后一搏。盐池风大，虽然是夏天，还是冷嗖嗖的。我们用棉大衣裹着，几个人挤在一块儿挺了一夜。奋战了七天七夜，洪水没有来，但高高筑起的堤坝告诉我们：我们和盐池共同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2002年我回二厂，正好赶上十六大召开，厂里请我给作个辅导报告，也顺便和老朋友见个面。讲完课，门口有一个二、三十岁的小伙子要见我。他怯着胆，结结巴巴地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三岁那年，您救过我的命。我爸腿坏了，在家出不来，让我请您到家里吃顿饭。”这时，我忽然想起已经淡忘了的一件事。那是79年的一天，刚下过大雨，家属院里一片泥泞。由于风大，电线杆上的一根电线突然断了，掉在一个不到三岁小孩的身上，电线缠住了孩子。电线被腐蚀了，露着铜丝，“嗞啦嗞啦”冒着火花。触了电的孩子浑身抖动，拼命挣扎。我正好路过，看此情景，立刻上去抓孩子的棉袄。湿了的棉袄导电，我被重重的击了一下，退了几步。眼看孩子危在旦夕，我也顾不上许多了，再次冲上去，抓住孩子的衣领，使劲一甩，孩子被摔出去好远，总算得救了。第二天，一个姓王的老工人领着孩子，提了一包点心来家看我，感谢我救了他孩子一命。事情过去了近30年，那个老工人沧桑的脸和那提着点心颤颤微微的手，一直刻在我的脑海，至今难以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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