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兆明:南开的底气
一晃就毕业三十年了，这期间虽然也偶尔回到校园走走，但对南开的印象却依然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时光里。曾经浓荫之下的大中路，还有高耸的主楼上那尖尖的楼塔，当年就一直幻想那楼塔里会不会住着个卡西莫多。一直到了今天，那个幻想既没被证实，也没被证伪，甚至都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它的传说，这成了我离开校园之后念念不忘的遗憾。
人们常说，一辈子吃饭的本事都是进入社会后逐渐学来，也许在南开学到的中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训诂学确实没在实际工作中直接派上用场，但是，在社会上这风风雨雨的三十年，又觉得时时刻刻没有离开大学和南开两个词，是命？是缘？是内心扯不烂的纠结？还是无从安置的断舍离？
偶然在一次旅途中，看了一本叫《民国的底气》的书，描述了民国时期群星璀璨的大师，让民国成为华夏文化的巅峰。那一时刻，在一万米的高空中，突然醒悟：大学、南开，这两个追随一生又总觉虚幻的名词，实际上给了我们一生的底气。
我们这一届在高考之前，对大学并无多少认知，没有什么明确目标，也没做多大的努力就懵懵懂懂撞进了南开。所以大学，对我来说是个苍白的名词，当时不过就是顺其自然而已，之后想起来，总有少了许多波澜壮阔的缺憾。但是，这些年总记得在那些夏天的黄昏，酷暑尚在，秋意未来，被夕阳染成金色的大中路上，一位清灈孱弱的老者，被白衣护士搀扶着，在大中路斑驳的树影下蹒跚散步。我知道，他就是中国化学界的泰山北斗，我们的老校长杨石先教授。
后来在各种回忆和旧照中可以看出，杨先生年轻时身材高大魁梧，气宇轩昂，但我们见到的时候已成风烛老人，曾经的魁梧，已经孱弱地似乎经不起一片梧桐的落叶，但先生儒雅的气度和奇伟的容貌，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这才是大师的风范。
那时，我没有勇气去打扰他，甚至不敢让我的目光惊扰了老人的步伐，远远地望着先生身披散碎夕阳的身影，从那一刻起才体会到了：因为有大师，所以是大学。
我们那一代，对大学、对南开，是有着崇高感和神圣感的。当我们属于南开起，南开的历史、南开的文脉、南开的传承，都成了积淀在一个十八岁男孩内心无法抹去的骄傲。在当年，我们可以和在天大、医学院的高中同学吹嘘道：“当年天津只有7位学部委员，除了天大校长之外，其余六位尽在南开”。那时绽放一脸之得意，当时一旁读财院的同学没当场抽我，肯定是畏惧当时全国正在“严打”。
是的，南开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让我们有了发自内心的崇高感。在这个端庄而平静的校园里，大师的足迹和传统的遗存，才是后来者最好的教材。85年，老校长仙逝，悼念的花圈从图书馆一直摆放到校门口。全国有化学专业的高校都派人前来吊唁，据说，那几天全国各地飞往天津的班机上，坐满了来津为老校长送行的后生晚辈。老校长用生命的终结告诉了学生，怎样的尊重才是毕生追求的成就，怎样的崇高才是努力进步的人生。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目睹了大师最后的光辉，聆听了前辈耐心的教诲，传统的遗存已经悄悄地在我们的内心生根。虽说我们选择了饱受诟病的中文系，而且顺水推舟的做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是，我们幸运地选择了南开最具传统的专业——中国语言文学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而且是江湖座次第一的专业（尽管我到现在也没搞懂为啥是汉语言），这么多年都记得820001的学号是本班的丁姓女生。
学号，仅仅是人生的小确幸，对我们这一代，大幸运是选择在文革之后依旧名师云集的中文系。第一次的开学典礼就在主楼一楼东侧的阶梯教室，由于第一次走进阶梯教室，而且前排某同班女生的背影过于曼妙，导致我对系主任、语言学家邢公畹先生的第一次教诲如今记忆不多，但是“中文系不是教创作的”这个诡异观点却至今犹在耳旁。
尽管我们遗憾地未能面聆李何林、张清常、华粹深、许政扬等中文系前辈大师的教诲，但是我们幸运地赶上了南开中文系大师健在、名家荟萃的年代。当年，邢公畹、朱维之、王达津三位教授乃是本系的当家头牌。邢公畹先生当年就读中研院史语所，师从李方桂、罗常培，是我国汉藏语系的大家。朱维之先生是中国希伯来文学的大家和拓荒者，我当年曾有幸到先生家拜访，朱先生极其和善，笑容可掬，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完全看不出在文革中他曾是南开园的第一批“牛鬼蛇神”。先生书房的三面书架上，满满堆放的书大多都是复印的，希伯来这冷僻的学问让先生治学多么艰难由此可知。
写到这儿，还想啰嗦几句王达津先生，唯恐不记录下来后人就会忘掉。虽然“达老”当年已经不带本科生，但是中文系充满了达老的各种传说，因为达老确实是南开的一宝。王达津先生乃民国政要王芝祥（铁珊）后人，幼年就在郑振铎、魏建功等名家教诲之下浸润学长。在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朱东润、冯沅君，在西南联大师从罗常培、郑天挺、唐兰、汤用彤等名家，练就一身博学。所以在南开授课时，达老的课程从先秦到明清，从文学理论到文艺批评史，无所不包。当年有个著名的传说，说你随意在唐宋诗词里挑个上句，达老就能立即对上下句。我曾到达老家中探访并求证此事，可惜达老已至耄耋之年，对该传说未置可否。
当年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由于达老深厚的家学，历史文献总能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在引经据典之时难免口误。所以北京大学的金克木教授就讽刺说“长江以北，文章出错者莫过于王达津”。该传说不知真假，估计是晚辈借机调侃的成分居多，但是以王达津和弟子罗宗强先生开创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术地位，达老被誉为“长江以北，一人而已”确不为过。
如今南开校钟上的铭文也是达老在1997年撰写的。
河海泱泱，立学设庠；英彦蔚起，山高水长；
翔宇负笈，邦国之光；七七事变，仇寇肆狂；
毁我校园，景钟云亡；今兹重铸，宫声喤喤；
莘莘学子，济济堂堂；允公允能，蹈励发扬；
日新月异，科教腾骧；猗欤南开，宏业无疆。
目睹这些大师远去的背影是我们这一代的幸运，亲身聆听又一代名家的教诲则是我们的福分。朱一玄、罗宗强、郝世峰、宁宗一、孙昌武、薛宝琨、刘叔新……我们沐浴在这一大批名家的雨露恩宠之中，难道还不是我们的人生最大的幸事？
当年罗宗强先生为81级开设了“隋唐五代文艺思想史”，出于对81学姐贪恋的缘故，我冒昧地选修了这门课程。这半年中，深深折服于罗先生的风范和学识并矢志追随，欲报考罗先生的研究生，为此没少打扰罗先生和时任罗先生助教的陈洪先生。到了学期末，我这门课程的论文得到了这个班级的最高分，成绩在所有81级的师兄师姐之上，这门课成了我在南开四年最值得吹嘘的经历。可惜自己年轻浮躁，没有追随罗宗强先生继续研读，如今想来终成一生的憾事。
走出校园多年之后，虽然工作中已经难得用得上唐诗宋词和文学批评，但每每想起师从这些名家，总是不由得胆气丛生，平添了许多的信心。而进入社会这些年，如果说还有一点价值的话，也大多是这些信心所给予。
梅贻琦校长曾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荣幸地赶上了大师的背影，但同时也幸运地拥有大楼。主楼，南开的标志性建筑，我们中文系理所当然地占据其中。我们不仅拥有那几间再熟悉不过的教室，而且拥有主楼前高耸的门廊和前面的草坪花园，特别是主楼两翼还有树木稀疏的小树林，这可是南开难得的浪漫、寂静之所。于是，晚饭后、主楼前，与81级师姐一同对念英语，自习后、熄灯前，与师姐在树林的枝桠下牵手漫步，就成了四年大学时光里，一位中文系男生最隐忍的回忆。主楼、图书馆、小花园，这些美妙的所在，只有亲身体会才懂得其中的深意。
我坚信，恰恰是因为选择了中文系，才让我们在南开的四年有了那么充实的回忆，几乎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也！我们不仅有大师，而且有大楼，更重要地是我们还有着足够多的、让其它专业男生眼红的美丽文艺女青年。三食堂献媚师姐，图书馆调戏师妹，这才是我们南开文艺男青年的特权。
当年，方方的小说《大学女生宿舍》哄动一时，当时就曾想我应该写一本《大学男生宿舍》，一定比方方写的更鲜活、更真实、更接地气。她绝想不到，著名的十三宿舍三楼每晚是个什么景象。晚自习后将女生送回六宿舍后，冲回来的第一件事一定是找李春辉同学抢夺“热得快”，顺带再借一包方便面。熄灯后，要么楼道里凿光，要么蚊帐里秉烛，诸多男生一起轮读琼瑶和金庸。直到大学毕业，《书剑恩仇录》我也只看过下册没读过上册。我想，这样的时光一定是中文系男生的特权，因为我高中一起考进南开生物系的男生曾说，除了做实验的动物之外，他一直到毕业也没交往过任何女性。
南开四年的回忆，虽经三十年的风吹雨打，脉络破碎，但记忆鲜活。走出南开的时候，并没有带着一套完整的理论或者固定的型格。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才深深体悟到，南开给予我们的是融入血液且终生受益的信心、骄傲和丰盛的青春。
回望南开，今天的主楼并不如以前一样高耸，当年的林荫也不如今天的葱茏，但已知天命的我们却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么多年以来，它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百折不饶的勇气，不仅仅是卓尔不群的傲气，不仅仅是敢为人先的胆气，还有那“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底气，这就是南开的底气。
尊学长嘱，借毕业三十年相聚之机，拉拉杂杂将散碎的南开记忆急就成篇，是为对自己的青春、对“中文82”这个集体最好的纪念。
2016年3月23日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中文系86届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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