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吉东：史以载道 学以致用：天津史研究与天津学筹创

我国史学自古就有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和学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史为根基，学为干躯，即历史奠定现实，现实建造未来。《贞观政要》上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1]天津史研究的发展已经为天津学的建立奠定了基本条件，而天津学的筹创必将进一步带动天津史研究的深入细化。

一、天津史的研究现状

天津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硕果累累[2]。1949年以前的天津史研究多集中在史地资料类作品，以对天津的各种社会调查、风土人情和城市基本概貌为主，内容以描述性传记类居多。此外，这段时期关于天津史的志书不乏精品，如宋蕴璞的《天津志略》，王守恂的《天津政俗沿革记》，张江裁的《天津杨柳青小志》等，同时还有大量雅俗共赏的知识性读物涌现，如《津门纪略》《天津指南》《天津快览》《津门杂谈》《天津游览志》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天津的市情市貌和时代特点。
  1949年以后天津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从研究内容及方法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到1978年前的30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世纪末，第三阶段是21世纪至今。据统计，在报纸、杂志和资料上发表的文章，从建国到1978年总计282篇，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内发表总数为3600余篇，2000年至2012年的12年间发表论文资料总数为4200余篇。

第一阶段的特点：研究队伍开始形成，研究内容主要以中共革命党史、工人运动为主，并对义和团、三条石工人进行了调查；初步探讨了天津城市形成、水患、经济发展等问题。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其特点是多点开花，一方面，研究天津历史的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并出版相关领域的丛书与资料，大大丰富了天津史研究的内容和形式。在方志史料方面，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撰的《天津通志》全书共85个分志(卷)，成书字数3400多万字，是天津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系统工程。其他官方编撰的方志还有《天津市地名志》、《天津海关志》、《天津邮政志》等，以及通史方面的《天津港史》、《天津简史》、《天津近代史》等。

另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已经出现多元化趋势。学者们从城市历史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出版了《天津公路运输史》、《天津邮政史料》、《天津近代经济史》、《天津金融简史》、《天津近代教育史》、《天津人口史》、《天津土地开发历史图说》等专门史著作。在文史刊物方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上百辑刊物，成为研究天津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另外还有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发的《天津文史丛刊》，天津市文化局编发的《天津文化史料》，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发的《天津文化通览》，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发的《天津历史资料》等等。

第三阶段的特点是深入与普及并重。新时期的研究一方面主要借助历史地理、社会学等新的理论方法，从国家与社会、天津与腹地等方面进行研究，尤其重视空间的概念；另一方面则是有计划地编纂专题研究、档案资料汇编、外文资料汇编、外文选译等丛书以及档案和资料的整理出版。另外，借天津设卫建城600年之际，出版了大量的各具特色，且针对不同读者群的书籍。天津市各个区县乡镇也在这段时间集中推出了本地区的方志，有的甚至是村街志，极大地丰富了天津史的资料基础。
  总结以上研究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天津史研究成绩斐然，研究领域日趋多样，研究者队伍日趋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总体而言，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学者团队，都处于各自为政的局面，缺乏彼此的交流和合作。因此，开展天津学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整体研究的自觉性，有利于整合天津学者的合力优势，有利于在整体研究中寻求天津发展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可以说天津史是天津学的基础和源泉，而站在天津学的高度来研究天津史，也必然会指引天津史迈进新的领域和取得新的成绩。

二、天津学的特色功用

“城市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诸多学科的一种“科学共同体”，它的建立是一个城市走向成熟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阶段和必然结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城市化进展相当迅速，与此相适应，形成了研究城市的许多新学科。但是，“在对城市的认识上，历来习惯于从政治、经济或建筑等某一个侧面孤立地看待城市。其结果常常忽略城市的整体性，忽略城市问题复杂、综合的特点，因而对城市运动规律及其本质难以取得正确的了解。”[3]而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系统的整体，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必须对其进行综合的研究，建立综合研究城市的新学科，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城市运动的规律，这个新学科就是城市学。城市学的基本任务是要揭示城市发展历史过程中的规律性；城市与文化同步发展的机理，以及它在塑造社会文明、民族历史、国家制度中的多重作用；从而对当前社会转型期一些导向间题作出回答：诸如人口和产业的重新布局，综合的环境质量，城市系统综合质量指标评价，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社会发展战略，决策选择，宏观预测，政策设计，匡正讹误概念等等。

全球著名的大都市都拥有自己的城市学，它通过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系统研究这个大城市如何发展。如伦敦学、巴黎学、罗马学都早已存在，在日本，不但早就有了东京学、大阪学、横滨学，而且《东京学》、《大阪学》的著作早已问世。韩国也开设有汉城学，在国内，台北有“台北学”之说，香港的学者已经出版了《香港学》专书，《成都学》也已经出版。1986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学研究所，1998年1月，北京学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大学成立，杭州城市学研究理事会已然成立并从事实际研究，温州、西安、武汉等城市学亦相继行动。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经在报纸期刊上出现的个体城市学名称，还有澳门学、潮州学、大理学、鄂尔多斯学、温州学、湖州学、绍兴学、景德镇学、武汉学、宁波学、重庆学、成都学、邯郸学、杭州学、西安学、大连学等。其中，上海学、延安学和北京学研究成果相对较多。[4]
  是否每个城市都有建“学”的必要和可能呢？有学者认为够建“学”的城市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城之后历史发展的轨迹十分清晰完整，而且发展的阶段分明，内容丰富； (二)在国内外具有重大的影响； (三)以城市为中心，构成文化体系； (四)灿烂的历史和光辉的现实争荣比美。

天津史的研究清晰地告诉我们，天津自公元前1406年建城之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于时间上没有间断过，于空间上没有改变过，其“过去时”的发展轨迹十分完整清晰。既有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又有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而且每一发展阶段的内容均十分丰富多彩，博大宏伟。天津不但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具有其它城市所无法取代的地位：其政治地缘使其分担了首都的部分功能，是对外联络的窗口；存在着中国国别最多的外国租界，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其经济地理又决定了它是华北地区的经济龙头，承担着对外贸易的桥梁等等。因此“研究这两个城市（另一个是上海——作者注），意味着综合考察中国各城市所具有的特性”。[5]而天津的地方文化，具有数百年的深厚积淀，是在集中外文化之神韵、汇海陆之精髓于一身的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津派文化体系。

因此，从天津史研究出发，结合天津现实发展需要，发展天津学已经势在可行，而且势在必行。天津学的基本定位是鉴史资治，明史辅政，是天津应对机遇和挑战的学问，也是研究天津如何鼎故革新、再造辉煌的学问。就其范围而说，是研究天津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这个城市综合体，以及这个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和发展规律。就其内容而言，包括天津区位与环境、人口、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城市建设，研究天津这座城市综合体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等诸方面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发展文化产业、旅游资源开发、城市风貌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国内外城市比较研究等课题。一言而蔽之，天津学就是融汇天津历史、现实、未来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研究探讨，并同国内外有关城市进行横向的比较，鉴古知今，观彼知己，从而达到致用目的的一门学科。

三、天津学的创建途径

作为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领域的一门综合学科，天津学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科技、历史、文学、思想、艺术、地理、环境等方面内容，而且遍及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地理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领域。因此其筹创必然非一日之功，需要各方面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共同协作。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循序渐进，以达实效。
  1）整合科研力量，设立研究机构。首先要建立研究城市与城市问题的学术团体、机构、课题小组。在天津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管理部门内，根据自已专业与工作方向，设立分支学科，分门别类进行研究。并定期开展研究成果交流与合作。同时，在市级层面设立城市发展研究的专门机构或借助已有的社科联、文教科协系统，以组织协调各课题小组的多学科专题科研工作，同时承担一些总体综合的科研课题和咨询任务。

2）占领学术高点，出版专业期刊。作为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应该争取在该领域走在国内的前端，为国内各市建立标杆和示范，并借此占据学术高点，在条件成熟时，组建以天津学为核心的各城市学的综合学术团体，以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互相访问考察、合作承担研究项目、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与此相对应的需要出版天津学研究的刊物，作为有关课题研究成果的报导阵地和同国内外相关机构的联系交流手段，同时，建立相关资料中心，开展天津学系统数据库建设。
  3）加强交流合作，扩展宣传层面。天津学的研究既要立足于天津，又要放眼全国，天津基本情况的了解和估价，取决于对其他城市，尤其同类的“大城市”、“沿海城市”、“国际性城市”等等的了解和估价，天津的特点才能显现出来，没有参照系的研究，是不可能真正深化对天津学的学术研究的，因此很有必要和已经开展城市学各城市通过互通研究信息、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天津学作为基础与应用并重的学科，一方面，可以将各种有价值的研究论著加以整理，陆续出版，开展理论体系的创建；另一方面，也要广泛利用报刊、杂志、电视台、网络等新闻媒体，宣传天津学研究动态，通过这些渠道，使天津学研究成果广为传播，让政府和广大民众都了解和支持天津学的发展，让其深入民心，同时也使广大市民更为熟悉天津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以推动天津现代化的进一步跃进。

总之，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利形势下，要力求把创新思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营、研究相结合，坚持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构建良好的研究架构、研究体系、研究格局和保障体系。把天津建成“全国领先、世界一流”的城市学理论研究中心、学术交流中心、信息发布中心和人才培养中心，在天津史研究的良好基础上，形成天津学研究的强大合力，从而提升天津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凸显天津的城市特色和城市魅力。

原刊《理论与现代化》2013年第3期

作者介绍：任吉东（1976--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天津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方向：近代中国城市史。

京畿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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