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瓷文房用具映射鄂州文化底蕴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华民族文化那样，同自己的书具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人像中国古代文人那样，把自己的书具视同生命一样珍惜，以至于稍有身份的人去世后，少不了带着心爱的书具陪葬。而鄂州出土的青瓷砚台、青瓷水注等，彰显出文房用具在我们民族生活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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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文房用具兴盛于古武昌青瓷蛙形水盂三蹄足砚

砚台及水注等文房用品，是中国书法必备的用具。汉代发明了人工制墨，由此，砚台及一些辅助性用具开始大兴起来，在石砚的基础上，出现了铜砚、陶砚、银砚等。到了六朝时期，伴随着青瓷艺术逐渐成熟，产生了花样繁多的青瓷砚台、水盂、水注等文房用具。

中华文明如此青睐鄂州，历史的脚步注定在这里驻足。

公元221年，孙权来到鄂州，建立了吴都，古武昌成为三国争雄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繁荣武昌的经济文化生活，从会稽引进了青瓷制造业。从鄂州近郊东吴墓中出土的青瓷器来看，当时鄂州的青瓷制造业不仅形成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而且品种多，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为了满足贵族阶层文化生活的需要，大量的砚台、水盂、水注等文房用具应运而生，体现了古人对精神文化的向往和审美的价值取向，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房四宝”提供了实物依据。

从这些存世的青瓷文房用具中，起码可以解读出这样几点信息，一是当时东吴的手工业水平高度发达，青瓷制造在古武昌得到了弘扬和发展，成为中国陶瓷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二是说明孙权在武昌建都，不仅重视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同样重视文化建设，用现代的话说，做到了两个文明一起抓。三是文房四宝在士大夫阶层普遍使用，成为案头的必备用品，促进了古武昌文化事业的繁荣。四是青瓷制造工艺不断改进和提高，器物的艺术造型丰富多彩，体现了古武昌工匠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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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与装饰完美结合于一体

青瓷笔架式蛙形水注

古武昌的青瓷文房用具，造型别致，雕琢精巧，古拙厚重，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且看六朝时期的3件文房瑰宝，一件是青瓷蛙形水盂三蹄足砚。砚身呈圆形，边沿稍高，底部是个凹面，供磨墨用，附有3个较大的蹄足。砚盖为覆盘状，盖面以五圈连珠状的花蕊纹作为装饰。奇巧的是，盖钮设计成一只蹲着的青蛙，蛙背又巧妙设计成一个小水盂。整个砚盖的造型和装饰协调美观，而且器形硕大，为青瓷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一件是青瓷笔架式蛙形水注。蛙的头部凸出，圆唇，短颈，扁圆腹，四肢较长，蛙背有一圆孔，用于注水，盛于蛙的腹部。蛙左右2只前足上端，巧妙立起一座弧形笔架，正中部有个凹槽，可搁置毛笔，一个器物，2种功能，相得益彰。

还有一件，青瓷羊插座。一只呆萌可爱的山羊昂首跪伏，羊口呈圆形张开，颌下有短须，羊的头部开有圆孔，圆孔左右堆塑双耳和双角，羊臀部两侧各有一个带耳的小孔。令人费解的是，单从山羊头部的圆孔来看，可定为用于插笔的插座。但其嘴部是圆孔，臀部又设有双耳，可用于系绳提起器物的后部，使腹内的液体自羊嘴流出，据此也可作为水器来解释。这个造型奇特的器物，是目前出土的六朝青瓷中，涉及文房用具中最大的一件，实属罕见的珍宝。

鄂州博物馆珍藏着一批青瓷文房用具，除这些造型外，还有狮形、猫头鹰形、花瓣形等各种形状的文房用具，这3件物品只不过是豹窥一斑。

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古武昌的青瓷文房用具，大多是以动物图案为主，与器皿巧妙结合，不少器物还具有多功能的特点，融为一体，既注重实用性，又追求艺术性，用以满足使用者的情趣，供文人墨客欣赏把玩，给书案乃至书斋增添无穷的光彩和乐趣。

这一件件精美绝伦的青瓷文房用具，无不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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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千年不朽的书画艺术

青瓷羊插座

传统书具作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之一，是无数文人雅士心目中的宝贝，成为他们书斋生涯中的亲密伴侣。拥有心仪的传统书具，就能挥毫泼墨，抒写人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世世代代传承着中华文明。

在鄂州这块土地上，无数文人墨客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晋代庾亮、王羲之中秋南楼赏月，成就一段“南楼佳话”。唐代李白、孟浩然、岑参、元结、杜牧，宋代苏轼兄弟、岳飞、陆游，元代丁鹤年等，都在鄂州留下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诗篇。值得鄂州人自豪的是，长江之畔耸立着唐代李阳冰书法奇观怡亭铭摩崖石刻，西山松风阁悬挂着宋代黄庭坚《松风阁》诗，都是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晚清，出生于鄂州的书法家张裕钊，他的书法作品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鄂州的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今天，航空大都市的建设，给鄂州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必将描绘出新的更加灿烂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