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朱寿昌

孝道,上合天理,下合人伦。
  在一册台湾版《苏东坡大传》中,提到了鄂州的一位古人———当年的武昌太守朱寿昌,他的孝道,令人感动。
  朱寿昌是天水人,他7岁时,生母因被嫡母所嫉妒,被迫离家改嫁他人,母子五十年音讯隔绝。朱寿昌曾以针刺血抄录了一部《金刚经》,以表达对生母的思念。宋神宗时,他四处寻访生母的下落,他终于打听到了一个线索,于是毅然辞官,前往寻找,并发誓找不到生母便永不回来!上苍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千里之外的陕州找到70岁的生母!于是将生母接回家中悉心奉养,生母享受了3年的天伦之乐后谢世。朱寿昌弃官寻母的事迹,被元代的郭居毅辑录进《二十四孝》中,自此天下流传,影响久远。
  与朱寿昌同朝为官的苏轼,得知他找到了生母的消息后,十分感动,他敬仰朱寿昌的人品和孝悌,曾写过一首诗,题目是《贺朱寿昌得母》,其中有两句是“感君离合我酸心,此事今无古或闻。”谁知此诗为他埋下了祸根。与苏轼同朝为官的李定是个善于钻营又惯于打小报告的人,由于隐瞒母丧,不回家“丁忧”守制,贪恋官位,被苏轼弹劾为“不忠不孝之人”,司马光甚至说他是“禽兽不如”!他为此怀恨在心,他借着办案的机会,在“乌台诗案”中指控苏轼“讪谚朝廷”,反对新法,以逼供手段从苏轼的作品中找罪证,在他的朋友中查同党,无限上纲,大搞文字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而后快。幸亏苏轼命大,在王安石、司马光等重量级大臣的营救下,才大赦出狱,被贬谪到黄州。
  朱寿昌时任武昌太守,两人多有交往。当时武昌和黄州一带的百姓贫穷,难以养活过多的子女,对多生的女婴有“溺婴”陋习。苏轼知道后十分痛心,他分别向武昌太守朱寿昌和黄州太守徐大受写过信,发起成立了育儿会,多方募集钱粮,以救济有女婴的人家,让他们善待自己的骨肉。苏轼当时虽然生活窘迫,但仍捐出了一千块钱,他居黄州4年,育儿会4年不曾间断。可惜的是,育儿会到底救下多少女婴史料并没有记载。
  孝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瑰宝。在历史长河中,始终闪耀着明亮的光茫。
  普天之下,古往今来,人人都是父母所养,父母对于儿女,出于本能,有一种无可替代的感情,这就是慈爱。子女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是知恩、感恩、报恩的感情,这就是孝道。
  所以,孝道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美好而又圣洁的情愫。
  当年的李定虽然当了御史中丞,掌控着大权,但他因不孝而缺失的人格被当时和后人视为不孝之徒,被永远钉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了,而朱寿昌却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孝道的厚重内涵,受到当时和后人的敬重。听人说,黄州新建了一座颇具规模的“遗爱园”,不知是否是当年育儿会的延续?因年代久远,朱寿昌在武昌任上的业绩已不可考,但今天的鄂州人仍应引以为荣,并延续孝文化,使鄂州变得更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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