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的艺术与美学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艺术与美学特色

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一切散文文本。他的散文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散文文体的束缚，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本文拟就其散文艺术与美学特色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艺术特色

余秋雨散文的特色,即:追寻文化是根,表达民族情感是茎,描述生活点滴是叶,这三者共同熔铸了茂盛而充满活力的秋雨散文之树.当代文坛,谈到散文不能不谈余秋雨。余秋雨散文，最有价值之处是其丰厚的文化意蕴，余秋雨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据说，单他的《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就重印了11次，可见其散文的魅力。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1、他大胆突破了传统的散文观念，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饱含着作家的个性、独创性的艺术表达程式：其一，从理性回到感性，同时，在这种回复的过程中充分注重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其二，本世纪末期散文作家们在意图呈示时总体上存在着一种隐匿化倾向；研读余秋雨散文，我们发现，这一特征在这位作家的文本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集中与频繁，并且不仅将这一追求运用于状物散文，而且运用于写景散文。从而导致其散文中所出现的某种景观、物象总是处于时代、社会、历史、文化、道德等多元视角的透视之中，或在一种多元开放的发散式显示中凸现出所写对象宽广、丰富的涵义，比如其《白发苏州》是一篇写景散文，按照传统的写法，无非是先介绍苏州有哪些美好的景点，这些景点的美学特征，然后再抒发一点主体的感怀完事。然而，《白发苏州》的写法全不是这样。作者并没有介绍人们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苏州美景，“苏州”在作品中就是一个已经综括了全部苏州美景的情感符号，一个言说的起点，围绕着它，作者所着重强调的，是主体对这一人间之美的多维穿透。文本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苏州摆放到世界背景上突出其过去的辉煌与今日的黯淡：“前些年，美国刚刚庆祝过建国200周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把他们两个世纪的历史表演得辉煌壮丽。前些天，澳大利亚又在庆祝他们的200周年，海湾里千帆竞发，确实也激动人心。与此同时，我们的苏州城，却悄悄地过了自己2500周年的生日，时间之长，简直有点让人发晕。”第二部分作家笔锋一转，写到古代文人事成事败之后都愿来苏州走走，从而译解了苏州作为中国人心理深层的一个美好情结之谜：如果说京城是中国文化喧闹的“前台”的话，苏州则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尽管如此，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不公平，“历来很有一些人，在这里吃饱了，玩足了，风雅够了，回去就写鄙薄苏州的文字”。第三部分状写苏州老百姓在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厮杀混战中的苦难命运。第四部分作家一反中国集体无意识中视苏州为阴柔之美的俗论，写出“柔婉的苏州人”在那场明末反抗魏忠贤阉党政治的斗争中搅起的风暴，它的五位被杀的普通市民；以及傲视大小官员，与统治者持不合作姿态的唐伯虎、金圣叹等，从而坦露了苏州阳刚之美的一面。最后作者漫步在苏州的小街小巷，感受着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的“无数厚实的灵魂”，获得一种“奇特的经验”。上述五个方面分别以中外对比、文化界定、阶级压迫、美学梳理、个人观感等五种视角评说苏州，并最终渗透着或统一于历史追踪这一总的视角之中，诚可谓既“形不散神散”，又放得开，收得拢。再如《笔墨祭》，作者围绕着“笔墨”这一中国文人日常打交道的物体，广博而精练地征引了一切与笔墨有关的美学信息，多层次地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脉络，其中有文人工具史、书法兴衰史、文人心态史以及文化演进史等，充分展示了文本主旨的多元化与多维性。其三，以感性的意象衬托、推导象征性意象；其四，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为传统正史所不载的，已经淹没在历史阴影之中的历史瞬间或历史画卷。《道士塔》中王道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纯粹是作家借助于史料虚拟的某种历史情境；《一个王朝的背影》浓墨重彩所编织的更是清王朝三百年历程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史。如果说传统散文中的想象是一种技巧，想象的至多是一个场景，一两个细节，像余秋雨这种大规模地、整体地运用想象修复一段历史运动轨迹的做法，在虽然可以接纳想象但决不能虚构的散文中还是不多见的。其五，从体裁上考察，余秋雨的散文无论是“苦旅”系列抑或是“山居”系列，均属于“游记”。“游记”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在古典时代，山水游记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构成了那一文苑中极为光亮的一部分。然而，到了本世纪末期，山水游记却渐渐地趋向了黯淡，个中的原因当然也很复杂，最为表面的不外乎这样几种：

1)随着物质文明特别是摄影摄像技术的高度发展，影视、摄影已部分地取代了游记的职能；此外，交通的发达，也使世界的距离相对缩小，在古人那里很难亲历的自然风光在今天已如家门前的风景，唾手可得。

2)伴随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同时而来的，是人对大自然的改造与征服已极尽最大限度，即大自然在今天基本上已是人化的自然，人们对之至少在心理上已不如过去那么陌生，而是相当熟悉。因此，古人在探索大自然奥秘时所特有的那份新鲜、惊奇、困惑、激动在今天基本上已不复存在。

3)游记偏重于临摹自然山水的外在形态，再挤逼出一两点主体感悟的表达程式已相当陈旧，再也激不起读者的审美兴趣，等等。诸如此类，均使得今天的游记越来越不好写了。因此，必须另辟蹊径，而余秋雨的探索，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艺术经验。这就是，突破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将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节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比如《庐山》、《贵池滩》、《青云谱随想》，作家在这些地方的游览过程已不重要，也无意全面摹拟那里的具体风光、景点，而侧重关注那里的文化型态。

2、关注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

在余秋雨的笔下，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都具有“高贵又苦闷的灵魂”，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绽发出更灿烂的文明之花。《苏东坡突围》中苏辙指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作者描写了伟大诗人苏东坡一次次地被小人诋毁，一次次被贬谪到更加偏远的地方。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探索，相反，官场的失意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事实证明，他的大多数优秀作品是在被贬谪的时候创作的。作者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3、寻找隐藏于山水古迹的文化意蕴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景物为题名，但是他不同于以往散文只关注景物的自然现象，多以个人的感情抒发和自我表现为主，而是用他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现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就与以前或偏重于时代精神的激扬，或沉迷于个人感性生活的抒发的散文有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开辟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的艺术空间。如《阳关雪》，对阳关雪的描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他们的法术，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文章。作者在此要表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和他们作品的魅力，来突出他们在官场上的尴尬与在文坛上的不朽地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风雨天一阁》对天一阁也未多作描述，而突出写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其人，写其超强的意志力与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从而显现天一阁本身的存在价值。

4、作者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

（1）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2）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传统的散文一般不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顺序性，一般都是为了体现某一主题而截取某一故事片断，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之突现主题。而余秋雨的散文则不同，他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并且做得非常好。《道士塔》中，给我们呈现了敦煌文化沦丧的整个过程，王道士如何愚昧地将壁画刷白，与外国人进行廉价的交换，中国官员如何对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视之不理，最终敦煌的研究者只能从外国买来文献的胶卷进行研究。整个故事完整生动，让人如身临其境。尤其是某些精彩场面的描写，更是让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信客》、《柳侯祠》、《遥远的绝响曲》、《漂泊者们》、《华语情结》等篇也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生动的故事。秋雨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使得散文具有小说的强烈感染力。

（3）对原有散文文体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典散文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曾有人称之为“小品文”。写作学科给散文所下的定义是：散文是指以记叙、抒情、描写为主要方式的篇幅短小，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的文学体裁。

然而，读余秋雨散文的第一感觉就是，篇幅宏大。《文化苦旅》31篇中，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风雨天一阁》有16000余字。其实，长篇散文的出现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篇幅短小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使许多过程长的、容量大的、情节复杂的重大题材被排斥在外，只有长篇散文，才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林语堂曾指出：好散文必须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和轮廓，必须改变迫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简约、削足适履的旧观念。可见，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迎合了散文的发展趋势。

另外，写作手法上，秋雨先生的散文并非以抒情为主，而是以议论为主。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乳交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

的精神享受。如《阳关雪》中“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原……”“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正是这种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促使人们反身自问，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遗落？又怎样才能找回。可以说，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来自生动的场面描写，也不是来自温情脉脉的抒情，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二、美学特色　

余秋雨散文问世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构成了本世纪末期中国文坛一大景观。其散文美学型态迥异于前此一切散文文本。从意蕴上考察，余秋雨散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文化问题，因此其文本情感符号系统主要由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一、在蒙昧的历史途程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如李冰（《都江堰》）、柳宗元（《柳侯词》）、苏东坡（《苏东坡突围》）、朱喜、张械（《千年庭院》）、八大山人（《青云诺随想》）、被放逐的文人（《流放者归来》）、“酒公张先生”（《酒公墓》）、文学家陈旭麓教授（《家住龙华》）等，二、锈刻着无数历史人物的足迹与印记的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地域场所等空间存在。如都江堰、柳州、黄州、海南岛、三峡、洞庭、庐山、西湖、苏州（《白发苏州》》、山西（《抱愧山西》）、周庄（《江南小镇》》、承德避暑山庄（《一个王朝的背影》）等。三、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符号，凝聚着厚重文化内涵的物象。如天一阁、道士塔、莫高窟、牌坊庙宇、笔墨、吴江船、废墟等。作家常常将上述三方面内容交错起来，扭结到若干著名或无名的人物活动轨迹中，通过他们的奋斗与失落，中兴与末路，得意与苍凉，质言之，通过他们的生命亮色划破历史隧道的黑暗，展现了一幅漫长的中国文化演进的巨幅面卷。

一方面，其散文的美学蕴藉非常丰厚，譬如，他深刻地批判过封建社会的“贬官文化”、“隐逸文化”与“夜航船文化”(见《柳侯祠》、《西湖梦》、《夜航船》)；他由衷地崇敬康熙大帝的雄才大略，愤怒其继承者的昏聩无能(《一个王朝的背影》)；他惊讶、赞叹中国文化的异质因素“商业文化”的崛起，又满怀惋惜地勾勒了这种文化的没落、灰飞烟灭(《江南小镇》、《抱愧山西》)；他思考过“美”这种似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东西在人类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柳侯祠》、《夜雨诗意》)；他为我们的祖先曾经作出过的成就自豪(《都江堰》)，为他们呕心沥血地护卫民族的精神之火而折服(《风雨天一阁》)，为一切曾经在冷漠、无序的社会人生与历史实践中贡献过绵薄之力的人、事树碑立传(《信客》、《庙宇》)；他痛斥一切扼杀民族之魂的物质的与精神的“牢笼”（《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牌坊》)；他忧惧文明之光的熄灭(《藏书忧》、《家住龙华》)，但对那些曾经辉煌的“国粹”而今必然要遭到的淘汰命运并不遗憾(《笔墨祭》)；他在苦苦追寻“强国梦”的同时，亦痴痴地关怀着适合人类灵魂栖居的“精神家园”(《道土塔》、《乡关何处》)；等等。但在另一方面，余秋雨散文的主题似乎又并不复杂，他给我们的一个总体印象是，这是一个对于中外古今一切优秀的人文遗产都曾经作过全方位地、深入地体察与辨识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学者对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其全部言说的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两千多年文明进程中的“文化苦旅”，他们的苦难、抗争、业绩与失败，在无情地解剖民族文化黑幕的同时，亦冷峻地反省了知识分子自身的不足、缺点，从而不仅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且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从艺术上考察，余秋雨对中国传统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对当代散文美学的贡献也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

（1）作者所选取的景观或物象都曾参与了作者主体的精神建构。比如“牌坊”、“庙宇”、“江南小镇”，《千年庭院》中的岳麓书院，《乡关何处》》中的河姆渡陶瓷碎片等，这些景观与物象都曾在作家的个人实践中起过重要作用，与作家主体独特的精神世界的形成大有关联。这就与17年时期散文作家们于走马观花中浮光掠影的景物速写大不相同，同时也与古典主体在个人生命之旅中主客体之间那种“随遇而感”式的取像区别开来。

（2）突破了传统游记散文“移步换形”，借游说理的简单套路，游览过程退居为某种断续的，或隐或现的情结框架或开启情感闸门的触点，从而突出了作

家所要开掘的，与本次游览相关的内容。比如《庐山》、《贵池滩》与《青云谱随想》，作家在这些地方的游览过程已不重要，也无意全面模拟那里的具体风光、景点，而侧重关注那里的文化型态、文化品位与文化贡献。

（3）大胆借助“想象”艺术复现为传统正史所不载的已经掩没在历史阴影之中的历史瞬间或历史面卷。《道士塔》中王道士的所作所为可以说纯粹是作家借助于历史史料虚拟的某种历史情境，《一个王朝的背影》浓墨重彩所编织的更是清王朝三百年历程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灵秘史。如果说传统散文中的想象是一种技巧，想象的至多是一个场景，一两个细节，像余秋雨这种大规模地、整体地运用想象修复一段历史运动的轨迹则不多见。

（4）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的自由切入与转换。余秋雨散文常常从感性叙述轻松自如地切换成理性评析，或从理性评析自然地转人感性叙述，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一种交融着感性与理性的具象式理论言说。充分显示了一个在理论研究、艺术鉴赏与创作中浸淫了多年的文化学者的优势，从而远远超出前此若干纯感性抒情、叙事或纯理性议论的文本，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新型的范例。

余秋雨能将自己的散文写到了这个程度上，实在也是一个奇迹，靠的是他多年的心血、多年的思考、多年的积累和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探求，这不能不说跟他毕生的行走、思考有关，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即使写点什么都能够随便写出点什么来，但是他通过散文，把自己塑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形象，完全可以说是，被一些外在的东西逼出来的，被媒体和杂志逼出来的，是被他的朋友们推出来的，既可以说是被爱护他的师长朋友们推出来的，保护出来的，又可以说是被他的那些论敌满天飞的言论、无形的攻击和有形的言论逼出来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塑造人，有时就是这样，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力量把你塑造出来。有了这样正反两方面的力量，还得靠你自身的努力和创造性的思想去完成自己，塑造自己；如果没有自己足够的力量，你早就被打倒了。假如没有自身强大的思想力量和一手绝活，那么你也很难完成这个任务；而一旦有之，则会水涨船高，风浪行舟而不沦。我们由此可以看见，余秋雨他在这样的过程中，实在也是自己把自己的才力逼发出来了，所以他的散文风行天下，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总之，余秋雨的散文以他的思想作后盾，以他的才华作支撑，对这些众多的文化现象、文明现象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思考，完全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需求和必然。如果没有余秋雨呢？那么会不会也有别的人来代替和弥补这个空缺？我不知道。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是可能的，是存在的，但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余秋雨出现了，实在也是一种文化的必然。因为他刚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适合了这样的需要，做出了这样的成绩，因此无论什么人反对他都无法回避他的存在了。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整体精神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