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英：命运断想【1】
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2020年12月14日）
我，黄宗英。1925年7月13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属牛。母亲怀我产期未到，忽阵痛，赶忙遣人去请产婆。产婆未到，我就已经生出来了。家人都说我是急性子。母亲很开心，她头胎二胎生的都是儿子，就盼生个女儿，女儿就来了。我有两个姐姐，是前娘生的。母亲（陈聪）是续弦。父母都格外疼我。夜里，我睡在童室自己的床上，天不亮就醒了，就被抱到北屋父母睡的大床上，焐在父母的大被窝里玩耍。
五岁时，我到京都第一蒙养园（幼儿园）去，进园时，须口试。试罢，我听一老师说：“我要这个小斜眼儿。”那时我的左眼的黑瞳仁跑到鼻边了，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亏得姜老师要我。而小我一岁的大弟弟宗洛，就没老师要。因考试时，老师问他：“你在家跟谁玩？”宗洛答：“跟小妹玩。”问：“小妹是你什么人啊？”答：“小妹是我姐。”老师对家人说：“这孩子连大小都分不清，在家再玩一年吧。”一家人都叫我小妹，所以宗洛也叫我小妹。他真是冤枉。
到我七岁时，父亲黄曾铭（字述西）从北京西城电话局调青岛电话局，任总工程师，全家迁居青岛。我非常喜欢青岛，喜欢在海边沙滩玩沙子，堆沙坑，盖房子，蚌壳做锅、碗、瓢、勺，与宗洛过家家玩，我当主妇伺候他。
我们家住青岛龙口路2号。这是一座有大院子的两层楼房，前院空地很大，我和宗洛在里院小片空地上种了花生、芝麻。我父母从来惯着孩子。母亲是世袭中医世家。孩子病了，她会开小药方抓药，分量都写的是古字。母亲西式小学毕业，闲来教我们诵读唐诗、宋词、《千字文》，还教我们孟子曰。父亲则领着我们爬墙上树跳沟。他说：“孩子小时不淘气，大了没出息。”
我八岁时，父亲给我买了辆四个轱辘的自行车，是后轱辘旁有两个保险小轱辘，待我能骑上去走了，就摘掉一个小轱辘。青岛是丘陵地，我在江苏路第一小学读书，就从坡上骑车去上学，只有大狗吉利跟着我送我到学校。
我九岁时祖母去世。我和大弟随父母回祖籍浙江温州府瑞安县奔丧。这一年冬天，我父亲也死了，他是生伤寒病死的。父亲病时，没住医院，是请日本医生来家看病的。眼看病情好些，他想吃火腿大米粥，把火腿切得细细的煮粥。父亲吃下去不久就腹泻，泻个不停……我被老张妈从被窝里喊醒，去到父亲房里，老张妈叫我跪下。我只见父亲被人架着站起套丝绵（套丝绵是为了在棺材里骨头不散），我叫了声“爸爸”，爸爸瞄了我一眼，就低下了头。母亲大哭起来，我也痛哭不止。待我大哥二哥被从青岛中学叫回家，父亲已穿好寿衣了，是中式的短袄长裤，而他从来是穿西装的。我和大弟被老张妈叫去，学着用锡箔纸折银元宝。小弟宗汉则开心地绕着来奔丧的客人们的汽车、黄包车，敲着小锣戏耍。当天，也搭起了竹棚，设了灵堂。我们的四叔从瑞安来奔丧，他长得特像我父亲，小弟见到他忙大叫：“爸爸从木头匣子里跑出来了！”母亲哭笑不得，精神有些失常了。
因父亲的死，家道陡落，从月入360元大洋到无分文收入。无奈只好投靠亲友，举家去了天津我大姐的婆家。我在树德小学上学，上四年级时我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市小学生演讲比赛，讲题是“废铁救国”，劝慰大家捐出废铁制造枪弹，打击侵略者。我是端着锈铁锅、铁铲、锈钉子上台的，穿着从张家花园张二小姐处借来的蓝色蓬袖短上衣。我获得全市比赛第四名，奖品是一横的匾额，上书“舌粲群英”，我把它献给了学校。
我的斜眼儿是怎样治好的呢？原来在北京，父母带我去看了全国最有名的中医孔伯华。孔大夫说：“不用开刀。每天厨子买菜时，切一片薄牛肉片，贴在眼左侧。孩子觉得黏得慌，就老要向左眨眼，眨着眨着就正过来了。”果然，到我十三四岁时，就再也看不出是个斜眼儿的丑丫头了。由于我爱织毛线，又会做鞋，看起来颇贤淑，就相继有富裕人家来说媒了。说媒的条件都是允上学、允出国留学、允照顾母亲弟弟。我和母亲都觉得要被人买了似的，何况我还小，就哪家也没答应。
我在学校里功课挺好，老考前三名，直到算术四则题讲“鸡兔同笼”时，我的名次才落下来。放学回家，我半个钟头把作业做完，就临成亲王大字帖，临灵飞经小字帖，还在家里的旧英文打字机上练习盲打，想着可以去当秘书也想当护士。开滦矿务局招考培训护士，不收学费，还发津贴。娘不让我去报名，说当护士太苦。
待我长到十六岁时，大姐已经在金城银行工作，当簿记；二姐在齐鲁医院工作，搞社会调查。她俩都有钱补贴家用，母亲也靠卖首饰支撑。每次我陪母亲去兴业银行开保险箱时，我眼看箱中的首饰渐渐见底，只有一条金项链、一些碎珠子了。母亲顶真地告诉我，待她死时，一定要在她嘴里塞两三粒珠子，到了阴间，阎王爷看到珠子，就判她投身为人，不投身猪和狗了（我没做到）。
正此时，大哥宗江从上海来函，说参加了新组成的上海职业剧团，剧团正是用人之秋，小妹若能来，总有用得着的地方。我特兴奋，娘也高兴，就回信说去。
大姐为我找了个旧皮箱，并送给我一件新的猫皮短大衣，说：“这件我没穿过，只适合teenage girl穿，送给你正好。”还给了我20元钱。母亲也凑了20元给我，怕我到了上海一时不能就业，吃不上饭。如此这般，我出门谋生去了。那是1941年深秋。
大哥当时住在上海桃源村的亭子间里是在灶间的楼上，房间很小，我搭了个地铺在小铁床前，就已经挨着书桌了。大哥如下地，就踩着我的铺盖了。
上海职业剧团是黄佐临、吴仞之、姚克三位戏剧界巨头主办的。第二天，大哥就带我去剧团后台见头头。我一进后台，就听见有人说：“啊，好高的个儿。”“绿豆芽。”“我可不能跟她配戏。”我见了领导，他们却很欣赏地看着我：“你先跟着吴仞之导演，看他有什么活儿先干什么活儿吧。”吴仞之说：“明天，你跟我一起先登记道具和效果吧。”
待晚上，哥散戏回家。我问他：“什么叫道具？”哥说：“你不是看过话剧剧本吗？”我说：“看过《秋瑾》《家》《莎士比亚》，没写道具。”哥说：“哎，道具就是大幕拉开来后，台上的桌椅、板凳、床等就是大道具，演员身上的钢笔、别针、耳环叫小道具。”我又问：“被服叫什么道具？”哥答：“……你明天听仞之的，他叫你怎么登，你就怎么登。”我又问：“那效果呢？我怎么能登观众是笑是哭呢？”哥说：“哎，效果是指制作成声响的用具，如打雷是摇铁皮，下雨是用笸箩摇黄豆，枪声是摔炮仗，亏得你说来就来了，要是等公开招考，说不定考都考不上，有两千人报名呢！”我庆幸自己不用考试就进了剧团。
第二天，我跟着吴仞之边走边登记台上的道具、效果。傍晚，我去买了两个新本子，还买了一盏简易台灯。晚上，我就把潦草的登记本誊写得清清爽爽。哥回家先洗脚上床，我在灯下开夜车。
第三天，会计把我叫去，发给我16元月薪。我不愁饿肚了。
领导很满意我的登记本，又吩咐我在前台楼上右侧包厢（灯光厢）看戏。黄导叫我做实习生特别要看女演员的戏，每场都要看，熟悉台词、位置，以备代戏。
那时，剧团正在卡尔登剧场上演曹禺的《蜕变》。石挥演梁专员，宗江演况西堂，这是一出爱国戏。梁专员的台词常常被观众的掌声哄起。当台上的人物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万岁！”台下也跟着喊起来。我激动地落起泪来。我来自沦陷的华北，很久没听见口号声了。戏闭幕时，我肿着眼睛去后台找宗江，他看到我红红的眼睛问：“怎么啦？”我嗫嚅地说：“戏好。”
兄妹俩默默地步行在南京路到拉斐德路的大街上，我庆幸自己是在进步的团体。
双十节的时候，卡尔登剧场的门口挂起：“庆祝《蜕变》演出双满月纪念”的牌子。剧团发给每人一个月的奖金。我也有。我说：“我才来半个多月，也还没上戏。”头头说是“同喜”。我赶去邮局，给母亲寄了10元，仅显示我已赚钱了，有饭吃了。
这时候，剧团演员严俊和梅村要结婚，请假一星期。黄佐临让我代梅村的戏，饰演伪组织（小的儿）。我并不怵台。小时候，在青岛电话局的舞台上，我曾演过秋瑾的小姑子王淑华。是跳着绳上台的，如今，演小的儿，还让我手里拿着香烟，我哪儿会抽烟啊？糟糕，导演没排我哪句话上场，直到有人慌慌张张往外推我，我才上了台。哎呀，台上的灯怎么这么亮啊，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听不见台上人说什么。我只好嚷嚷一番，被人拖下台。第三幕还上场，要撒泼撒野。我在台上吵，被人拖着往外拉，我的绣花鞋掉了，我就坐在地上，用绣花鞋拍打地板，被人拽起一跳一跳跳下台。戏台下鼓起掌来。总算演下来了，我谁也不敢看。忽然黄导来到我身边，对我说：“明天还你上。”呀，认可我了。桌上的蛋炒饭早已凉了，我囫囵吞下，我兴奋得睡不着觉。第三天上台，我看见脚光了，还看见第一排加座上坐着黄导、吴导、周剑云、李健吾……后来大哥告诉我，是黄导请他们来，说剧团来了个新演员，扮相好，北京话特棒，嗓门特亮。我的职业演员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不久，上职剧团分成两拨人。一拨跟着石挥另组剧团，另一组就跟着黄宗江。宗江见自己的老同学郭元同（艺名异方）也跟了石挥，很不开心。元同是团里的乐队指挥兼演员。我就去找元同，跟他说了宗江的心思，并对他说：“如果你追求英子，你在我们剧团照样可以追求英子。”郭元同说：“我没有追求英子，我的心里只有你。”我愣住了，没接这茬。后来元同就来到我们剧团。
我和大哥住的亭子间的二房东，把整幢房子卖掉了，要去香港，我和大哥就到处找房子。一听说我们是演戏的，都不肯把房子租给我们，直到我们找到西爱咸斯路和平村1号，才租到一间前客堂，一间楼顶的双亭子间。此时，丁力、孙道临、卫禹平都先后来到我们剧团。丁力、李德伦、郭元同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们五个人，每人出两元钱，用10元一月租了一架钢琴，放在前客堂。琴上还放着元同和德伦抄在谱纸上的乐谱。他俩靠抄谱赚些零用钱，有时还去歌舞厅奏乐赚些外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被炸，日军暂时取胜。上海孤岛租界也被日军占领。一天黄导说：“大家都到排练厅去吧，（我们那时在兰心大剧院演出，前台三楼排练厅很大）有事和大家说说。”团里所有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都来到排练厅。我坐在卷起的地毯上，只见大低音提琴的影子照在黄导的脚边。黄导说：“我们不给日本鬼子卖命。”全体怵然。他又说：“剧团决定解散，发一个月工资，大家各奔前程吧。”我正愁怎么奔前程，黄导走过来，轻轻对我说：“你们兄妹和石挥就先住我家吧。”于是石挥和我兄妹就搬进卫乐园1号黄寓的楼下。我住饭厅，靠北墙，有一张小铁床；石挥、宗江睡客厅，行军床。每人每月象征性地交一斗米包食宿。黄导和夫人金韵芝（艺名丹尼）居住二楼。丹尼也是名演员。黄导夫妇都是欧美留学回来，是我国戏剧界学术最高的专家。他们都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教育青年艺人。
石挥每天抱着他的吉他弹，宗江在翻译，我则大看其书。二楼有大书房，我把《莎士比亚全集》再看一遍，还看亚里斯多德、伯来西特……
日本占领上海租界后，政客川喜多控制了上海电影界，建立了上海联合电影厂。幸亏金星电影公司经理周剑云卖了个交情，没把我们二十多人的名单往上送。那时我们剧团的头面人物，刚被周剑云网罗不久，签了长期合同。记得合同上还有五年内不许结婚条款。当时，让我饰演一名被强盗掠去的少女。少女在灯节时出来看灯，被强盗看中。要拍一个长长的美少女特写。
我在兰兰大姐的介绍下，把一颗小虎牙换掉了。全片只两个女演员，另一个是强盗婆，由端木兰心饰演。戏还没拍，上海就沦陷了。
我们在黄导家，平平静静地住了些日子。黄导吴导觉着川喜多无意控制话剧界，就又悄悄排起戏来，给我排了独幕戏《侬发痴》，说的是一位犹豫不决的考虑博士向少女求婚，问了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把少女气得假装发痴把博士赶走，迎来帅气的青年的拥抱。少女发痴时，要唱游龙戏凤，唱京韵大鼓，唱活捉三郎，用围巾捉住博士。总之，这戏就像京剧中的《十八扯》《纺棉花》，演员发挥得淋漓尽致。台下观众不以我荒腔走板不搭调为意，我大过戏瘾，内行也以我耍得开为赞。
彼时，石挥、张伐、韩非、林榛、英子、崔超明、白穆、莫愁八人组织了一个“八大头牌”剧团，临时雇用些班底，演出了不少好戏。如《风雪夜归人》《梁上君子》《秋海棠》等。我都去观摩了，很佩服。不过，我们两个剧团的上座都不怎么好，因为夜里交通管制。这时，上海大亨黄金荣的儿子黄伟喜欢上话剧，串联两个剧团合作，组成荣伟剧团，规模宏大，角色整齐，日夜两场，演出轰动，掀起话剧运动的新高潮。
至此，我以演出《甜姐儿》《魂归离恨天》等青春剧而大红大紫。由于我长大了，又演了青春剧，我的私生活也变得复杂了。演《上海屋檐下》时，舞台上搭起二层楼的横剖面。我演舞女。幕启时，我睡在前楼的床上。别的人在楼下演戏，我竟真的睡着了，直到舞台监督用长竹竿把我捅醒才赶忙装作打了个大哈欠，起床演戏……
这时，著名的电影导演马徐维邦来找宗江，邀请他去香港拍摄《秋海棠》中的秋海棠。大哥觉得他应该离开上海了，就和地下党员戴云谈，戴云为他接好关系，并给了路费。在我演《晚宴》的晚上，宗江悄悄地离开了上海，辗转千里，去到大后方重庆，并没去香港。
宗江走后，元同等三位男性搬到亭子间，我搬到前客堂。一天晚饭后，天已经黑了，李德伦下楼来找我说：“元同不知怎么啦，他吐了，又躺不下。”我忙上楼去看他。只见元同靠在被垛上哼哼。我让他喝点水，但喝了就吐。我摸他脑门，很烫，不腹泻，不像是吃坏了。我决定去找我们的粉丝夏其昌医生。我到了夏家，夏医生取过诊药箱，开汽车来到和平村，为郭查了体，说：“不要紧，心律不齐，不能动，我留下几片药吧。”夏其昌下楼时对我说：“疑是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我听不懂。第二天天亮，我上楼见元同还熟睡着。等到八点后，我上街买了一只高脚痰盂、一支体温表、一罐奶粉、一斤白糖。回家后我又上楼服侍元同。我把他的小便倒在楼下公用盥洗室男性小便池里，把脚盆洗干净。夏医生又来了，给郭听了听心脏说：“好一点儿。”又给他打了一针，说，“不要让他动，明天我会再来。”如此三五天，我倒屎倒尿，帮他量体温，帮他洗脸擦身，给他读《希克梅特诗选》，哄着他。夏医生每天来，并每天打一针针剂。郭渐渐复原了，能自己穿衣服了。经医生允许，能走路，能下楼上厕所了。他对我说：“真对不起你，让你为我倒屎倒尿，辛苦服侍我那么多天，抱歉。”我说：“那没什么，如果我病倒了，你也会这么待我的。”不久，郭元同的母亲从北京来看病后的元同。丁力说：“婆婆来相儿媳妇了。”我没反驳。郭伯母来后，我陪她逛了大上海。临走时，她送我一只玉镯。以后，元同告诉我，那是他家祖传的宝物。我明白是婆婆相中我了。我也不再推辞。
1943年10月下旬，我和郭元同请假回北京结婚。元同的家在北京香山一棵松，有一个院子。第二天，伯母、元同和我，就张罗办喜事。为办得光彩，决定租用西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我不知道郭伯母的家底，我不言声，只和元同一起估计邀请的贺客名单，有六桌人哩。
伯母赠一座三合院给我们做新房。院子里有一棵无核的枣树，已经结枣了。第三天，元同去城里办事，我也随去，去租白纱礼服，并买些皱纹纸、亮光纸、剪纸、窗帘布等。郭伯母家大院有一座大铁门，门上有个匾额写着伯大尼。我不知什么意思，问元同，他也不明白。（以后，我通读《新旧约全书》才明白伯大尼是悲苦之家的意思。元同的父亲是去年在香港去世。）我先清扫了新房，擦了窗玻璃，贴了龙凤呈祥的剪纸，又把花纸制成纸环，串起来，吊在屋顶上。我见房内有缝纫机，又踏了贴玻璃的白纱布窗帘和厚的细格布窗帘。我要把几年来没敢拥抱元同的思念，统统给他，拥抱个够。近婚期，我和郭伯母下山进城了。我们发现元同病倒了，是忙得累病了吧？礼堂租好，请帖已发出，想延迟婚礼已不可能。届时，就勉强扶他走完红地毯，说完“我愿意”，就送他回石驸马大街他舅舅的医所，躺在为病人查体的病床上。新婚第一夜，我在元同舅妈家写大楷。
元同的病，一天重一天。一夜，他抖个不停，体温41℃，哼哼不止。元同家都是基督徒，全家为他祷告不停。我大声说：“送医院，必须送医院！”终于把元同送入羊市大街中央医院。送医院后的第三天，元同的母亲和弟弟就不大来医院了，仅留元同妹妹和我守着。第八天的夜里，元同闹了一天后很平静地睡了。我和元同妹妹守夜，我织毛线手套撑着，只听元同的呼吸很粗重，一声比一声长，妹妹急得跑去找医生。我只听到元同的喉咙里“咯”的一声，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待医生护士进来，才发现元同已经停止了呼吸，打强心针、做心脏按压……什么都来不及了。他死了。我只说：“他被痰卡住了。”没人理我。医生用床单罩住了他的脸……当我们推着他的尸体往太平间走时，我觉得通道特别特别地长。我说：“他会冷的。”没人理我。元同连前带后一共病了十八天，我十八岁成了寡妇。
次日，郭伯母和元同弟弟出现了，寿衣和棺材出现了。化妆师也出现了。至此，我方才知道郭家人都知道元同必死，只瞒了我一人。
我这单身新娘在郭家过起了日子，郭伯母待我极好。郭伯母曾劝我信基督，要把我奉献给上帝。我说：“我从小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教育，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上帝的儿子基督。”
冬天，山上的风很冷。有一天，我在山上拣松塔，秦妈来叫我：“上海来人啦！”我回家去，见是戴云和林葆龄，我引他们来到新房里坐着说话。他们说：于伶、吴仞之、吴琛和李伯龙的意思，接我回上海，剧团需要我回去，说我的前途还很远大，不能把自己幽闭在山沟里，于是我向郭伯母说了。她知道我决意离开，也就不再劝我，并让元同弟赶快下山，给我买来一件卷毛黑羊皮大衣，是那年代时髦的式样，送我穿了上路。临走，伯母带我去见宋神父，宋神父惋惜地说：“你一定要走毁灭的道路吗。”我告别了伯大尼，重新回到上海。
我住在柯刚和柯姐的亭子间里。一天她俩都不在家，来了一个人，让我给柯刚传个小纸条。柯刚回来看过纸条，点燃火柴把纸条烧了，就开始收拾行李，说母亲病了，她要回乡，只带简单衣物，就匆匆走了。
柯刚走后，剧团的头头李伯龙叫我住到他家去，渐渐地我觉得住在头头家总不是个事，就让好友朱修勤给我租了间房，与我同住，并让她小妹每天来给我们买菜、饭、洗衣、收拾房间（付工资）。姐妹俩有时把我反锁在屋里读书，修勤嘱咐我，工资多了花不完，可买圈圈金戒指，需要花钱时，还可以到银行换现钱。
我又复演看家戏《甜姐儿》。上座奇好，演了下不来，共演了一百多场。剧中Mr.刘问甜姐儿：“你爱吃什么糖？”本来剧本上回答：“我爱吃巧克力糖。”ABC糖果公司的销售经理和剧团接洽，说回答我爱吃甜甜蜜蜜糖。他们除付现金外，还每日给剧团两大包甜甜蜜蜜糖新产品。从此每天两包糖，我一人一包，另一包剧团大家分，我从一包中取了几块给前台工作人员。其实甜甜蜜蜜糖就是牛轧核桃糖，很好吃的，还外加我个人每周得一盒巧克力。
剧团赚钱了，给我送来一包50斤的面粉、两包20斤的大米、几斤油票，还给我一笔钱，让我寄给母亲。
以演《家》中鸣凤著称的英子病了，是当时无药可治好的肺病，她起先住在虹桥医院二等病房。我们团里每人凑了些钱，给她送去片装火腿、肉松、乐口福、酱瓜和腐乳。没多久，英子钱紧了，搬到三等病房，再没多久，她交不起任何费用了，医院就停了药。去探望她的人赶快翻空口袋，为她交了半个月的费用，于是话剧界就张罗给英子演“秋风戏”（梨园行演艺界的一种自助方式）为她筹款。义演当场剧场最佳位置不售票，而由名演员去到各商家老板、企业经理门上去劝募，有的老板听说是为英子义演，一百元一张的戏票买十张，一家人连保姆厨子都来看戏。我们演《家》，我饰演英子的角色鸣凤，当我跪在地上，求大奶奶不要把我嫁给冯乐山时，我哭得把大方手绢可以拧出水来，妆也哭花了。当第三幕我在三少爷窗外，与他告别，慢慢走向湖边，独白：“我……去……了。”更泣不成声。我想，今天我为英子演“秋风戏”，他年谁为我演“秋风戏”呢？我跳下台，湖水漾了上来，我已经哭得站不起来，被人挽往后台，我痛苦，为了英子，也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