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水”、“三苗”地望考------《山海经》系列研究
“丹水”为上古著名河流，之所以重要，因文献皆认为其与上古国族“三苗”有关。《吕氏春秋·召类》：“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是驩兜被放居南蛮，亦处丹水也。”，各种文献相互参照，可知“南蛮”即“苗民”，为“驩兜”后裔。《海外南经》“三苗国”一节，郭璞注：“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苗民”又作“三苗”。《墨子·非攻下》有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于）市，夏冰（水〕、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雷）电诱（谆）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古本竹书纪年》也有类似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夜不出“。此“三苗”与“尧、舜、禹”连续大战，固为上古著名国族，《尚书.舜典》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把“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合称为“四罪”而流放于四裔。《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内容又有所扩张：“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三苗”所居，史家引《水经注》，皆以今日“丹江”为“丹水”，其活动范围在荆淮江汉之间。司马迁《史记. 五帝本纪》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战国策 .魏策》记载最为详细：“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后人多据此认为战国“彭蠡”、“洞庭”之地，为“三苗”故地，皆在江汉之间，几成主流说法。这种说法有明显的瑕疵，文山多认为当作“汶山”，衡山则为南岳，“文山”、“衡山”南北错位。钱穆先生对此作过详细的研究，曾依《汉书地理志》认为，衡山在河南南召县，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古籍中所说的洞庭和彭蠡，也并不是后世所说的洞庭湖和鄱阳湖。故此“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广运数百里间也”。不过我认为，上述说法皆误，其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以后世地理推测上古形势，所据文献皆为战国后的材料，存在着较多的误读。钱穆先生所言“三苗”后裔或有此广大活动范围，但前述文献所载皆“尧舜禹”时期事迹，今天研究“丹水”、“三苗”皆当以此时期境域为限，以夏、商地域可知，上古所载范围当更为狭小。先秦文献可据的本就不多，而《山海经》是难得的史地专著，又有《穆天子传》、《竹书纪年》等“汲冡书”可作印证，其为先秦文献是无可置疑的，应当重视《山海经》的价值。《山海经》中对上述所载地标以及“丹水”地望，都有详细的记载，皆不同于前述主张。
本人前时已撰文《解读上古中国的一把钥匙------关于《山海经》所载地域及其史料价值的讨论》，认为《山海经》经中所载地域为一同心圆结构，其中心为“海”，《説文解字》：“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从水每聲。”，古代含义和今天并不完全一致，有时也作湖，《河海图记》载:“北河南江，支流为水。百步曰塘，浅水覆植者曰泽，有水汇集曰湖，大湖曰海。”。经中所载东海、西海、南海、北海俱非专名，而是一个名词倒装用法，实际上是一个指示方向的用词，东海就是说海的东面，按今天的写法当作”海东“。而所谓“海”应当是自“洛汭”以东、以北广大的“流沙”泛布之地，其核心区域在河内，即今天的泌阳地区（详见本人所撰《上古“流沙”与三代前“周”始居之地望考，兼论孟州得名》、《“流沙”周边形势补考，兼论最早“中国”地望》诸文）。其实，《山海经》经中所述地域时期十分有限，《西山经》除《西次三经》外为陕甘地区，《北山经》为山西及河北部分，《中山经》以洛阳周边为主或及于江汉，《东山经》部分北及济水、濮水区域，除此几部分外，“山经”以及“海外”、“海内”、“大荒”各经所述皆为今天的荥阳地区，西不过巩义，东不出郑州，南到嵩山，北界为广武山；其所述时期主要及于“尧”时大洪水之后到“大禹治水”功成，事迹涉及上古，才有所追溯。所谓“海外”、“大荒”皆指“海”之南，经中四方皆荥阳区域的四方，海内四经、海内经所称“海内”，也同为此区域。此称呼差别我意其为后人记载这些材料时其主体不同，如居于今天河北的族氏流传下来的材料，则呼为“海外”，居于荥阳本地则呼为“海内”，至于这些材料到底源于何族，暂无考存疑。《大荒西经》有文：“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此明言“大荒”仅及于“三面之人”周边，是为一地，所及四方不可以后世中国境域四边而属之。后人不察，以战国时“华夏”境域属之，秦汉后人又皆以后世地理臆测而穿附，才难以通读全经。研究《山海经》，当知此时空大略。
实际上《尚书》已明载：“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大戴礼记.五帝德》又记载：“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此“欢兜”即“驩兜”，又作“丹朱”，已成定论，勿庸赘述。先秦“嵩山”名为“外方”，夏商时又作“崇高”，《国语·周语》称禹之父鲧为“祟伯鲧”，“崇高”之名缘结于此。《史记》中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 而四岳各如其方。”，据东汉班固《白虎通》曰：“中央之岳，加嵩高宗者何？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也。”，西周时称“岳山”，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定“嵩山”为“中岳”，五代以后称“中岳嵩山”。二者俱言“崇山”，即有此“崇山”为“尧舜禹”时中国之南界，则“丹水”、“三苗”皆应于此周边寻之，而不当处于江汉淮荆之间。以理度之，以上古生产力水平，“尧舜禹”何能屡次远征江汉荆淮？
《海外南经》有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与前述文献对照，可知“赤水”即“丹水”，而“赤水”为“昆仑”周边河流，故“丹水”、“三苗”皆应于荥阳区域寻之，文献所载各种地标也皆应处于此一区域。《国语.周语》有一段记载，更为明确地记载了“丹朱”所在，引文如下：“王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凭身以仪之，生穆王焉。是实临照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此段记载直言“丹朱”“在虢土”，即今天荥阳，正处于嵩山之下。且以狸姓祭祀。《大荒北经》的记载：“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颛顼生驩头，驩头生苗民，苗民厘姓，食肉。”，“厘”通“狸”，可知直到西周，时人仍知晓“三苗”故地，而“厘”姓为其后裔。今天荥阳广武山东端南、郑州市西北于春秋时有一城作“厘”，《春秋. 隐公十一年》载：“公会郑伯于时来。”，杜注： “时来， 也。 荥阳县东有厘城， 郑地也。”；《水经·济水注》： “济水又东南径厘城东……京相璠曰： 今荥阳县东四十里有故厘城也。”，此“厘”城其得名于“苗民”一族乎？
《大荒北经》有文：“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有阳山者。有顺山者，顺水出焉。有始州之国，有丹山。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鞛，修鞛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本人发现，此段记载皆合于荥阳地理，且与“大禹治水”相关，为本文考释提供了难得的上古时间、地理范围，故本文以下主要以此节内容为线索梳理论述。
此引文中“先槛大逢之山”其得名前人注释皆未及地理，我意“大逢”当为“有逢氏”，即上古“有逢伯陵”一族，此山为“有逢"之居，而荥阳本即”河伯冯夷“故国。《水经注.济水》载：“水出荥阳城西南李泽，泽中有水，即古冯池也。《地理志》曰：荥阳县冯池在西南是也。”，又有《路史.国名纪五》云：“冯，唐韵。姬姓国。今荥阳李泽中有冯水，即古冯池，故冯夷国。”，“冯夷”当作“逢夷”，“冯”本通“逢”。“先槛”往时不解，今即知与“有逢”有关，我意“先”即经中所谓“先民”，又作“姺”、“有莘氏”或“有辛氏”，“有辛氏”与“有逢氏“本为同族而为“四岳”之裔。本人于《“豢龙氏”族氏考，兼论“龙”之形象》一文中已指出：“上古夏及夏以前的“豢龙氏”即“豕韦氏”，非为商时“尧”后“刘累”一族，而为“有逢伯陵”之后，世业养猪，其号为“龙”。则此“先槛”，岂非“龙门”？“禹凿龙门”、“禹所积石”皆为“大禹治水”事迹，本节引文“有山名曰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连属成文，固非无因？ “先槛大逢之山” 其西为“禹所积石”，可推测此引文所述顺序为自东到西，按《大荒北经》整个行文也当如此，则此节引文所述当是自荥阳东端到西端的地理。
又据本人研究发现，《南次二经》所载大致与今天荥阳北的广武山相符，可与前述《大荒北经》的内容相参照。《南次二经》起首为：“南次二山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𣬈，东望长右。”，“流黄”当指今天的“泌阳”地区，其为上古黄河流沙泛滥之地，“柜山”则为今天广武山之西端，正所谓“西临流黄”。《南次二经》尾部几座山如下：“又东五百里，曰区吴之山，无草木，多沙石。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又东五百里，曰鹿吴之山，上无草木，多金石。泽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又东五百里，曰漆吴之山，无草木，多博石，无玉。处于东海，望丘山，其光载出载入，是惟日次。”，《山海经》中之里程前人研究颇多，但皆无法据此落实，今观此所引文所载，山与山间多为“五百里”，少数为“四百里”，世间地理安有如此整齐之地形？且据此里程，一山横贯中国，实无此山脉，且以上古之范围，古人也不当有此知识。此山间里程必为编造，所据所本，无所考，但其所载相对位置则当为实录。“区吴”、“鹿吴”、“漆吴”皆当“虞”地，“吴”本通“虞”，此三山皆当为“大禹治水”所及，其地宜为“虞”统辖活动区域。“区吴”之“区”，我认为就是《逸周书.王会解》中之“区阳”，又为“并封”或“并逢”，本为“丹朱”一族，“丹朱”本出自“有逢”，而“丹朱”为“三苗”之先；“鹿吴”之“鹿”，通“黎”，“丹朱”又为“重黎”之后，俱出“有逢”；“漆吴”之“漆”，通作“厘”，“三苗”即“厘”姓。此三山皆与“丹朱”、“三苗”有关，而为“有逢”故地，我意其即前述所引之“先槛大逢之山”，处于今天荥阳广武山东端地区。三山中“鹿水”、“泽更之水”皆入于“滂水”，“滂水”岂非“逢水”？
前段《大荒北经》引文“有阳山者。”，“阳”先秦文献多通“昜”。《逸周书.王会解》有文：“西申以凤鸟，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氐羌以鸾鸟。巴人以比翼鸟。反炀以皇鸟，”，此“反炀”之“炀”或为“昜”之异体字，本可通假，此“阳山”或为此“反炀”故地。颇疑此“反炀”即为上古著族“陶唐氏”，“唐”本通“昜”。《大荒西经》：“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实指“西申”、“氐羌”、“反炀”三国族。“西申”姜姓，祖溯炎帝，为“四岳“之后，而据《海内经》所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可见“氐羌”也是“四岳”之后，同为五采鸟之“反炀”亦当为“四岳”之后。《海内经》有文：“有五采之鸟，飞蔽一乡，名曰翳鸟。”，此“五采之鸟”颇疑所指即秦之先人“柏翳”而为“四岳”。《海内经》又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此“延、殳”当作“延（殳）”，又作“延维”，即《海内经》中“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所载，“延维”当作“盍稚”，所指为“丹朱”一族，其先为“伯陵”，是为“有逢伯陵”，出自“有逢氏”，俱为炎帝后裔（本节内容皆详见本人《“商奄”、“丹朱”族源考》）。或云世传“丹朱”为“尧”子，此又云父“伯陵”，这不矛盾吗？上古文献族氏、人名不分，常以族中著名人物代指其族，此为通例多见，我意此其族氏为“盍稚”，而“丹朱”为其著名首领，故“伯陵”可生“盍稚”而不必为“丹朱”，“丹朱”固可为“尧”子而亦可代指“盍稚”。文献记载“尧”封“陶唐”，可知“陶唐”非其父族，那么“陶唐”可能为其姻族，即为“丹朱”母族，上古常因母得姓，则“丹朱”一族当为此“陶唐”，即“反炀”，此正可证“丹朱”为“有逢”之后，炎帝之裔，为“四岳”一族。
《大荒北经》引文又下“有始州之国，有丹山。”，我意此“始州之国”为“有邰氏”故地，《大荒西经》有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东，有长胫之国。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海内经》又载：“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大比赤阴，是始为国。”，周祖弃之母姜嫄即为“有邰氏”之女，姜姓，又为“四岳”之后，“有逢”之裔。《国语.周语》云：“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也。”，此不仅说明姬、姜二姓世为婚姻，且也揭示了姜姓与“有逢”的亲缘关系。《大荒西经》引文“稷之弟曰台玺”，其名“台”或即得自母氏“有邰”，其文“赤国妻氏”与《海内经》引文“大比赤阴”，袁珂认为“大比”当为“大妣”坏文，其意虽不可全解，但可猜测此或指“周人”母族“有邰氏”，其地固有“赤水”，此“赤水”即“丹水”，前述已论之，故《大荒北经》下接引文“有丹山”，显然是以“丹水”得名。“赤水”又见于《海内经》如下文：“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可见炎帝之裔，世居此“赤水”周边，直到“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才有一支降居“江水”，而为“共工氏”。《南次二经》记载：“南次二山之首，曰柜山，西临流黄，北望诸𣬈，东望长右。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赤水，其中多白玉，多丹粟。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见则其县多放士。”，此节文字似神话，但细审之，显然是指“丹朱”故事：其兽如“豕”，“有逢”之后本有“豢龙氏”，又称“豕韦氏”，其固可以“豕”指代，“名曰狸力”者，“丹朱”本为“厘”姓，又为“重黎”之后；其鸟名“鴸”，固自号也，“多放士”又隐喻其流放之义。不过此处未作“丹水”而作“英水”，水名多迁又常有异名，此不足为奇，以“其中多白玉，多丹粟。”，名其为“丹水”也是适宜的。我意此“英水”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丹水”，其“西临流黄”，即今天荥阳广武山西端的山地，正处于黄河之上。
《大荒北经》引文又下：“有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鞛，修鞛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此“大泽”又见于《海内西经》：“大泽方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雁门山，雁出其间。在氐国西。高柳在代北。”，前人因不能正确认识四方经为同种材料割裂编造而成，因其一在北、一在西，而以为经中有两个大泽，一为“千里”、一为“百里”，袁珂特加注释，又以为“百里”大泽又为《海内北经》所载舜女所居：“舜夷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现可知，此三处所述当为一处，“千里”、“百里”皆为虚词而言其广大。《大荒南经》有文：“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南旁名曰从渊”，此“从渊”则当为《海内北经》所载之“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舜当处于其南旁，在昆仑之下； 而舜妻则居于北旁，舜女当依母族而居“少和之渊”。
《海内北经》又载：“大蜂，其状如螽；朱蛾，其状如蛾。蟜，其为人虎文，胫有䏿。在穷奇东。一曰状如人，昆仑虚北所有。”，此“大蜂”者，非“大逢”者何？颇疑此处“螽”当为“蠡”，音为lǐ，通“黎”，“有逢”本为“重黎”之后。《大荒西经》有文：“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有关的记载又见于《史记.楚世家》记载：“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海内经》又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据上述文献可知“祝融”即“重黎”，其世系据文献一种说法出自“炎帝”系，另一种说法则出自“颛顼”，看似矛盾，其实上古婚姻制度与后世以父系为主不同，得姓多自母系，也有从父得氏的，“重黎”固可以母系族宗“炎帝”，其父系又可上溯“颛顼”，此类情况经中多见，以此皆可通释。“重黎”后世有异论，或认为为二人、或为一人，皆不准确，按先秦文献世系通例，言“所生”者，大多为族氏分支，当释为二族。《穆天子传.卷四》有文“柏夭曰：重氏之先，三苗氏之□处，”，此处有缺文，可推测其意“重氏”与“三苗”是为一脉同族。“三苗”出自“丹朱”，前面文中已提到“丹朱”其族为“延维”，即《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一节中的“延（殳）”，如此，“重氏”之先可上溯至此“延（殳）”，那另一族的“黎”则很可能即经中的“鼓”。《西次三经》记载：“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鳐崖。”，此“钟山”之子又见于《海外北经》，引文如下：“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䏿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又见于《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烛龙。”，此中“烛龙”或即“祝融”，其名音近可通，其形象又与文献所载“共工”同。参照这几则记载，可知“鼓”、“延（殳）”即为“重黎”之先，“鼓”为“黎”，其后裔又为“共工”，“延”为“重”，其后即为“丹朱”，二族俱出于“有逢伯陵”。《逸周书.王会解》有文：“其西鱼复，鼓锺，锺牛。”，往时皆无法通读，不知何意？其实此“鱼复”当即《海内经》引文中“伯陵”所通之“阿女缘妇”，此“鼓锺，锺牛”正当释作其二子“鼓”、“延”及其二族方物。
前述《海内北经》引文所载“朱娥”则当为“娥皇”，显然其名得自“皇鸟”，即前述“阳山”之“陶唐”，世传“娥皇”为“尧”女，岂言无据？“少和之渊”之“少和”也可稍作揭示，《尚书.尧典》具载“羲“、“和”，“羲”通“娥”，与“和”同族，为“重黎”之后。如经中所载居于“阳山”之南，名之为“少和”，正示之为“陶唐氏”（又可称作“反炀”）故地。《史记.五帝本纪》：“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即此前述《海内北经》引文中之“蟜”与？“其为人虎文”，“虞”族正是以“虎”为图腾的。《大荒东经》有文：“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先秦文献“吴”通“虞”，其例甚多，此其证也。而其居于“昆仑虚北”，正为前述“舜”之居地。《海内北经》又载：“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东胡”暂存疑，“夷人”所指莫非为“冯夷”？《孟子.离娄下》云：“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前人于此中地望多所考证，众说纷纭，本人现据经中所载，对“诸冯”、“东夷”说加以说明。《史记》载：“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舜父妻曰“握登”，而前引《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上古族氏皆世为婚姻，舜妻与其父之妻当为同族，颇疑“登比氏”应作“登妣之氏”之意，谓“舜”妻乃其母“握登”之族女，《大荒西经》有文：“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此“沃民”者，皆为鸾凤所居，当指前述“四岳”、“有逢”各族故地，“握登”或应作“沃登”，以其故地为“有逢”后裔所居，俱为“冯夷”亲族，名之为“诸冯”可矣，以此后世记载“舜”生于母族“诸冯”，正可谓“东夷”之人。《史记》所载“姚墟”，“姚”或通“陶”，“姚墟”或即“陶唐氏”故地，“陶唐氏”与“虞”族世为婚姻，“尧”妻“舜”二女，拔“舜”于田亩之中，此固有之义，上古之常。
前述《大荒北经》引文：“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鞛，修鞛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此“毛民”即为“三苗”，《海外南经》所载：“三苗国在赤水东，其为人相随。一曰三毛国。”，前述“丹水”即为“丹朱”故地已居于黄河边上，则其地当居于“丹水”之南。“依”姓或为“厘”姓之分化。世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厘”、“依”皆是，与经中世系不同，暂存疑不论。引文中“禹”生”均国“之世系皆无考，推想此即“禹征三苗”之事迹。言其“三苗”，又与“三危”地标相关，《战国策.秦策》云：“舜伐三苗”、“杀三苗于三危。”，《尚书.舜典》有“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语，“分北”为“分别”，此当与“放欢兜于崇山”合看，“三苗”为“欢兜”支裔，其事实为流放“欢兜”、“三苗”于两地之意，此尚无“三危”居西之说，而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载就具体得多了：“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此始以“三危”与“西戎”相联系。只是“三危”的地望学术界争议较大，或说是今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或说是甘肃天水附近的鸟鼠山；或说在今陕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或说在川甘交界岷江、岷山一带。因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今甘肃境内的羌族或西南地区的苗族为古代三苗后裔的不同说法。《地道经》：“陇西郡首阳于三危，三苗所处。”又云：“鸟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处是也。”，《河图括地象》：“三危山在鸟鼠之西南，与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及舜流四凶，徒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通典》：“沙洲昔舜流三苗于三危即其地也，其后子孙为羌戎，代有其地。”，《诗地理考》：“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地。”叠：叠山；宕：今宕昌。皆高山穷谷之地，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三危在岷山之西南”。其实上述说法据后世地理而臆测，皆误。
“丹朱”南放“崇山”并不远，仍紧邻荥阳，“三危”也不当如此之远。《海内北经》记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仗。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虚北。”，此中西王母，颇疑其为“皇鸟”之母，“王”可与“皇”通，《大荒西经》有文：“有五采之鸟，有冠，名曰狂鸟。”，俱处西北，或为同事异文。本人于《“龙”、“凤”字考》一文中曾指出，《海内西经》所载“凤皇、鸾鸟皆戴瞂。”，“戴瞂”当为“凤”字、“鸾”字上部构型，而实为“辛”字，义指其为“有辛氏”之后，我意此“西王母”者，所“戴胜仗”或即“戴瞂”异说，“皇鸟”一族正为此族后裔。《西次三经》又有文：“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可知“三青鸟”所居即“三危之山”。《大荒西经》又载：“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璇瑰、甘柤、瑶碧、白木、白柳、视肉、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曰少鵹，一名曰青鸟。”，“三青鸟”非仅示为同族三支，或又示为分支先后，以“大鵹”最先，又生“少鵹”，后又生“青鸟”，此略同于“太昊”、“少昊”之义，世人皆以为“太昊”在先，“少昊”居后；与之类似，经中所谓“五采鸟”三名也当为“皇鸟”为先，后又生“鸾鸟”，又生“凤鸟”，此可为经中氏族演变分化提供参考。此节中“西王母”、“三青鸟”，正可与《海内北经》所载印证，当为同事异文，所谓“壑山”，音同于“盍”，或为“盍稚”之义，为“丹朱”一族故地，此又与所载“西王母”、“皇鸟”俱合。“三青鸟”者，其名“大鵹”、“少鵹”，当为“重黎”之后，据文中前述，“丹朱”一族出于“重黎”而为“重”之后裔，“三青鸟”者岂非亦出于“重黎”而为“黎”之后裔？尤可论者，《海内北经》所载“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则“三青鸟”当为“西王母”臣；其地为“三危之山”，按上古因地得氏之惯例，当可为“危”姓。这又让我们联想《海内西经》所载故事，“贰负之臣曰危，危与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木。在开题西北。”，此“贰负”又见于《海外北经》：“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东有犬封国。贰负之尸在大行伯东。”，此所载于经中正处于“西王母”、“三青鸟”之后而连属成文，此固非巧合也！其实，此“三危山”即《西次二经》之首山“柜山”，“柜”又作“櫃”，可与“危”通，“三危山”即“丹山”，与“丹水”所指本为同地，实为荥阳之西北山地。又由此，可知世传“三危”之居于陕甘之无稽，“三苗”于“尧舜”时固不曾西迁。
经本文如上讨论，我们可知上古“三苗”为“丹朱”后裔，世居荥阳，其故地主要处于今天的广武山区域，“丹朱”有南迁事迹，“三苗”或亦有同迁之义，但绝无西迁事实，“三危”本系其故地。“丹水”、“三苗”地望问题到此已解决大半，以下还要解决几个著名的与“三苗”相关地名问题。《淮南子.修务训》记载：“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苍梧。”，《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日九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还有《战国策 .魏策》记载的“彭蠡”、“洞庭”、“衡山”、“文山”。“崇山”即“嵩山”勿庸赘述，另外的这些地名，如按照本文的讨论也不可能位于今天通常所认为的江汉地区，那到底在哪里呢？
《吕氏春秋·爱类》记载：“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若乎禹者矣。”，《淮南子·人间训》亦云：“禹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荥阳以西泌阳地区古称河内，其地有孟州、孟津，正处于河出山口之地，我意其地即可称作“孟门”，不用再到西河去寻。"伊阙"一名龙门，即春秋之阙塞，在今河南洛阳市南二十五里龙门山。《史记·秦本纪》：昭襄王十四年(前293)，“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水经·伊水注》：“伊水又北入伊阙，昔大禹疏以通水，两山相对望之如阙，伊水历其间北流， 故谓之伊阙矣。”，此“伊阙”自春秋战国以降，史载不绝，自来无疑义。“龙门”如本文前述，即《大荒西经》所载“先槛大逢之山”，位于今天荥阳广武山东端。以上地标皆不用再论，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此两则记载中的“彭蠡”，此“彭蠡”者一作“障”，一作“防”，这显然是堤坝，而非湖泽，即此，鄱阳湖之说就不能成立。今天广武山西端向西南延伸直到“汜水”入河的玉门渡口之间为土质丘陵，这一段西南向的丘陵十分可疑，我认为这非自然形成，而是人工所筑的堤坝。如前所述，此处往东、往北皆原先“丹朱”、“三苗”故地，而其先为“有逢”、“重黎”，或此地也为“有逢”、“重黎”故地，本可称作“逢黎”，又可通作“彭蠡”，“蠡”字构型上“豕”下“蛇”，本为“有逢”图腾。《禹贡》本战国时人所撰，但时人于西北地望尚无考察，故雍梁地理谬误甚多，于“流沙”、“弱水”皆以通名释之，可知其内容或据上古材料补充而成，此下引内容或有所本：“导弱水，至于合黎，馀波入于流沙。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今观之，此皆述此广武山西端之地理，“昆仑”也当位于此。
“昆仑”为上古著名地标，据本人研究其非在西域，也当处于荥阳。本人因前人著述皆叙作接天之神山，而误属之于“浮戏山”，窃以为非如此不足以当接天之意，《海外南经》又载“昆仑虚”，这就又产生了误导，以为“昆仑”当居于东南而非西北，现观之，此论不确。《淮南子.地形训》所载南方为“昆吾”之丘，而非“昆仑”，《海外南经》之“昆仑”当为“昆吾”之讹。“昆仑”是什么意思呢？这对我们探讨“昆仑”地望有重要的意义。《西次三经》有文：“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丘时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其上金青雄黄，多藏琅玕、黄金、玉，其阳多丹粟。其了有多采黄金银。实惟帝之平圃，神英招司之，其状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徇于四海，其音如榴。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望大泽，后稷所潜也。其中多玉，其阴多榣木之有若。北望诸龇，槐鬼离仑居之，鹰鸇之所宅也。东望恒山四成，有穷鬼居之，各在一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有天神焉，其状如牛，而八足二首马尾，其音如勃皇，见则其邑有兵。”，此“槐江”之“槐”通“怀”、又通“鬼”、通“危”，我意即西周时唐叔虞所分之“怀姓九宗”之先，王国唯先生认为此“怀”姓即“鬼方”，又为《穆天子传》中之“䣙”人，而为河伯“冯夷”之后，是为卓识，让人佩服！此固为“逢黎”之故地；“槐江”之“江”岂非“玄嚣”降居之“江水”与？“北望诸龇，槐鬼离仑居之，鹰鸇之所宅也。”，此“槐鬼离仑”按文意，皆为“逢黎”之异名，“槐”、“鬼”前已论之，“离”本通“黎”，“丹朱”一说又为“离朱”，以此推测“仑”也当为“逢黎”称呼。“昆”本为众多之义，为一类事物之统称，如“昆弟”、“昆仲”、“昆友”等，如此，则“昆仑”即同“诸冯”，义为“逢黎”一族之统称。尚可论者，“诸”之一字先秦文献多见于吴语，如“诸稽”，“吴”即“虞”，窃以为“诸冯”当为“虞”族对“逢黎”一族的称呼，而“昆仑”则为其自称。上古还有一著族“昆吾”，我意其义或为“昆虞”，而为“逢黎”一族用语。“虞”实为“禺”，为“黄帝”之后，“逢黎”为炎帝一脉，炎黄世为婚姻，以“虞”族论，“逢黎”为其母族，“北望诸龇“中之“诸龇”或为“诸妣”之异文，而“诸”为吴语，此无非“诸冯”的另一种说法。“昆仑”之义即明，则“昆仑丘”当为“逢黎”祭祀典礼之所，其义略同于后世之明堂，《海内西经》所述“昆仑”情状不足为异，固与《逸周书.王会解》所述类同。“昆仑”之高大皆来自于其宗教意义，其地非必以接天之高山，其地当处于今天荥阳西北广武山西端山地，亦可以明矣。
据经中所载“弱水”处于“昆仑”南渊，《禹贡》引文之义当西引入河，时为“流沙”；“黑水”向北，此时北部尚为“海”。此时“逢黎”西部、南部为“流沙”泛布而无丘陵阻挡，故此《海内北经》记载为：“流沙出钟山，西行又南行昆仑之虚，（自）西南入海，（过）黑水之山。”，“大禹治水”的策略当为东凿“龙门”疏水东流、西筑“彭蠡之障”逼水北上入“海”，今天广武山西端向西南延伸的丘陵当即“彭蠡之障”之遗迹。荥阳玉门古渡现在是一个景区，当地的解说词十分有趣：“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来到此地，看到汜河泛滥，洪水滔天，淹没周围许多村庄和田地，就苦思治水之法。在当时广武山和大坯山结为一体，连绵不断，汜水河虽然离黄河很近，但是被大山所挡，并不能就近流入黄河，而是要经枯河向东流到到荥阳后改入汴河。”，这个说法可能与事实正相反，“大禹治水”在此恰恰是堵住了“汜水”河口以防“流沙”侵入荥阳，而引导汜水经今天的上街区向东流去，今天的“唐岗水库”、“枯河”皆为此河流故道遗存。
“苍梧”又是另一重要地标，《海内经》也有记载：“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海内经》中即有“南海”又有“南方”，细审经中文意，“南方”更在“南海”之南，本人前述“海”为上古洪水流水泛布之区域，我意“南方”即“海外”，二者界限正是今天荥阳北端的广武山，如此“南海之内”当为广武山北部，“南方”则位于其南。以此可知引文中之“衡山”以“三苗”地望论，当处于北，而“苍梧”在南。“海外四经”、“大荒四经”行文皆以南始，可知经中所载古人观图是以南观北，而后世观“三苗”，皆以北观南，此左右之位即发生东西错置，故此，前《战国策 .魏策》记载的应当是“彭蠡”在西，“洞庭”在东。“衡山”还可以定位得更详细，引文“南海之内，有衡山，有菌山，有桂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顺序当从左至右排列，即从西到东。“衡山”当处于广武山西端北部，“昆仑”西北。其东“菌山”，《大荒东经》有文：“有小人，名曰菌人。”，同载于《大荒东经》：“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此“几”姓之“焦侥”之国当为“尧”之“陶唐氏”，亦为“丹朱”之国（详见本人《“尧”之族氏、祖居考》、《“商奄”、“丹朱”族源考》诸文），其地即本文《大荒北经》所引之“阳山”，正处于“丹山”之东，所论无误。《大荒北经》有文：“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洞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此“衡石山”或亦此“衡山”。“若木”又见于《海内经》：“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间，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黑水”按《海内西经》“昆仑”一节所载，当在西北，据前文又知向北入“海”，“若水”又作“弱水”，位于“昆仑”西南，此中情状又见于《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按文意，“弱水之渊”当居于“昆仑之丘”东南，而“洞野之山”与“若木”为一地，也当居此，位于“昆仑”东南。《南次一经》又载：“南山经之首曰䧿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招摇之山"即居“西海之上”，当处于“昆仑”西北，此东邻之“堂庭之山”推测当居于“洞野之山”周边，《大荒东经》又载：“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荣水穷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有渊四方，四隅皆达，北属黑水，南属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渊，南旁名曰从渊，舜之所浴也。”，此中“不庭之山”当作“丕庭之山”，先秦“不”字常通“丕”，其与前引“堂庭之山”之“堂”皆可训为“大”之义，“不庭之山”按经中所载地望，当与“洞野之山”为同一山，我意“洞野之山”、“不庭之山”、“堂庭之山”实指一山而异名，即《战国策 .魏策》所载“洞庭”，实为山而非湖，处于“昆仑”之东。
《海内东经》记载：“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据此可知“苍梧”其地在“昆仑”东南，《海内南经》亦载：“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丹朱”文献记载被逐于“崇山”，故此“苍梧”或已近于荥阳南端，详细位置固不可考，但经中即以“昆仑”作定位，则其地望仍不出荥阳。《海内经》记载：“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此“苍梧”又在“长沙零陵”，后人皆以春秋后之长沙郡为解，皆误。《西次三经》就有“长沙”的记载：“西北三百里，曰长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于泑水，无草木，多青雄黄。”，按经中方位此山当居于“不周”西南，“不周”当指“后稷”故地，而居于“昆仑”南方，“长沙”当为今天荥阳市区索河、须水河之间的广大区域。《穆天子传.卷四》有文：“庚寅，至于重氏黑水之阿。......乙丑，天子东征，送天子至于长沙之山。□只，天子使柏夭受之。柏夭曰：重氏之先，三苗氏之□处，以黄木银采，□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窜于三危山者）。丙寅，天子东征，南还。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觞天子于文山。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谓□，觞天子于文山。西膜之人乃献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穄米千车，天子使毕矩受之，曰：□天子三日游于文山。于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号文山）。”，以经中地理对照，与前文所述大致相符，可互作参照。此中“文山”位于“长沙”之东，正处于昆仑之东南，此岂非《战国策 .魏策》所载“文山”与？据本文前述，“三苗”居于昆仑西北，以今天荥阳西北广武山之西端山地而言，“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彭蠡”在左，“洞庭”在右，《战国策 .魏策》所言大致不差。其地不仅及于“三苗”故地，尚及于“丹朱”南逐后的活动范围，以此广大地域为“三苗”疆域，固其宜也。唯此区域内不仅有“三苗”活动，“尧舜禹”也处于此，皆不出今天的荥阳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