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半个“发烧友”

音乐可以打动人，我觉的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和感受，特别是爱好音乐艺术的，专业的音乐人和艺术工作者更在此列。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面有一套比较好的功放音响，如果是年轻人，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无损播放器和一条高品质的耳机，因为音乐可以触及他们的心灵。

我打小酷爱音乐，从小学二胡，然后又学小提琴，每每放学的以后，就会抽一会儿时间打开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凯歌牌电子管收音机，趴在前面认真地去听。我会的很多的老歌曲、相声、快板书、毛主席语录等等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有一年父亲的一位同事送给我一个耳机，我就学着高年级的同学，做一个天线挂在窗户外，然后从我家接一个地线插到楼下的土地里，接上耳机就可以听到很多的广播台。

大概是在1978年的冬天，天气很冷。那天晨练结束往家里走（我大约10岁左右就开始晨练，主要是长跑），刚刚走到我们家属区的南门口，家属区电线杆上的高音广播就开始播放一首乐曲，我当时就呆住了，那震撼心灵的乐曲一下子进入到我躯体的每一个毛细孔，全身的鸡皮疙瘩瞬间遍布身体的每一片体肤，我站着那里一直把这首能够震撼我心灵的交响乐听完。那天，我专门跑到厂里的广播站，问早上播的那首乐曲叫什么名字，才知道那首乐曲叫“红旗颂”。

那时电视还不普及，基本上是听收音机。广播电台那时流行一种播送方式，叫“广播剧”。我流泪了，因为一是因为周总理在我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我热爱他，二是因为“红旗颂”最震撼心灵的乐曲，在刘吉英高喊“周总理啊，你在哪里！”时同时响起来！她是为了不唱映射周总理的歌曲故意毁坏了自己的嗓子，让我有无比的感动。

记得教我小提琴的孟老师从国外回来，带回一台夏普777六喇叭收录机，在他家听了以后，才明白音响和高音喇叭有那么大的区别。那个时候家里有音响的微乎其微，很难见到，所以我决定就自己做音响。我确实做了一个带功放的单音响，一个八寸低音喇叭和一个高音喇叭，在木制的音箱里面还组装了一个简单的功放，在那个时候很兴奋，觉得效果还确实不错。

工作后，买了一台何兰原装的“飞利浦”收录机，效果特别的好，晚上常常会一个人静静地欣赏，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听懂音乐，那个时候我很少去听歌，我所有的磁带基本都是纯音乐。再后来成家了，有积蓄了就开始更新音响，逐步升级，目前家里就有四套相对比较好的音响。

懂音乐的人都知道，好的音乐离不开好的音响，乐曲的现场感、穿透力等等的表现，就是通过功放和音箱表达出来的。

今年年初，我为公司写了一首歌曲，在云南著名歌唱家何家林老师那里去录音，他录影棚里的那套音箱是“丹拿”的，音质非常好。

来昆明工作，认识了我的西安老乡唐军，我们一聊才知道，他原来比我还“发烧”，我与他相比，仅仅算是“半个发烧友”。他用的无损播放器一台就好几万，一条耳机也是上万元。我没有去过他家，不知道他家里用的是什么音响，但我在他办公室见到了一台功放、一台CD机和一对音箱，是一套标准的纯功放（HIFI），价值20多万，棒，真得很棒！

他对功放和音响的了解，就属于专家级，在那里，我非常认真地听他讲了一课，才把我过去懂得的一些音响知识连接起来。

我爱音响，是因为我爱音乐！我爱音乐，是因为我热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