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云：回忆我与奶奶在老院里的时光
回忆我与奶奶在老院里的时光
文/刘翠云
在众多亲人中，与我感情最深的要数我的奶奶，因为儿时的我，与奶奶接触的时间最长，也最多。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汶上县县城西南边上的前集村。记得儿时的老家地方很大，分南中北三进院儿。我们住的屋子坐落在中间，正中间是堂屋有三间，是我和奶奶住的，西边有三间经常闲着没人住放一些杂物，东边屋子也是三间，一间是厨房，另外两间是母亲和哥哥在家住的，这个院子是我们在家经常活动的地方，离西边屋子不远有一棵高高粗粗的合欢树，我们那儿叫蓉花树，一到夏天开满粉红色的蓉花，漂亮极了。
它就像一把大伞，把房子周围都罩住了，我那时有五六岁，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要两个人才能抱过来。还有几棵也是很高很粗的枣树，一到秋天挂满枝头，红红的，大大的，有圆枣，也有长枣。我记得有两棵枣树是紧挨着东厢房的，我经常是踩着梯子上树，奶奶在树下把篮子递给我，我拿着它再爬到房顶上去摘枣。南边和北边的院子更大也更开阔，树木很多，只记得有几棵香椿树，其他的是什么树如今已经记不得了。
我的爷爷那辈是独子一人，没有兄弟姐妹。到了我的父亲，又是独子一人，没有兄弟姐妹。父亲早年参军到武昌，后调至北京。我们兄弟姐妹4人中，我与哥哥是在老家长大的。当时还没有弟弟妹妹，有时是我与奶奶到北京父亲这住一阵子，记得是筒子楼有两间房，做饭是在走廊上。有时是母亲带着哥哥到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但是我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与奶奶在老家度过的。
奶奶是个 “接生婆”
奶奶没有名字，因为娘家姓李，我爷爷姓刘，所以就叫刘李氏。奶奶个子很高，印象中应该有1米7多，而爷爷较瘦小，有1米6左右，他们经常吵架，吵着吵着奶奶顺手一抬胳膊就把爷爷夹着提了起来，拉到一边去了。虽然奶奶对爷爷不客气，但与周围乡亲和邻居们的关系却很好 。爷爷是村里的中医，在乡亲们心中是个为人和蔼的小老头儿，但爷爷还比不上奶奶在乡亲们心中有地位，因为奶奶是位 “义务接生婆”，周围十里八乡的，谁家孕妇要生孩子了，都叫奶奶。记得后来64年出生的弟弟和67年出生的妹妹，也是奶奶接生的呢。
在我的记忆中，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雪天雨天，一有人叫，她都是拎起事先准备好的小包裹迈着小脚就往外走。因为我小，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总是把我带上，到了人家家里，让我在门外玩儿，她进去接生。每次接生完了，主人都会塞给我一个红鸡蛋，或者给我几块糖。经常是我早上醒来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只要是奶奶接生的孩子，她都会送给人家一双绣着老虎头印花的小花鞋儿或虎头帽。记得，经常夜深人静时，奶奶就在煤油灯下开始绣小鞋儿，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就做好了，村子里好多孩子有的头上戴着奶奶绣的帽子，有的脚上穿着奶奶做的鞋，家里的大人因为这个可自豪了。
作为回报，有时被接生了孩子的人家，也给我些小礼物，比如小手绢儿、袜子等。等到积攒多了，我就拿给小伙伴们看，可每次“展出”之后，总会少了一些，时间一长，这些东西就变没了。
奶奶是个“热心肠”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山东农村生活很苦，粮食不够吃，人们有时不得不以野草、树皮充饥，就连棉花籽、地瓜秧也是填肚子的好东西。由于爷爷是医生，吃“商品粮”，家里的人口少每月配发一点粮食，我们家还算好些。
在我们村子外面，经常碰到有拖家带口讨荒要饭的路过，有的竟然走着扑通一下就饿倒了。奶奶好心，看不惯人家有难，发现有人倒下就赶忙扶到家里，给人家喂小米汤。记得曾有母女俩，被奶奶救助后，认奶奶作了干亲，那母亲管奶奶叫干娘，奶奶也十分高兴地答应，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
还有的外村人家，得到奶奶帮助后，拿出自己的细软，有的是手镯，有的是银元，还有的是铜钱，奶奶总是先收下保管起来，等到人家离开时，又偷偷地把东西塞到人家包里。记不清楚奶奶有多少干闺女和干儿子了，反正很多，等我长大后，奶奶早已不在了，也就没有了那些干亲们的消息了。
到了“文革”时期，有些成份高的人家成了批斗对象，家里被抄，有的被赶出家门，有的一听到要挨斗的风声，就早早把家里值钱东西偷偷放在我们家让奶奶保管，因为父亲是军人，奶奶是军属，人缘又好，没人会翻我们家。
记得有一天晚上，突然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一家成份高的邻居。奶奶赶紧把他请进家，让我把大门关死，待在门口看着，别让人进来。我远远地看见，邻居从怀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着的东西，快速打开让奶奶看了看，奶奶快速收好，放进屋里，邻居很快急匆匆走了。我问奶奶，是什么东西，奶奶说：“小孩子别问这些，千万别给外人说啊！”后来运动过去，奶奶都把东西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人家。
爷爷是老实人，胆子小，怕出事，为这事没少与奶奶吵架。但是每次都是奶奶不听爷爷的，照样保护那些受冲击的人，可能那些人家太感动了，还抱着奶奶哭呢，我可生气了马上扑过去说这是我奶奶，奶奶和人家还笑呢。
奶奶带我“干农活”
那时候，爷爷住在药铺很少回家，家里就奶奶与我在家。家的很多活，也是我们俩干。秋天收了，把地瓜用擦子擦成片儿，还必须摆在房顶和墙头上晒干，由于我人小体重轻，奶奶就让我上去，开始我不敢上屋顶，奶奶说：“不怕，你人小踩不塌的。”于是我顺着大树往上爬，再抓着粗树枝上跳到屋顶。屋顶是用草和泥铺的，不结实有好几次我的腿都踩空了，得时时小心地边干活边爬行。
到了秋天，枣树上的枣红了，奶奶又扶着我站在墙头上够，看着篮子里枣慢慢满了，我就下来不干了。我们收获的枣儿，奶奶也会分送给左邻右舍，让大伙尝尝鲜儿。到了收地瓜的季节，分的地瓜把院子都占满了，奶奶把地瓜擦成片，让我拿着篮子往屋顶上晒，把屋顶都晒满了地上还有很多，我累得躺着地上哭，奶奶哄着我说给你煮鸡蛋吃行吗？
后来我岁数渐渐长大，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时农村上学是半学半农，上午半天上课，下午半天干活，干活主要是割草交给队里换工分。每天我放学时，都会看到奶奶坐在小学门口，旁边晾着一碗凉开水，见到我就让我先把水喝了。渴了半天了，见到水我就咕嘟咕嘟几口干了，感到特别解渴。有时，要交草时奶奶怕我伤了手总是把草割好，装满篮子，让我直接上交队里换工分。
我与奶奶在一起时从来不坐橙子，而是坐在奶奶的腿上。看到我高兴的样子，奶奶可开心了，别的孩子都羡慕我：“还是你奶奶好！”每当这时我心底可自豪呢。奶奶一手拿碗，一手领着我，这个镜头就像相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再后来，奶奶患了病，到北京做过两次手术。每次奶奶到北京治病，都带上我。我与奶奶一到北京，母亲就带着哥哥回到山东，因为父亲这里住不下。
奶奶在海军总医院住院时，父亲天天上班，下班后还得去医院，我就成了没人管的孩子，有时父亲提前给我打好饭，有时请他的战友给我打饭，常常是我一个人在大院里转悠。那时，我最想念的就是奶奶，可也去不了医院。奶奶看到父亲忙里忙外，不忍心，就产生了轻生念头，割过手腕也吃过药，都被人发现救了回来。后来，病情严重，奶奶执意不再治疗，1969年回到老家不久就去世了，去世时只有50多岁。
奶奶去世前曾在县城住院，由大姨陪着。病危时，是当年冬季最冷的一天，而且下的雪特别大。一位奶奶帮助过的乡亲，得知消息后连夜从县城跑到村里报信儿。奶奶被拉到老家堂屋，已经断了气。当时正在吃饭的4岁的弟弟放下碗，跑过过去拉着奶奶的手，喊着：“奶奶快起来吃饭了，奶奶快起来呀！”见此情景，在场的人无不失声痛哭起来。
可怜的奶奶，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奶奶走后，老家没有了牵挂，父亲才于1971年为我们全家办理了随军手续，我也正式来到北京上学，对老家的印象也随着岁月的久远变得渐渐越来越模糊了。
时光易逝，情感难忘。奶奶没了，老家的院子没了，院子里的大树没了，那棵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合欢树没了，可我始终觉得，那映衬着我与奶奶“老少合欢”的火红火红的合欢花，却一直开放在我的心里，合欢花下奶奶的笑容，已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
虽然奶奶去世50多年了，她老人家却仍然活在我的心里。她那高高的个子，宽大而又有些发黄脸庞，走路时略带不稳的架势，逢人就笑的面容，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多少年来，奶奶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场景大多还是老家院子里的情形。尽管老院子早已没了踪影，宅地也被分给别人家盖上了房子。奶奶与老家的院子，在我心目中已经成了不变的定格。
我常常在心底念叨：要是奶奶活着，享享当今人们所享的福，那该有多好啊。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