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赏析 |《人文地理学进展》研究方法系列之质性研究方法三重奏之“访谈法”
本期导读：
2020年人文地理学顶级／权威期刊《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连续三期刊载了三篇关于质性研究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的讨论。而后，我们又发现在2015-2020年期间，《人文地理学进展》同样刊发了三篇关于定量研究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应用的讨论。我们对这6篇文章进行了仔细的阅读，最近分6期陆续推出，以期对质性／定量研究方法在人文地理学的应用中有一个系统的认知。
访谈法是质性分析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方法。据统计，有超过60%的人文地理质性分析研究采用了“访谈法”。今天分享的文献是一篇出自PHG 2020年44期2卷的文章：《定性方法I：关于当下访谈研究方法的惯例》，是质性研究方法三重奏之前奏。敬请期待：
本期导读文献：
Russell Hitchings, Alan Latham.(2020).Qualitative methods I: On current conventions in interview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44(2): 389-398.
本期要点：
1. 涉及访谈方法的文章对一些访谈细节（如为什么要选择访谈、访谈样本量的选择）的忽略是普遍存在且被接受的。同时，人文地理研究中也暂时没有一定的准则去规范访谈过程的种种细节。
2. 人文地理学研究对物质性的关注也体现在了运用访谈方法的过程中，学者们倾向于关注访谈中的物理情境（访谈发生的环境），却对访谈的社交情境（访谈双方的互动过程）缺少关注。
3. 将访谈所获的信息引用至文中是研究者运用访谈材料辅助文章论述的常见方法。虽然引用的形式灵活、多样，但对不同访谈对象（按是否熟悉所谈问题分为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访谈材料的引用存在着一些“惯例”。
4. 研究通常着重对访谈对象进行描述，而对采访者及两者交流的展开鲜有描述。在多数文章中，采访者是一个“隐身”的叙述人并能随时自如地与受访者展开交谈并顺利获得所需信息。
本文是作者三篇综述中的第一篇，这三篇综述详细讨论了目前在人文地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定性研究的惯例。而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访谈方法是如何在今天的人文地理学研究中被普遍运用和讨论的，地理学家又是如何呈现他们的访谈研究的？
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鉴》等10个高影响因子的人文地理期刊中，各选取20篇论文作为文本的论文样本。并从诸如“有多少人与地理学家交谈过？”、“他们对他们的采访程序有什么看法？”、“从'社交情境’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自己的访谈是什么样的？”等访谈方法运用的基本问题和特征入手，呈现人文地理中的访谈。
当《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在2002年首次发布关于定量方法的综述时，该综述的作者Crang感叹道，该期刊花了太长的时间才将注意力转向定性的方法上。因为他认为定性的方法当时在人文地理学中已十分成熟，甚至还处在了一定的“霸权”地位。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作者认为定性的研究方法在人文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意味着对定性方法的研究实则是对整个学科的考量。这样的认知在学界普遍存在，促使了大量学者去思考定性研究方法的“新内容”及其在实证中的“新发展”。在这种研究趋势下，那些没有明显创新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反而会让我们对这一学科方法论的一些较小的发展（the slow creep）视而不见。这显然是不利于人文地理研究对定性方法的运用和学科发展的。
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指导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不成文规则”的重新思考及对研究惯例的“细微发展”的关注来促使定性研究方法与人文地理学的真正融合与发展。此外，作者还指出当前大多数人文地理学者或许会在私下的场合探讨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问题，但在更正式的期刊交流中却不愿对此进行辩论。因而本文的又一目的是探索人文地理中关于定性研究的“真相”，以促进学者们之间更好的交流。
但缺乏对方法的细节性报道并不一定会削减分析的有效性。例如，Kay（2017）在对缅因州开阔地点的围护结构进行的访谈中，只简要提到了在两个月的实地考察中，他进行了19次访谈。还有Henry等人（2018）在理论上对新西兰不断变化的农业市场进行的分析中，只简单描述了他们是如何收集和分析经验数据的。也有学者在相关的研究中并没有告诉读者接受采访的是谁及原因。这些例子都表明，定性地理学研究人员放松对方法的描述是合理的。因为访谈的质量在文章的分析中可以体现，读者也没有必要费力读完所有枯燥的访谈程序细节。话虽如此，但对访谈细节的忽略也确实会影响读者对研究的理解，因为读者需要这些信息来评估文章中的分析的可靠性。这就涉及到“度”的问题：读者需要了解受访者的哪些情况，需要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某研究提出的论点？访谈者又要怎么判断是否与合适的人进行了交谈？这些问题有待我们思考和回答。
对许多地理学家来说，访谈的吸引力之一在于其灵活性，它不仅可以有效地用于询问各种各样的人，还可以在多数情况下进行。2003年，Crang在他的第二篇综述中强调了人文地理学家对实地研究的“具身”（embodied）本质的关注。这意味着承认访谈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事件，是在特定的物理和社会环境中面对面的口头交流。
此后，人们对“如何利用物理情境来改善访谈结果”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例如Finlay和Bowman(2017)对“移动式”的步行访谈的研究发现，行走于日常生活的环境可以促使受访者思考以往被忽略的邻里细节，从而产生了“坐着的”访谈无法实现的叙述可能性。也有学者（Bartolini et al.,2018）探索了诸如照片等物体是如何对访谈产生影响的。这些研究反映了当前人文地理学对物质性的热切关注。但目前很少有人谈到访谈的社会因素（social dynamics）。当然也有例外，Parsons等人阐释了研究助手是如何使受访者在访谈中感到更加自在的。研究者常常期望这些受访者在面谈交流时能够比较自在和熟练地提供意见，但对访谈者是如何与非专业的受访者建立融洽关系等“社交情境”的讨论却很少。在本文的论文样本中，研究者似乎可以轻易地走进受访者的生活，毫不费力地使他们成为合理而有价值的受访者。不否认研究者都是熟练的采访者，但这不利于研究新手从中得到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访谈中的“社交情境”的有用指示。
这些细节的缺乏反映出人文地理学者在定性研究中提出的主张有时与他们在论文中对方法的实际实施的关注之间存在脱节。人文地理学者一直以来围绕“身体”和“具身化”的讨论突出了我们认为的“大关系结构问题”，即我们的个人特征和相对权力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但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却很少看到“小关系结构问题”，即我们如何向被调查者展示自己，如何与他们交流及这对受访者的回答有何影响等问题在实践中被讨论。对于上述问题，作者认为研究者们可能在私底下会进行认真的考虑，但却没有呈现于纸面，以至于我们很少读到有关的内容。
“专业人士”是大量人文地理访谈的焦点。在此类访谈中，采访材料被用来完善、扩展或增加从其他来源收集到的信息。例如，Phelps和Wood（2018）借助专家访谈所获的采访材料超越了行业出版物中的简单描述。Belcher(2018)同样利用对关键调查对象的采访和一系列现有资料（包括已经发表的对调查对象的采访）来审查美军摧毁阿富汗的背后的理由。在这些访谈调查中，受访者的“陈述”、“解释”、“断言”等言论向地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案例的大致事实，展示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对这些访谈材料的引用向读者“证明”了作者的确进入了有关领域去了解事实与真相，提高了作者言论的权威性、可靠性。
在对非专业人士的访谈中，直接引用似乎特别受到珍视，其主要惯例是使用较长段的缩进的引用（使引用的访谈材料有别于正文的方式）。这样做不仅提出了论据的实例，而且还表达了那些通常未经研究对象检验的观点，突出了这些受访者显然拥有却被忽视的专业知识。例如，Parsons和Lawreniuk(2018)在他们对柬埔寨越南移民的研究中，对访谈材料的引用使一般的描述性叙述变得更加生动、流畅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专业人士被认为可以如实地叙述事实，而研究中对那些被研究人员认为是非专家的人的话语进行引用时的陈述性语气并不那么强烈，受访者的“解释”（explain），将会被描述成“反映”（reflect）、“评论”（comment）、“诉说”（tell）等。Pow(2018)对中国城市绿化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我们对待两种形象的不同：官员们是“吹嘘”或“强调”，而普通人则是“注意”、“抱怨”、“质疑”或简单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这两类人处理面试的熟练程度有关，也可能是因为人文地理学者根据研究需要而对两者进行了有差异的“代言”。在这两种情况下，真实的访谈经历往往会被淡化。作者认为，研究者们需要更多地考虑文章在引用材料前使用的动词，或许要考虑用其他方式来讲述采访研究，而不是把引语看作是构成作者权威或真实访谈经验的直接途径。
最后文章指出，本文的论文样本很少让人察觉到采访者的存在，只有6篇论文有涉及采访者在访谈中所提出的问题。例如Holloway（2018）等人在其对儿童的一项研究中，摘录了访谈过程中的一些对话。Antonsich（2018）在对意大利移民的研究中也采取了更具对话性的方法。而这些例子都是例外的，并不具有准则性。
回到Crang的观点：在当前呈现给读者的分析中，采访者作为一个具体的存在是很少见的，采访者是一个“隐形的”存在。作者认为采访者消失的部分原因与上文提到的引用的目的有关，如果他们只是“告诉我们情况如何”，那么我们就不需要谈论我们的存在。就像是如果他们是在“给我们一扇通向他们世界的窗户”，就不需要讨论窗户是如何打开的了。在本文的样本中，采访者所寻求的声音和观点大多被想象成是直截了当的，等着被收集的，而不是研究人员与受访者的互动下的产物。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改善的问题，如果能更全面地关注访谈中的互动，人文地理学家可能会从中受益。
［作者 - 小北］
［校稿 - 安宁］
［编辑 - 小心］
［图片 - 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