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保定走来的鲜虞中山国
在战国时期的中华大地上，除去曾存在过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七雄”外，还曾存在过一个给中华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鲜虞族中山国。该国有国210年，先是与魏、赵、韩、燕“五国相王”，平起平坐，后一度又和战国七雄比肩，被称为“战国第八雄”。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该国的最后国都位于河北省平山县。但是，这个中山国的最初开国地并不是在平山，而是在我们保定。保定曾为这个国家的建立和成长奠定过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这个在战国时曾经举足轻重的鲜虞中山国最早是从保定走来。
一、鲜虞族来保定
过去学界一般认为，鲜虞族与狄族是一个民族。查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其中该书的《郑语》部分有这样的记载：“幽王八年（前774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隋、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可见战国初年写《国语》时，史官是把“狄”和“鲜虞”并列而写的，说明《国语》作者不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
鲜虞族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该族内部有许多姓氏，因鲜虞是个大姓，整个民族便统称鲜虞。夏商周时期该族进入内陆，春秋初该族中的仇由姓到达山西中部，春秋中叶该族中的鲜虞、肥、鼓姓进入河北中部。到河北的三个姓氏在各自所占据的地盘上形成了三个独立部落：鲜虞姓据今正定，鼓姓据今晋县，肥姓据今藁城。为了生存三个部落结成了联盟，因鲜虞姓最盛便自然成为盟主，联盟对外统称“鲜虞”，只是还不是“国家”。
站稳脚跟后，该族开始在中原扩张势力。公元前652年，鲜虞出击邢国（今邢台），邢君出逃。次年又征伐卫国（今河南淇县），卫君被杀。一时间中原各国惊恐不已，迅速联合以对付这个外来异族，百年间战事不断。到春秋后期，居山西的晋国意图称霸，决意消灭鲜虞，寻机与之决战。于公元前530年至前521年间，先消灭了据山西的鲜虞仇由部落，然后越过太行山，先后吃掉了鼓、肥两个部落。
这激起了鲜虞的极大愤怒。公元前507年秋，鲜虞首领收集鼓、肥余众，同仇敌忾挥师征讨晋军。“秋九月，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今唐县西北），获晋观虎。”（《左传·定公三年》）可见，几番交手，晋军大败，还俘虏了晋国著名将领观虎。
局势暂时平稳后，鲜虞考虑他们的大本营所在地正定，正处在太行山口井陉前面，是山西的晋国主力穿越太行山东来后的首当其冲之地，于安全不利，便决定将大本营北迁。北迁的地点选在哪里？其考虑的因素包括既要继续利用太行山为屏障，又要面向大平原便于发展，既远离井陉山口，也不能与北部的蒲阴陉山口太近。这样就只有今保定的曲阳、唐县、顺平近山一带符合这一要求，恰好这里已是鲜虞的地盘，把这里作为大本营便成为了最理想之地。
二、模仿中原建立国家
鲜虞族到保定立足之前，中原各国的国家典章、制度、礼仪、机构已经非常完备。而这时的鲜虞族，仍然保持着部落性质，这极易被中原国家轻视，比如他们长期被各国列为“蛮夷”，并图谋灭之。无奈，为了生存，学习模仿中原各国做法，适时正式建立自己的国家便提上了日程。
由于中原史家长期故意不给其作传的原因，鲜虞族是何时建立的国家史乘没有正式记载。查先秦重要的典籍《国语》、《春秋》、《左传》、《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世本》等史书，他们到保定立足之前，在这些史籍的零星记载中，都一概被以“鲜虞”相称。即使到前507年（定公三年），《左传》在记述鲜虞与晋国交战时，还是用的“鲜虞败晋师”的称谓。
可是，第二年（前506年），《左传》的记载突然变了，不再用“鲜虞”称谓，而改称“中山”。《左传》作者左丘明不知道，正是他的这一表述变化，还原了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从此将当时史家刻意轻慢及至被掩盖的中山国的真相突然掀开了一角，该国曾经大放异彩的存在亦开始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得以展现。
我们不妨将《左传》这段极其重要的文字录下：
“四年（前506年），春，三月，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谋伐楚也，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疟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简单意译一下这段文字吧：
蔡国国君蔡昭公曾被楚国无理扣押过，还受到了野蛮对待，为报此仇他于公元前506年春三月，出面邀请各国代表来蔡国开会，商议请大家帮忙攻打楚国。前来参加会议的晋国副代表荀寅，便趁机私下向蔡昭公索要好处，蔡昭公也是有点直，也不说绕个弯子，当场就拒绝了他。荀寅就不高兴了，便对晋国参加会议的正代表范献子说：“目前各方面形势对咱晋国都不利，我们的心腹之患中山国还未臣服，这时咱们要帮着蔡国去攻打楚国，不仅得罪楚国，还会失去解决中山国问题的机会，我看咱们就别掺和蔡国这事了。”
会议的结果我们不必关心它了。非常重要的是这段话突然出现了两次“中山”，这也是中国早期史书上第一次出现“中山”字样。显然这两次“中山”字样的“出现”，绝不是左丘明的凭空而为，因为他写《国语》时正是中山国存在期间，所以不会搞错。他的这一记载，给后世透露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这一年（前506年）春三月，鲜虞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国名就叫“中山”。
不用说这是一个非常稚嫩的国家，而且建国也非常仓促。因为去年（前507年）秋九月，还在和晋国打仗，那时候《左传》还称他为“鲜虞”，今年（前506年）“春三月”就已有了国名，中间只相隔了半年。
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建在今保定西部的这个新生的国家，是否如中原其他各国那样，建国时除去已经有了国王外，是否还设了大臣和叠床架屋的国家机构，以及是否来得及制定典章、制度、礼仪等事项。也不知道，他们建国时是否举行了什么隆重的仪式，以昭告天下。但不管怎样，反正国名此时已是各国皆知了。
三、新国都城建何处
那么，新生的中山国他们把都城建在了哪里？
最早记载鲜虞人在今保定地面建立城邑的是《左传》，该书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在描述一场战争时有这样的记载：“晋侵鲜虞，及中人，大获而归。”紧接着，同时代的《国语》也有另一场战争的描述：“赵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胜左人、中人。”《左传》还有记载：“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自此人们就知道了早期的中山国有左人、中人、平中的地名。按照历代史家的考证，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些地名就在我市的唐县。
《左传》和《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两部史书，按两书记载，鲜虞在建中山国之前就曾在保定地面上生存活动，中人、左人、平中就是那时候建立的城邑。但是这两部史书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些城邑是否做过之后建立的中山国的国都，这就给后世之人留下了巨大的疑问。
历代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极其活跃，而且越往后细节也越具体。先后加入讨论的史家很多，仅主要的作品就有《竹书纪年》、《吕氏春秋》、《世本》、《史记》、《战国策》、《汉志》、《风俗通》、《地道记》、《中山记》、《后汉书》、《水经注》、《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路史》、《大清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光绪唐县志》等。可惜，这些典籍的作者们意见并不一致。
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唐县“中人城”（在唐县南北城子之间）就是中山国的国都。其代表人物是西晋时写了《中山记》的张曜，他沿袭《战国策》所说“中山国，有故城，城中有山，故号中山”的思路，认为：“（中山国）郡治中人城，以其城中有山，故谓之中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今唐县县城西北部古时一个叫委粟关的地方是中山国的国都。代表人物是南北朝时期写了《水经注》的郦道元，他参考晋朝人写的地理书《地道记》，不是十分肯定的认为：“（中山城）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云望都县（今唐县高昌）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为之中山城。”城市中间突兀的存在一个像堆的谷子粒一样松散的小山，西侧还比较陡，看来是沙土。如果是这样沙土质，这小山的形状肯定保存不了多少年。
《光绪唐县志》的作者坚决反对中山国的都城在中人城，认为中山国的都城在唐县粟山一带：“中人城在唐县西南，中山城在唐县西北，其不可混而为一。中山城在县西北十三里岭上。”又说：“粟山，在县北十三里。”粟山和委粟关是否指一地，志书作者没有说。
只是不管各家观点差距如何大（近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其国都应在今顺平县的富有村），但各自描述的方位，都没有超出我们保定的地面。保定是鲜虞中山国的开国地是无疑的，现在需要和等待的只是最确切的遗址和遗存的考古发现来支撑。（李占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