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5年“弃水”电量超400亿度! 大渡河数次因“弃水”问题突出被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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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报消息，“2020年，全国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301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减少46亿千瓦时。‘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其主要流域‘弃水’电量约202亿千瓦时，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约占全省弃水电量的53%。”在日前召开的2021年一季度网上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能源局通报了2020年水电建设和运行情况，大渡河因“弃水”问题突出被点名。
大渡河是长江流域岷江水系最大支流，也是四川水能资源丰富的三大河流之一。其干流和主要支流水力资源蕴藏量3368万千瓦，占四川省水电资源总量的23.6%；规划布置的28个梯级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700万千瓦，在我国十三大水电基地中排名第五。由于电源点距四川负荷中心较近，大渡河一度被称为四川水电的“一环路”。
但据记者了解，这条“环路”却长期阻塞，“弃水”电量连年超百亿千瓦时，成为四川乃至全国“弃水”重灾区。值得关注的是，除现有电站外，大渡河流域多个将于“十四五”期间完工的新建电站，也正面临“投产即弃电”的风险。
“2015—2019年，仅国能大渡河一家公司下属电站，‘弃水’电量就超过400亿千瓦时”
大渡河流域水电资源量大、开发条件优越，且具备区位优势，是我国不可多得的一块水能宝库。在四川水电三大江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中，大渡河因最靠近四川负荷中心而独享输电距离短、线路投资省、线路损耗小等优势。在此背景下，国务院2013年初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全面推进大渡河水电基地建设”，并将双江口、猴子岩等11个电站列为开发重点。
但因送出困难，大渡河的资源优势并未得到充分释放。记者梳理发现，在国家能源局近年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渡河数次因弃水问题突出而被点名：2020年前三季度，“‘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约占全省‘弃水’电量的57%”；2019年前三季度，“‘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主要流域‘弃水’电量达到210.3亿千瓦时，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2018年前三季度，“‘弃水’比较严重的流域是大渡河流域，受送出工程制约”……
多位业内人士也证实，大渡河已成为“全国‘弃水’最严重的河流”。一位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士告诉记者：“2015—2019年，仅国能大渡河一家公司下属电站，‘弃水’电量就超过400亿千瓦时。”
雪上加霜的是，消纳压力还在持续加剧。上述人士称，在建的双江口、金川电站设计装机分别为200万、86万千瓦，均计划在2024年底投产首台机组，2025年全面投产。由于送出线路迟迟未定，两站很有可能“投产即弃水”。“此外，大渡河上游还有巴底、丹巴、卜寺沟等电站处于前期筹建阶段，规划装机共约532万千瓦。梳理已投产电站送出工程建设计划，同时参考四川同类型线路建设工期，从接入方案评审到建成投运，500千伏线路建设至少5年，特高压线路预计6—7年。加上途经龙门山地震带、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地带，建设难上加难。可以说，在建电站‘弃水’已是大概率事件。”
2021年四川“两会”期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董事长谭洪恩提出，“十四五”期间，雅砻江中游、大渡河上游、金沙江上游将陆续投运多个大型水电站，并网送出需求迫切。比如，以双江口为代表的阿坝优质水电群，目前在建容量360万千瓦；“十四五”中后期，新增装机规模超过650万千瓦。“如无法开辟新的通道确保其送出消纳，‘十四五’期间清洁能源消纳矛盾将远超‘十三五’。”
“直至目前，大渡河水电也无专门通道”“随着在建水电站投产，通道不足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针对2020年出现大量“弃水”的情况，国网四川电力给出以下原因：一是大渡河流域水电装机容量达2210万千瓦，占了省调直调厂总装机的52%，该比例与“弃水”占比基本一致；二是大渡河流域水电送出受网架约束较多，通道受阻；三是大渡河流域历年丰水期来水较稳定，2020年丰水期尤其偏丰；四是川内另外两条江河——雅砻江、金沙江流域主要电站均属国调，国调电站弃水本身较少。
但多位业内人士认为，送出通道能力不足、网架局部阻塞严重，才是大渡河“弃水”电量居高难下的核心原因。
不同于其他流域，大渡河已投产电站均定位于四川省内消纳，在满足省内需求的情况下，汛期富余电量可以外送。“按原先计划，一部分电力通过雅安-武汉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参与川电外送，但后因该项目取消，原定方案失去基础。直至目前，大渡河水电也无专门通道，只能利用现有通道外送。”上述人士称。
然而，由于外送通道容量远低于现有装机，到了汛期，通道严重不足。“四川省以水电为主的电源结构，决定其电力供给与省内用电负荷特性存在天然的不匹配，需要通过全国大市场来平衡和消纳汛期电量。但目前，跨省外送通道整体输送能力不足，且优先供国调机组使用，有富余能力才会分配给大渡河这样的省调电站。”某大渡河流域电厂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上述特殊的调度关系，让大渡河水电消纳陷入“被动”。
那么，有了外送通道，“弃水”问题是否就将迎刃而解？民建四川省委经济委员会主任、四川省能源协会智库专家艾明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不同于国调电站直接通过特高压线路送出，大渡河水电还面临省内通道受限的制约，也就是到负荷中心的通道容量受电网安全约束，形成局部断面受阻。”
艾明建表示，四川水电集中分布在甘孜、雅安及攀西区域，与之相配套的500千伏送出通道，即为省内通道。从自身送电能力来看，这些通道理论上是能够完成送出任务的。但四川电网已建成三回特高压直流线路负责川电外送，导致“强直弱交”问题突出。为满足四川电网安全稳定，丰水期不得不限制上述500千伏送出通道的输送容量。“‘十三五’以来，省内通道虽在不断加强，但目前线路受阻容量仍有400多万千瓦。随着在建水电站投产，通道不足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艾明建还直言，通道受阻，不仅使得本应在四川省内消纳的水电没有出路，还可能导致成都等负荷中心陷入“有电用不上”的尴尬局面，最终出现四川电网自身缺电。
“加快建设四川特高压交流电网，才能真正提高电网安全性能，并从根本上解决‘弃水’问题”
“弃水”困局如何破解？
艾明建称，早在“十二五”期间，四川电网“强直弱交”现象就已引发业内关注，相关部门也已就此开展了研究论证。但直至“十三五”结束，如何解决仍无定论。考虑到“十四五”期间，四川还将有三回特高压直流通道投产，“强直弱交”问题将持续恶化。“加快建设四川特高压交流电网，才能真正提高电网安全性能，并从根本上解决弃水问题。”
“解决大渡河‘弃水’难题也就是解决四川‘弃水’问题。”国能大渡河公司人士称，四川是国家“西电东送”水电清洁能源基地，但目前并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电力输送通道和市场消纳空间。“建议尽快确定四川特高压交流电网方案，将其纳入‘十四五’国家规划并尽早实施，破解省内送出瓶颈；加快推动四川与华东、华中等地区外送通道规划建设，为水电外送提供基础保障。同时，加大清洁能源消纳机制的实施和监管力度，破除省间壁垒，实现四川水电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谭洪恩提出，除四川自身需求外，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重庆地区用电负荷也将快速增长。长远来看，四川现有以500千伏为骨干的电网，在兼顾供电保障、水电输送、节约通道占用等方面日益捉襟见肘，难以满足发展需求。对此，他建议规划1000千伏成渝特高压电网，提高大渡河上游的阿坝片区等富余电力送出能力，将大量清洁能源直接输送至负荷中心或区外电网，避免长距离、大容量、接力式外送，由此提高经济性、全面解决弃水问题，同时提升成渝地区电力供应保障能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初，相关方面已完成川渝特高压交流网架方案评估意见，并将上报国家能源局。对于后续进展，本报将持续关注。
评论 | 解决“弃水”，宜早不宜迟
总量居高不下、风险有增无减——近年来大渡河流域“弃水”问题的严重程度着实超出人们想象。作为我国十三大水电开发基地之一，大渡河流域水能资源禀赋好、距离负荷中心近、电力输送成本低，各项开发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如今却成了“全国‘弃水’最严重的河流”，好似巴西男足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就被淘汰了，让人无法理解、难以接受。
不同于风电、光伏发电等新兴产业近年来才出现弃电问题，在水电行业，“弃水”绝非新鲜事。早在2000年前后，刚刚投产的四川二滩水电站就出现了大规模“弃水”，这一意外事件很快成为了我国启动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的“导火索”，改写了整个电力产业的发展进程。从这个层面讲，“弃水”问题不仅仅是产业发展的危机，也是促进产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磨刀石”，是产业体制机制深度改革的重大机遇。电力企业和相关主管部门对“弃水”都不陌生，理应有经验、有能力给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进入21世纪10年代，销声匿迹10多年的“弃水”问题死灰复燃且形势愈演愈烈：规模已从最初的每年数十亿度，快速升至2018年的近700亿度，近两年虽有下降，但弃电量仍维持在300亿度的高位。解决“弃水”已成为水电产业的首要难题。
数字最有说服力。以三峡水电站为例，近年来，这座世界装机规模最大的水电站年均发电量仅约1000亿度，700亿度的“弃水”规模相当于三峡电站发电量的2/3被白白浪费。即使按照年均300亿度这一相对较小的“弃水”规模和0.3元/度这一相对较低的电价水平估算，仅2020年一年，“弃水”电量对相关企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已接近100亿元。其中，国能大渡河公司一家企业2015年至今的“弃水”电量就超过400亿度，如此巨大的资源浪费，绝不能继续放任不管，常年巨量“弃水”的问题必须尽快得到有效解决。
“2020年前三季度，‘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约占全省‘弃水’电量的57%”“2019年前三季度，‘弃水’主要发生在四川省，主要流域‘弃水’电量达到210.3亿千瓦时，主要集中在大渡河干流”“2018年前三季度，‘弃水’比较严重的流域是大渡河流域”……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的屡次点名，在充分揭示出大渡河“弃水”问题之严重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疑问：大渡河为何连年沦为“重灾区”？是电源建设太快了，还是送出线路建设太慢了？重大工程建设的协调工作为何如此低效？“弃水”问题既然早已暴露，为何多年来不仅没有改观，反而每况愈下？除了通报“弃水”情况，主管部门又采取了哪些解决问题的措施？问题何时才能根本解决？
不管这一系列问号的答案是什么，解决大渡河“弃水”问题都是水电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绕不开的“必答题”，甚至是“速答题”。
解决“弃水”，宜早不宜迟。问题解决得越早，水能资源被浪费得就越少，为地方、企业乃至国家挽回的经济损失就越多，久拖不治的结局只能是尾大不掉、各方皆输。在“弃风”“弃光”已出现明显好转的当下，解决好“弃水”问题已成为水电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的重要抓手，更是相关主管部门的责任所在。
尤需一提的是，水电开发及配套输电工程建设，普遍面临项目地域跨度广、涉及部门数量多、统筹协调难度大等难题，相关主管部门更应该尽早部署决断、尽快安排落实，不能总是在关键时刻无所作为，让“弃水”问题长期无解，让宝贵的清洁低碳能源白白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