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的理论特征和谋略思想（下）
《吕氏春秋》形成于战国后期，这一时期，战国乱世即将结束，列国之间，强弱已明显分化，天下将由“乱”转“治”，长期推崇法家学说的秦国，在统治阶层也出现了对于道家和儒家的重视，吕不韦所组织编撰的《吕氏春秋》，所表现的，是以道家思想为主旨，汲取了儒家、法家、纵横家、名家、农家、墨家和兵家等各家的积极理论成果，所汇集而成的治国谋略。作为杰出商人和精明的政治家，吕不韦的主要兴趣当然不是在学术研究方面，而是在治国策略方面，所以，《吕氏春秋》的主要理论追求是在治国理政的谋略和方法方面，《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一部政治谋略书，它的治政谋略是战国后期最重要的理论精华之一。
吕不韦
第一，《吕氏春秋》强调治国当以道为准，法天地顺自然
《吕氏春秋》虽博采众家学说，包容各种观点，但却是以道家理论来贯通的。《吕氏春秋》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去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吕氏春秋·序意》所记载的事例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立场：“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这里明确地阐述了吕不韦很推崇黄帝教导颛顼的事例，认为只要能明白上有天，下有地，天地之道是规矩，统治者便能遵循天道而治理好国家。显然，“法天顺地”是吕不韦所坚持的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而“法天顺地”便是坚持“天下之公”的理念。
《吕氏春秋·贵公》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理念，“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这种理念是对姜太公的“天下”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其一，史书记载，文王曾问姜太公：“何如而可以为天下?”姜太公回答说：“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的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卜；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姜太公强调君王须具备“六要素”方能治理好天下。这“六要素”为：君王器量要盖过天下，才能包容天下；诚信要盖过天下，才能约束天下；仁慈要盖过天下，才能怀柔天下；恩惠要盖过天下，才能保有天下；权力要盖过天下，才能不失天下；遇事应坚决不疑，犹如天体运行般不能改变，犹如四时变化不能更易一样，才能管理好天下。
《吕氏春秋》明确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理念看成是天地的公平之道，它以“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等的“法天顺地”的道理来解释治理天下的君王是完全可以改变的结论，有德君王能拥有天下，而无德君王是会失去天下，因为“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其二，姜太公认为：“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六韬·武韬·顺启第十六》）即是说：能为天下人谋利益的，天下人便会拥护他；会使天下人受祸害的，天下人必然会反对他；能关心为天下人谋生存的，天下人就会感念其恩德；敢杀戮天下人的，天下人会毁灭他；能顺应天下人意愿的，天下人就会归顺于他；会造成天下人穷困的，天下人就会仇视他；能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天下人就想依靠他；会使天下人遭受危难的，天下人就会离开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治理天下。
《吕氏春秋》以道家的理念来解释有德之君得天下，而无德之君失去天下的道理，它强调：“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显然，只有“行其德”才能“万物得遂长”，而君王治理国家当然就应该“行其德”，他才能够得天下。
显然，《吕氏春秋》把“法天顺地”看成是治国之道的根本准则，这在长期以法家学说为主导的秦国是十分难得的治国理念，吕不韦把姜太公的“天下”理念与道家学说结合起来，阐述了其治国谋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吕氏春秋》
第二，《吕氏春秋》阐述了为君之道与治国之策
在治国之道方面，《吕氏春秋》除了坚持道家的基本立场之外，还吸取了儒家、法家、名家和纵横家等各家的理论，用以阐述其治国之策。
从《吕氏春秋》一书的结构上看，在“十二纪”“八览”和“六论”中，在“十二纪”中，先论的是自然之道，主要讲自然规律和天像时节，强调“法天地”“顺自然”；后面的“八览”“六论”讲的主要是治国之道，“八览”论为君之道和治国之策，“六论”讲为君道臣规和君臣关系。“八览”“六论”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君道”论和治国谋略。
首先，《吕氏春秋》阐述了“君道立则利出于群”的观点。
《吕氏春秋》有一篇《恃君览》专门论述“君道”，文中论述了君主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性。该文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君主，那时的民众过着群居的生活，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没有父母兄弟夫妻男女的区别，没有上下长幼的准则，没有进退揖让的礼节，没有衣服鞋子衣带房屋等，不具备器械车船城郭险隘这些东西。这即是没有君主的而出现的祸患。所以，君道问题，君臣之间的原则，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从上古以来，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了，可是君主的原则却没有废掉，正是因为君主的存在对天下是有利的，所以，要废掉的是那些不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要拥立的是那些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君道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坚持为大众谋利益，而不是为君王自己谋私利。
该文阐述道：“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於群，而人备可完矣。”
这说的是，就人的本能来说，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使人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使人击退凶猛野兽和制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够主宰万物，制服毒虫猛兽，使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只是因为人们先有准备，而是能够群聚合力的缘故，民众可以聚集合力，是因为彼此能互相得利。人们在群聚中能相互得利，君主的原则就确立了。所以，君主的原则确立了，利益就会从群聚中产生，而人的优势就可以充分得到发挥。显然，君主确立的基本原则是为了让群体利益的产生和群体优势的发挥，而不是为了君主权力专制的强化。在这里，是通过论述君主对于社会群体形成的意义去性的发挥来强调君道中的民本理念。
《吕氏春秋》
其次，《吕氏春秋》阐述了“虑天下之长利”的观点。
《吕氏春秋》的《长利》篇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尧管理天下时，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把帝位让给舜，舜把帝位让给禹，伯成子高就辞去诸侯之位去耕种。禹去见他，他正在田里耕种，禹快步走到下风头问道：“尧管理天下时，您立为诸侯，现在传位给我，您却辞去诸侯，这是为何?”伯成子高回答说：“尧治理天下时，不奖赏但人们却勉力向善，不惩罚但人们却畏惧为非，人们不知何为怨恨，不知何为高兴，就象小孩子一般的欢悦。而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可是人们却争利而且不顺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后世混乱也将从此开始。您为何不离开呢？您还是不要打扰我耕种。”说罢，伯成子高愉快地播种，不再回头看禹。
在伯成子高看来，当个诸侯，名声显赫，享受荣华富贵，安逸快乐，且后嗣能得到恩惠，但他却推辞不当诸侯，这就是为了制止后世的混乱!
所以，《长利》篇强调：“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这种“虑天下之长利”的观点即是君主和臣子治理国家的基本要求，管理国家，首先考虑的是天下长远的利益，而且要从自己身体力行开始，即使对现在有加倍的利益可得，但如对后世不利，也不要去做；即使能长久安逸，但如果只是为自己的子孙谋福利，也不应去做。君主和臣子都应该坚持这一原则。《吕氏春秋》的这种对君道臣规的要求，与纵横家的争权逐利的目标显然大不一样，更多地是吸取了先秦儒家的家国责任意识。
再次，《吕氏春秋》提出了关于“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的用人观点。
用人之道是治政者的重要谋略。《吕氏春秋》在用人问题上强调君主应重视用贤人、能人，反对亲力亲为。它认为，君主与普通人一样，才智和能力皆是有限的，不可能事事皆能做好，最重要的是要借助于他人的各种特长，以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才能治理好国家。它强调：“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
英高明的君主不是事必躬亲，不必忙于琐碎的事，而是选用和重用有德有能的人才，用人比做事更重要。《吕氏春秋》强调：“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季冬纪》）英明的君主应花很多时间和用很多精力去寻找贤才，而不是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小事杂事。比如，管仲身为齐相，他不需事必躬亲，也不需自己去做擅长的事情，而是重用能人，“不任己之不能，而尽五子之能”，所以，这才使齐国强盛起来。
《吕氏春秋》还强调，君主用人时应善于用众人之能。个人各有特点、特长，各有优势和弱点。“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人人各有特点，或美或丑，或善或恶，或贤或不肖，皆各有其才智能力的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君主用人时关键在于能善用众人的的才智，取“众白”以成裘，聚众智以成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人才也一样，能取众智者方是英明君主。
《吕氏春秋》非常反对处处“有为”的君主，认为君主若纠缠于具体事务，是不足取的。“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同上），自以为事事能行，并事事亲行，这并非是英明的君主。“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同上）亲力亲为的君主，会造成多重的不良后果：一是使臣下有机会隐藏过失、逃避责任；二使君主自己劳心费力，疲于奔命；三是使君主自己的缺点更容易暴露；四是使治理机制遭受破坏，君主亲为便不能监督，无从纠错和惩罚过失，使管理混乱。
《吕氏春秋》对于君主自力亲为的告诫，是很值得重视的，处处“有为”，实即难有大作为；而善于“无为”才能真有大作为。
此外，《吕氏春秋》还提出了“凡为治必先定分”和“治其身而天下治”的德治理念
先秦诸子积极探讨治国理论，其中，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孔子向往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时代的“大同”社会，因为那时期比较民主、公平，但是，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原先的民主、公平制度后不来了，于是，孔子便推崇周代的礼制社会，试图恢复周礼，他着力于发扬民本、德治的优良传统，反对苛政暴政，可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思想并不受诸侯们的欢迎，当时各国所需要的是富国强兵的政治军事谋略，孔子的主张没有能被诸侯们所接受。不过，到了战国末的秦国，儒家学说开始受到一定的重视，因为法家理论的一些弱点逐渐显示出来了，《吕氏春秋》对儒家的治国策略还是比较重视的。
《吕氏春秋》一方面吸收和改造了儒家维护“君权”的思想观念，主张拥立“天子”，维护“王道”，当时，面对着战国后期的乱局，感叹“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主张：“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强调：“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非常重视君主集权制的建立。另一方面，《吕氏春秋》又积极吸取儒家的“德政”理念，认为“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明确“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吕氏春秋·孝行览》专门论述孝道对于巩固政治体制的重要性，认为“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事之纪也。”这种“凡为治必先定分”的思想，是儒家“德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原则，是政治伦理理论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吕氏春秋》将其纳入治政理论中，视为治国谋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吕氏春秋》不仅重视“德政”中的伦理秩序，而且还十分注重君王自身的德性修养。《先己》篇分析道：“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者不于响于声，善影者不于影于形，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ʼ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
这一段话吸取了儒家的修身之道，所说的是，古代圣明君主，只有正式成就自身才能成就天下，只有能整治自身才可以整治天下。犹如闻治回声的人不费心于回声而注重研究声源，看到影子的人不着意影子而研究形体一般，治天下者所该注重不是天下大事而是自身的修养。《诗经》上说：“善良有德行的人，礼节准则方面不会有差错，懂礼仪守准则的人能影响四方，使更多的人的行为正派。”这里所强调的是，自身修行端正是非常重要的事，古代圣君所注重的不在治政方面而在自身的修养、完善方面，自身修养好，才能推行仁义完善众人；君王只有自身修养好了，才真正懂得君之道，对百官的管理才会是顺利的，如此一来，民众也大大有利了。
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还将儒家的德性修养的道理与道家基本理论结合起来，《先己》篇继续分析道：“三者之成也，在于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天顺性。”（《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这是说，有三个方面，包括“反其道而身善”“行义则人善”“备君道”而百官治、万民利，如要做成，关键就在于能“无为”，而“无为”之道的根本是顺应天意，“无为”之本意乃是修养自身。君王懂得“无为”，就是要之道不能事必躬亲的道理，而只有不亲历亲为同时懂得监督臣下，让自身能平静修养，才能顺应自然之性，治理好天下。
《吕氏春秋·离俗览·离俗览》还明确指出：“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这即是说，治理天下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仁义。用德行义，不用行赏赐也能让百姓努力向善，不靠刑罚也能制止邪恶，这是神农、黄帝的治政策略。用德行义，是四海的广阔水域和大江大河的长远的流水所不能抵御的；是华山的高大和会稽山的险峻所不能阻挡的；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也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布满东西南北，直到日月所能照耀的地方。
《吕氏春秋》这样的“德治”理念在长期推崇法家学说的秦国，是十分难得的治国谋略。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就一直推行法家路线，法家思想虽然然对秦国新兴封建政权的崛起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于秦国的富国强兵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法家严刑峻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取代法家思想的新治国策略，试图让秦国的治国谋略更完善。《吕氏春秋》以道家为根本，融汇儒、墨、法、名、农和纵横学等各家学说，以作经国治世的管理谋略。《吕氏春秋》对儒家很重视，对于儒家的“德政”思想，对于以德为本的礼乐教化，对于嬴取民心以行仁政，以及对于君道修养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治国策略，是对商鞅的法家思想的一种拨正和补充，很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