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纸贵 | “一折八扣书”琐话：从大达图书供应社说起
大凡民国文献的收藏家恐怕都遇到过所谓的“一折八扣书”。记得大学时候逛琉璃厂，正赶上中国书店古旧书市。海王村的二层到处都是成捆成捆、小山一样的旧书，其中不少是民国书。我本着“捡漏淘便宜”的心态，捡了几本一块钱一本的便宜货，大多是《文选》《纲鉴易知录》等文史书。虽然买回去也没有翻过，但是对于出版者的名字却记得格外清楚：大达图书供应社。相对于“书局”“书店”之类的常见招牌，“供应社”这个名字就很独特，所以印象深刻。很久以后才知道，当初稀里糊涂买的竟然就是曾经风行一时的“一折八扣”书。
据平襟亚先生《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以下简称“平文”）回忆称：“上海在抗日战争以前，约1930年至1937年这一段时期内，书业中掀起了一个浪潮。有几家规模不大的书店，以极廉价的书籍大量供应给读者，人称‘一折八扣书’，又称标点书。这批书大都是翻平印的我国传统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亦有古典文学的单行本，名目多至三四百种。由于同业间的竞争，借口于薄利多销，逐渐跌价，从二折、一折跌至一折八扣。这一空前未有的大廉价，形成了出版界风起云涌的潮流。”
而大达图书供应社也正是应了这股风潮诞生的。因此可以说，“大达”天生就与“一折八扣书”有着不解之缘。
按照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中的回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招牌是在1934年挂出来的。其实，它并不是一家新开张的书店，甚至连一个独立的品牌都不算，这个牌子只不过是广益书局的“副牌”。广益书局在当时的出版界算得上老字号了。它的前身是1900年建立的广益书室，1904年更名为广益书局，由魏炳荣主持。清末民初，随着石印技术的逐渐普及，上海出现了不少专营石印书籍的出版机构，比如扫叶山房、千顷堂书局、锦章图书局、有正书局等，而广益书局也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些书局出版的大多数是石印本古籍，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即如广益就印制大量文史古籍和通俗小说。这些书广泛行销于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即便是上海滩，也能在很多星罗棋布的小书摊上见到这样的书。“平文”称，这些书的读者多是一些“小市民群众们”，大体认得些字，借此消困遣闷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上海的新书业快速发展，新文学作品、各类社会科学书籍、外文翻译作品先后成为出版市场的抢手货。相比新书业的风光，这些石印书局似乎就显得落伍了，好像只不过是龟缩在故纸堆角落里苟延残喘的老古董了。所以，一段时间中，石印书业几乎已经被出版界所遗忘了。但是到了3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中期，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普通民众的购买力显著下降，出版市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萧条迹象。普通书局出版新书的成本和风险变得更高了，而收益则微薄得可怜，甚至还要蚀本。《申报》1935年8月24日所载李衡之的《出版界往何处去》一文以“奄奄一息”形容当时的出版界，并分析说：“造成今日出版界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环境以外，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经济衰落不但造成购买力的减低，而且也可促进思想的苦闷，无心于读书。为了这样，于是各书局的参考书都成了废纸。就是在上海，号称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不但各校学生大多不读参考书，敎授大多不看参考书，就是一般文人、著作家，其所写的书的数量也有超过其同时间所读所看的。在内陆，不要说是在农村，就是在都市中，就笔者近日所到的长江流域几个商埠，中产以上的人民都在闹恐慌，花一元买一本书是很少见的事，所以，如在九江芜湖等处，就是商务中华等几个大书局的分馆，其日常至要的营业也只见数角数分的卖买，市上所见的无非是一折八扣七扣的东西。”
出版界往何处去
在这种条件下，有精明的书商将眼光投向了故纸堆中。拉开“一折八扣”书战序幕的新文化书社就是他们的代表。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记载，新文化书社创设于1923年，系绍兴人樊春霖所办。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该社以乘机出版《白话文做法》一书畅销获利而起家。其后专出不须付稿费的无版权的古典文学书、通俗小说等，加新式标点，粗制滥造，以提高定价减低折扣，利诱本外埠贩卖书商批购，成为上海经营一折八扣标点书之始作俑者，获利颇多。“平文”称，新文化书社在两三年内出版了三百种之多，种类不单是有价值的小说《红楼梦》《水浒》等，什么公案小说、传奇、笔记、诗话、唱本，全都网罗在内。也就是说，新文化书社出版的这批书基本涵盖了石印书局的出版范围。这也就拉开了争夺石印书市场的序幕。
新文化书社的市场策略直接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是因为销路好，所以颇有获利。第二则是给石印书业带来了直接的威胁。
在这之前，石印书业与其他新书业基本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大体上“井水不犯河水”。但是当新文化书社这样“剑走偏锋”，把用铅字排印、新闻纸印刷的平装本呈现在读者和书商面前的时候，传统石印本与铅字排印本之间的差距也就高下立判了。
第一，石印本书分册体量比较大，像《水浒》《红楼梦》这样的书，石印本往往需要分装十册八册。而铅印平装本至多装订三四册，读者携带便利。第二，铅印本所用新闻纸较之石印本所用有光纸更为经久耐看；有光纸则更薄易破损。第三，排印本增加了现代标点，段落分行，而且在宣传中也将此作为卖点。二十年代亚东图书馆曾出版标点本古典文学作品，风行一时。因此以标点断句为标榜，不但更加吸引了读者，也确实便利了一些读者的阅读。第四，上世纪30年代，国外大量倾销印刷纸，新闻纸的价格非常便宜，五百张一令不过三元；且上海的印刷机构很多，不仅可以赊纸，而且可以挂账，便利书商资金周转。所以平装本书的成本比较低廉。第五，正因为平装本成本低廉，书商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折扣力度也就可以更大，自然更加吸引消费者。另外，古籍不存在版权问题，所以并不是石印书局所独有，谁想印都可以。
一折书到乡村
有此几端，平装本自然风行；而相应的，石印本则大受冲击。《申报》1935年7月29日所载稜磨《一折书到乡村》感叹，“一折书的势力，一直钻到乡村来了，虽然乡下早已尽有人看报，而活版铅字排印的书，并不缺少，曾有少数人看到过，但铅字排印的书成为真正乡下人所接触的书，这还是第一次。”，并且断言，一折书完全吞并石印书，是必然的。1935年8月24日所载李衡之《出版界往何处去》称，“出版旧小说，因其读者对象最广，而且‘大鱼吃小鱼’，至少那些旧的石印书及书摊的生意是可以抢过来的”。平襟亚《上海滩的“一折八扣书”》也说：“铅印本夺取了石印本的销路，石印本自然淘汰了。”
现在，可以回到本文的正题，再来说说大达图书供应社了。大达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石印书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当铅印本夺取了石印本的销路，造成广益、锦章这种老资格石印书局经营困难的时候，广益的掌门人魏炳荣意识到继续死守石印书市场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当机立断，也要效仿新文化书社的套路，在这片新市场上跑马圈地。于是，他打出了“大达图书供应社”的牌子，专门印制销售铅印本古籍。为什么不直接用广益的名号，而要改头换面一个新字号呢？我猜想恐怕是为了留有余地，毕竟相比老字号的广益，一个新字号牵绊更少，不容易引起同业间的是非争执，更容易“见机行事”。大达在正式亮相之后，借助广益的势力，便开始了奋起直追。“平文”称：“广益却以大达供应社名义日夜排印。好在自设铅印局，不消委托别家的，而且新文化早已出版了二三百种，广益不用请人标点，只消照它排印，以误传讹下去在所不论，于是不到一年，竟赶上了新文化。他们两家书店，就此旗鼓相当地竞争起来了。从照定价三折跌到两折，甚至一折半，大致批发多于门售，新文化销不过广益，但也没有败阵下来，彼此相持了一个时期。”“他们如机械式的完全不加以改进，但是由于价廉，贩卖者有厚利可获，以二折批去，五折六折卖给读者，利润在二倍以上，惊为奇迹。因此营业发展，无远弗届。各省各埠，同业汇款来批书的日益增加，每天盈千上万，日夜装箱打包，总是如办喜庆，忙个不停，且因来不及印造，繁销货常常断档，这是书业界空前未有的盛况，也是不正常的繁荣，这事发生于1935年。”而对比他们热火朝天的景象，“整个书业市场冷冷清清，渐趋于没落。商务、中华、开明、世界等尚可以教科书维持业务。其他小书店门可罗雀，往往口唤奈何，支持不下，门前扯起了秋季大廉价的旗子，直到年夜还没有落下。”（“平文”）徐柏容先生在其《书战：一折八扣——三十代书界回眸》中回忆说：“1935年前后的图书市场上，大达图书供应社的图书到处泛滥，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了此时，新文化书社虽勉力相持，但终于声势不如大达图书供应社于下风。”
上面的记述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一折八扣书的折扣并非开始就如此之底，而是在激烈的同业竞争中一路压下来的。实际上，除了新文化和大达的对阵之外，世界书局等一些书局见有利可图，也纷纷入场，“‘合购十部，大洋四元’的《三国志》《红楼梦》等翻印本，成了世界书局近日来的利市卖买”。（《出版界往何处去》）看来用“书战”形容确也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