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金 | 云南西部金齿和百夷的历史变迁
摘 要：南诏时期云南西部有金齿、染齿等习俗的部落，大理国时期，白夷逐渐崛起，并大量向北迁徙与金齿部族杂居。元朝在大理国统治基础上加以拓展，设置金齿宣抚司管理云南西部的诸多部族，因以金齿和白夷为主，故常称金齿百夷。麓川势力崛起吞并元代金齿之地后，即以“百夷”称之。从地理空间上看，明代之百夷包有元代之金齿，从族群分布看，元代金齿所辖部族至明代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关键词：金齿；茫蛮；百夷；族群变迁
自唐迄明，“金齿”与“百夷”并见于史籍记载，是当时云南西南部的两大主要部族。百夷分南部和西部两个区域，金齿大致有三种含义：一是以金饰齿的风俗，二是缘俗而就的族称，三是地方行政机构。元代时，“金齿百夷”连用十分普遍，明时则“金齿”与“百夷”又各有所指。“金齿”与“百夷”多杂居在一起，几百年间名称涵义不断发生变化。
方国瑜先生在《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中较早考证了金齿、黑齿、茫蛮、白衣、百夷、僰夷等不同称谓代表的含义[1]，江应樑先生对傣族历史上族称的演变亦有阐述[2]，杜若认为元代胡人的进驻对金齿百夷礼俗、服饰、发式的变革有很大影响[3]，李伟良对唐代以后傣族“白衣”“百夷”“摆夷”等族称的由来进行分析认为“汉文史志上所记的'白衣—白夷—百夷—僰夷（伯夷）—摆夷（摆衣）’等词的由来与彝族对傣族的这一称呼有直接关系”[4]，贾益亦认为从金齿到百夷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百夷传》对后世不再称金齿有很大影响[5]，其他断代史研究关于“金齿”或“百夷”成果亦不少①。以上研究已初步厘清自南诏以来云南永昌西南部地区族群在名称和风俗等方面的变化，也指出了“金齿”与“百夷”在历史演进中具有密切联系，但金齿的族属、“金齿”与“百夷”是否为一类族群等问题依然有不同见解②。本文试图从文本解读、政区变迁及该地区族群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诱发的统治权变迁等方面进一步讨论“金齿”与“百夷”的历史演变。
一、“金齿”和“茫蛮”族源探析
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类种也。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皆当顶上为一髻，以青布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条。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周匝刻其肤为文彩，衣以绯布，以青色为饰。绣面蛮初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涂之，如绣状。僧耆悉属西安城，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6]
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蓝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皆衣青布袴，藤篾缠腰，红缯布缠髻，出其余垂后为饰。妇人披五色娑罗笼。孔雀巢人家树上，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攻其族类。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亦有此茫蛮，于安南苏历江岸聚二三千人队。[7]
黑齿、金齿、银齿、绣脚、绣面诸蛮与茫蛮部落均是“开南杂种”，但因为住居地不同，习俗上仍有较大差异。从卷六《云南城镇》记载的分布来看，茫蛮部落显然不在开南节度辖境，开南之南的银生节度辖有“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
学界多认为这一广大相连地区的部落属同一族群，方国瑜先生认为樊绰记载的金齿“是从伊洛瓦底江流域迁来，即金齿为大泰，茫蛮为小泰。两路迁来的，在开南以西、永昌以南的地带接触，也错杂的住居起来，可能在南诏时期已有此种情形。”[8]马长寿先生认为金齿、茫蛮等都是傣族的先民，饰齿、雕题诸族和茫蛮部落是两类，有三个主要分布区，一是分布在当时的永昌城（今保山县）之南，二是开南城以南，三是分布在怒江和伊洛瓦底江东西。[9]申旭认为“茫蛮主要居住在今西双版纳地区。金齿等主要部落居住在今德宏地区。当然，这种分布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逐成一片，交错杂居，茫齿和金齿、黑齿等尤其如此。元、明以后，傣族的住居地日趋分开和固定”[10]。金齿与茫蛮为同一族属应是可以确定的，但“开南杂种”具体所指还需探讨。
按照《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永昌郡地区有“闽濮、鸠僚、僄越、裸濮、身毒之民。土地沃腴，黄金、光珠、琥珀、翡翠、孔雀、犀、象、蚕桑、棉绢、采帛、文绣”[11]，则金齿和茫蛮的族属与“濮”“越”民族不无关系。江应樑先生就认为“百越”中的“滇越”是今之傣族的先民，刘稚则认为“开南杂种”是鸠僚[12]，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内属，于其故地设哀牢及博南两县，并益州西部属国所属六县（巂唐、不韦、比苏、叶榆、邪龙、云南）置永昌郡，包括了今保山、德宏及伊洛瓦底江上游一带地区。汉晋时期，永昌郡的“哀牢夷”的主要部族就包含上述几种，方国瑜先生就同意“哀牢即永昌濮人”的说法，并认为樊绰所记扑子蛮即永昌濮人[13]。按照《蛮书》记载，南诏在永昌戍常备兵力的三分之一，中间很大成分应是望苴子和望外喻，均是扑子支系。木芹先生认为“蒙舍诏之先为哀牢夷，即当时之扑子蛮，虽说其迁至巍山之时间已长，当有同一族属之关系，在兼并洱海区域部落的同时，经营其地是完全可能的”[14]。金齿等“杂种”与扑子蛮相比则散居甚广，在南诏统治中并没有太高地位，这与族系不同有很大关系。
《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记载“藤䕳生永昌、河赕。缘彼处无竹根，以藤渍数月，色光赤，彼土尚之。孟滩竹，长傍出。其竹节度三尺，柔细可为索，亦以皮为麻”[15]，此处可证茫蛮“藤篾缠腰”一事，藤、篾显然是两种物，若非《蛮书》错记“藤䕳”为“藤篾”，则茫蛮部落与金齿部落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金山及长傍诸山，藤充北金宝山并出金，“男女犯罪多送丽水淘金，长傍川界三面山并出金，部落百姓悉纳金，无别税役征徭”[16]。金齿部落的习俗与住居地采金有密切联系，其他地区并不产金，故无此习俗。除茫蛮部落养象以外，开南以南亦多有之，《元史》中就多记载金齿国献驯象。
金齿与茫蛮部落相比，均头顶一髻，衣青布袴，余则不同，除物产和住居环境之差别外，尚不能贸然断定二者为同一或不同族属。方国瑜先生所说“永昌节度和镇西节度所管区域都有金齿部落，南诏时期，金齿人口散居的多，而较大区域聚居的少，因此相关记载中没有详举其名，南诏以后逐渐增多”[17]似乎更符合南诏统治时的情况。
大理国在金齿分布地设金齿镇加强统治，“金齿镇之地界辽阔，自汉以来哀牢地居民有濮人、掸人、寻传，由于人口迁移，错杂而居。唐时，南诏所领永昌、丽水、开南三节度，境内都有金齿部族，散居甚广，经大理前期至后期，金齿诸蛮浸盛，设金齿镇以统之。”[18]所谓“金齿诸蛮浸盛”实际指的是白夷的发展。金齿和茫蛮既无城郭，说明生产力十分低下，难以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元史·地理志》记载：“开南州，其川分十二甸，昔朴、和泥二蛮所居。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自南诏至段氏，皆为徼外荒僻之地。……威远州，在开南州西南，其川有六，昔朴、和泥二蛮所居。……其后金齿白夷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19]天启《滇志》记载镇沅府“古西南极边地、濮、洛杂蛮所居，唐时南诏蒙氏为银生府之地，其后金齿白夷侵夺之，宋时大理段氏莫能复。”[20]金齿之地的白夷在大理国时期获得了较大发展，不断向威远、开南等地迁徙，取代了朴、和泥等部落在该地区的统治权。
前人研究多认为“开南杂种”的族属是“濮”“和泥”“洛”诸族，段丽波等人的研究则将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连同棠魔蛮、茫蛮、白衣等归为百越系民族，认为其“共源于汉晋时期的鸠僚，主要分布于南诏国的永昌、开南、镇西、银生节度等辖境内”[21]。若以笔者所做断句，金齿与茫蛮都是“开南杂种”，则为同一族系，但“开南杂种”显然是泛称，其中所包含的部族还需进一步做考证。《蛮书》成书较早，历经传抄，中间错落讹夺甚多，可商榷之处还甚多，但南诏以后的历史则多可考校。
二、元代“金齿白夷”涵义的变化
《元史·地理志》记载金齿等处宣抚司：
其地在大理西南，兰沧江界其东，与缅地接其西。土蛮凡八种：曰金齿，曰白夷，曰僰，曰峨昌，曰骠，曰繲，曰渠罗，曰比苏。按唐史，茫施蛮本关南种，在永昌之南，楼居，无城郭。或漆齿，或金齿，故俗呼金齿蛮。……至元八年（1271），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三年（1276），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1278），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二十三年（1286），罢两路宣抚司，并入大理金齿等处宣抚司。[26]
以上记载将“金齿”与“白夷”各作一部族，显然有其依据。金齿地区六路总管府中，柔远路主要为僰蛮，镇康路主要为黑僰，镇西路主要为白夷蛮，麓川路和平缅路皆白夷所居，南赕有白夷和峨昌，茫施路则茫施蛮居之，金齿即指茫施蛮也。学界多认为“僰”是白族的先民。《马可波罗行纪》第一一九章《金齿州》记载：“离大理府后，西向骑行五日程，抵一州，名称匝儿丹丹，即金齿。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臣属大汗。都会名称永昌，此地之人皆用金饰齿，别言之，每人齿上用金作套，如齿形套于齿上，上下齿皆然。男子悉如此，妇女则否”[27]。所谓偶像教徒与今之白族信仰本主的习俗十分相似，尤中先生就认为：“永昌府和腾冲府都不是'金齿百夷’的主要居住区，而是南诏、大理以来白族官吏们的驻地，居民多白族和'乌蛮罗罗’，而'金齿百夷’只有少部分散居于永昌、腾冲二府境内的某些地方。'金齿百夷’的主要聚居区是永昌、腾冲二府南部和西南部的六路一赕，由驻在永昌府的金齿宣抚司管辖。”[28]但《皇清职贡图》记载景东等府白人时提到：“其先居大理白崖川，即金齿白蛮部皆僰种，后居景东府地。而临安、曲靖、开化、大理、楚雄、姚安、永昌、永北、丽江等府俱有之，随各属土流兼辖。”[29]前人对“金齿白蛮部皆僰种”一句无过多发微，中间记载不尽明白，惟后半句知白人散居甚广。
林超民教授认为“金齿即白夷，实际只有七种，而以金齿为主要连接错杂而居的诸部族，所以以'金齿’称这一广阔的行政区”[30]。但刀永明认为：“有的同志把思茅、西双版纳诸地、州……老挝北部、越南北部地区也包括在'金齿国’内是不恰当的。'金齿’分布区域和'金齿国’或'金齿宣抚司’疆域二者是不能混淆的”[31]。“金齿”与“白夷”的连用造成了很多误解，尤其是产生了指向性不明的问题，这与王恽和李京的记载有很大关系。
《元史·地理志》记载 ：“中统初，金齿百夷诸酋各遣子弟朝贡”[32]。王恽在《中堂纪事》中记载了中统二年（1261年）夏四月金齿与百夷朝贡使团至上都的事情：
亷右丞、张参政会王相第呼金齿蛮使人，问其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国名百夷，盖群蛮之总称也。其国在大理西南数千里外，而隶六诏焉。曰阿吉者，捻迭部长阿列所遣。曰钵布者，玉龙川部塔亨所遣。偕来者八人，始自戊午冬发于本土，至是方达上都。其人衣冠装束，髻髪于项，裹以绛氊，复以白叠布盘绕其首，衣以皂缯，无衿领之制，膝以前裂而编之，如悬索然。眉额间涂丹墨为饰，金其齿，盖国俗之贱者也。意思野逸，殆惊麕然，其土宜稻，有牛马山羊、鸡豚鹅鸭之属，兵械有刀槊手弩，而无弓矢甲胄。既而遣还。[33]
上述材料说明元初时金齿地区百夷部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捻迭部约在明时期的干崖，今盈江县一带，玉龙川部当明时的陇川，今瑞丽一带，元时设麓川路。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记载“金齿百夷”的风俗：“金裹两齿，谓之金齿蛮；漆其齿者，谓之漆齿蛮；文其面者，谓之绣面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彩缯分撮其发者，谓之花角蛮。西南诸蛮，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同。”[34]李京至云南已是元大德年间，从王恽元初的记载观之，金齿的习俗仍然保留。
“唐南诏蒙氏兴，异牟寻破群蛮，尽虏其人以实其南东北，取其地，南至青石山缅界”[35]。按《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青石山在干崖西，樊绰记载的金齿蛮分布地与元代镇西路、南赕所在地相当，至元十四年（1277），缅人因阿和内附，怨而攻之，欲立寨于腾越、永昌间。忽都、信苴日、脱罗脱孩等先伐永昌之西，腾越、蒲缥、阿昌、金齿未降部族，纳速剌丁率军击败了侵入金齿地区的缅军，至元十六年（1279），又率军进入金齿、蒲缥、曲腊、缅国界内，招降村寨，籍户十一万二百。元朝对西南用兵，多经过金齿地，《元史》中记载“金齿国”遣使入贡亦甚夥，说明永昌西南仍有一些金齿部落保有实力。
至元十二年（1275）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得金齿头目阿郭云：“……今白衣头目是阿郭亲戚，与缅为邻居。尝谓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界，俱会缅之江头城。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以为引导。”[36]林超民教授在《元代金齿入缅三道考》一文中考证“阿郭地界是以干崖为中心的建宁路地”[37]，贺天爵所说“金齿”与王恽所记“金齿”乃是同一地，但从阿郭所言可知，金齿和白衣虽是亲戚关系，但不相统属，各有部领。
罗贤佑先生将元代金齿百夷的分布状况概括为三大区域，“一是蒙光路与金齿百夷诸路，二是车里军民总管府与八百宣慰司辖区，三是临安路南部和宁远州”[38]，这并不准确。元代云南行省东南部红河下游区域也有“白衣”（白夷）分布，区别于金齿地区的“白夷”。至元十五年（1278）“云南行省招降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三万二千二百，秃老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十九所。”[39],至元二十五年（1288）四月，“云南省右丞爱鲁上言：自发中庆，经罗罗、白衣入交趾……”[40]。蒙自城“南邻交趾，西近建水州，故城为白夷所筑”[41]。《大元混一方舆胜览》金齿百夷诸路下有彻里路，彻里路与后来的彻里军民总管府相当，所辖木朵路、木来州、孟爱等甸的居民多是白衣，在政区上曾隶于“金齿宣抚司”，但后来别置为一政区了。
广义的金齿泛指染齿风俗的部族，有金齿、银齿、黑齿、漆齿等数种，元代前，永昌节度辖境几乎都属于元初所说的“金齿国”，《元史·地理志》引唐史记载，称茫施蛮为金齿，是狭义而言，金齿属八种土蛮之一，与白夷相区别。元代“金齿百夷”一是分别指“金齿”和“白夷”两个部族，二是指金齿之地的“白夷”。
三、明代“百夷”与“金齿”之关系
钱古训《百夷传》记载明初的百夷“在云南西南数千里，其地方万里。景东在其东，西天古剌在其西，八百媳妇在其南，吐蕃在其北，东南则车里，西南则缅国，东北则哀牢（今之金齿卫也），西北则西番、回纥”[44]。这一广大区域被麓川思氏所控制，李思聪《百夷传》记载“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之西南。自金齿过蒲缥，将至怒江，有屋床山，乃云南、百夷界限也。过是山三里许即怒江，渡江即百夷地也。”[45]。此时的金齿已经指代永昌了，明代设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后改永昌军民府。
明人对“金齿”与“百夷”的问题已有所论及。张志淳在《南园漫录》金齿条中说：
金齿非地名也，事见于汉唐。至元伐缅伐八百，为金齿夷所遮，遂发金齿诸国，此正东汉所谓永昌徼外之夷，即今大伯夷种也，后元立通西府于银生甸，即金齿夷之地，地有蒙乐山，最后不能守，移金齿卫于永昌府。洪武十六年（1383）永昌府为思伦所屠，指挥李观犹以通西府来署掌永昌府事，又元初设大理金齿等处都元帅府于永昌，则内外之分犹严。自指挥胡渊革永昌府为金齿司，彼武夫逞私，固无所知，然王靖远骥、杨刑侍宁能复立学校，为碑记，竟不知其源，而以金齿夷名误称至今，祗可叹也。[46]
张志淳是永昌府人，对该地区的历史和族群有较多的了解，其所说对厘清“金齿”的涵义变化提供了重要线索。李思聪的《百夷传》记载：“（百夷）其种类有大百夷、小百夷，又有蒲人、阿昌、缥人、古剌、哈剌、缅人、结些、哈杜、怒人等名，以其诸夷杂处，故曰百夷。今'百’字或作'伯’、'僰’，皆非也”[47]。张志淳所说“大伯夷”即李思聪所记“大百夷”也。大百夷与小百夷的风俗颇同，“戛里境上诸夷风俗虽异，然习百夷所为者多”[48]，戛里位于钦敦江下游，明代孟养宣抚司之西南，谢肇淛的《滇略》则称“大都习僰所为”，与《百夷传》有别，并称金齿、漆齿、绣面、绣脚、花角诸蛮“皆僰种”，其所说的“僰”显然和其他人所说的“伯夷（僰夷）”是同一群人。
江应樑先生在《百夷传校注》序言中说：
通观《百夷传》书中所记，凡称“百夷”之处，都不是泛指诸族，而是确指一个族，就是今天的傣族。再看元、明时的各种著作中所记载的“百夷”，也全部指傣族言。元李京《云南志略中记“金齿百夷”，所叙述的就是今天德宏的傣族。《景泰云南图经》记元江、镇沅等处，“地多百夷”；孟养、车里、八百大甸、孟定、干崖、南甸、陇川、镇康、湾甸、大侯等处，“境内皆百夷”。则“百夷”一名不限于德宏的傣族，从德宏到西双版纳一带的傣族，兼及今国境外的掸、泰诸族，在明代都概称为“百夷”。[49]
江应樑先生显然是将“大百夷”和“小百夷”合在一起说了，在地域上并未做区分，进而直接否定了“百夷”作为泛称或统称的涵义。方国瑜先生则认为“从多数记载来看，好似称大泰为金齿，小泰为白夷，所以在永昌地区的记载多称金齿，在车里区的记载多称白夷，有些地区大泰小泰都有，就连称金齿白夷”[50]。通过梳理明代云南几部方志的记载，贾益则认为“此时的'百夷’已经成为大理、永昌西南一大片地域和族群的总称，因族而称其国，因国而称其地；其作为族群或者'种人’之内涵，则主要是指所谓的'大百夷’。又因中原士人解释百蛮杂处之潜意识，'百夷’二字脱离原来'白衣’、'白夷’之同音异写，成为'正字’”[51]。故又将此问题引到了张志淳所说的“金齿”即“大伯夷种”一语上，而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着墨甚微。
谢肇淛的《滇略》卷九《夷略》记载：
小伯夷，熟夷也，腾冲西南环境皆是。男妇服饰近中华，亦能汉语，居村寨，性驯谨，耕食织衣，种类不甚繁，无长幼礼。其人体貌颇清秀，而语言鴃舌。大伯夷，在陇川以西，男子剪发文身，妇人跣足染齿，以色布裹其首，饮食简而颇精。居喜近水，男女皆袒浴于河，妇人惟谨护两乳，谓乳非父母所生，乃天地所赐，不宜人见也。男逸女劳，纺绩、负担不辍。其人强壮者寡，柔弱者多。[52]
从以上记载可知，“大伯夷”与“小伯夷”各有所指，大伯夷延续了南诏以来的染齿习俗。钱本《百夷传》记载：“小百夷居其境之东北边，或学阿昌，或学蒲蛮，或仿大百夷，其习俗不一。车里亦谓小百夷，其俗刺额、黑齿、剪发，状如头陀”[53]。另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明代马龙他郎甸长官司（今新平县境内）的歹摩也是大百夷，《南园漫录》漆齿条亦记载：“芒市长官司去永昌四百余里，皆大伯夷种也”[54]，倪蜕在《滇小记》中说：“永昌所统之二十八寨，上江、潞江之夷，惟大伯夷最多，其次即僰人，其次即蒲蛮，其次阿昌”[55]，则大百夷的分布十分广泛，且居于统治地位，“诸夷语言习俗虽异，然由大百夷为君长，故各或效其所为”[56]。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记载的“金齿百夷”风俗与《百夷传》所记“大伯夷”颇相似。
除“大伯夷”“小伯夷”之外，《百夷传》所记缥人似与金齿有密切联系。“男子衣服皆类百夷，妇人以白布裹头，衣短衫，露其腹，以红藤缠之。莎罗布为裙，两接，上短下长”[57]。《皇朝职贡图》则直接称：“缥人，即骠人，在永昌府西南徼外，古朱波之裔。其先为金齿，骠国、南诏常制之”[58]。结合《元史·地理志》，则明代之缥人很可能就是元代的“骠”。
结语
《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初金齿州：“其俗男子尽武士，除战争、游猎、养鸟外，不作他事，一切工作皆由妇女为之，辅以战争所获之俘虏而已”[60]。《云南志略》记载元中期“金齿百夷”：“攻城破栅，不杀其主，全家逐去。不然，囚之至死”[61]，《百夷传》记载元末明初麓川思氏兼并诸地后，废除元朝的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原有的部族首领被新的统治者取代后即丧失了领地和管辖的人民，住居在该地区的被统治部族常需要根据新统治者要求变风易俗，诸如孟养，“官、民皆髡首黥足，首不髡者，则酋长杀之；不黥足者，则众嗤之，曰妇人也”[62]。以金饰齿的习俗消失时间尚难定论，但至明代时，已无此习俗了，所以张志淳说：“多以酸石榴皮及药染齿使黑，初无金银镂饰者。又漆齿既黑，亦无寝食脱去之理。黑齿则信然，谓之漆，谓之为饰见人，寝食脱去，皆妄传也。”[63]所谓“以金饰齿”并不准确，何孟春在《请复置永昌府疏》中说：“其彝没后，金镶二齿而葬，故因得名，与永昌绝无干涉”[64]，进一步对金齿的涵义做了阐释。
桑耀华等提出的德昂发展轨迹是“汉至唐的仆（濮）人、茫蛮、扑子蛮、望苴子——元代的金齿、蒲蛮——明代的蒲人——清代的崩龙（波龙）养子”，显然是侧重于金齿族称的涵义，而忽略了地理名词的涵义，进而割裂了金齿与白夷的内在联系。南诏后期至明代，白夷的发展轨迹是清晰的，麓川兼并元代金齿之地后，即以“百夷”代之，名称虽变化，但族群的指向颇有相似之处。从“金齿”到“百夷”，缘于云南西部族群间统治权力的更替和习俗崇尚的变化，金齿习俗不再延续并不能代表曾经有此习俗的部族的消失，而是白夷获得统治权后被包含在“百夷”之中了。
①于秀情的《元朝经略金齿百夷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 （第4辑）》，2003年；段丽波等人的《南诏国境内的金齿诸蛮》，《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罗勇的《明代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设置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1期；李魏巍的《大理国南部“金齿百夷”的崛起及其与湄公河流域古国的关系》，《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等。
②一是傣族说，方国瑜、马长寿、江应樑、尤中、曹成章、张元庆等学者，以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等均称谓傣族先民。一是崩龙（德昂）族说，桑耀华对此用力颇勤，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等沿用了此观点；近年来，德宏州傣学学会的一批学者也开始支持此观点，如古兴龙编著的《百夷与金齿蛮》（德宏州傣学学会2014年编印本）。
[1][8][13][17][50]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34-45，29，27，29，42.
[2][22] 江应樑.古代文献记录中的傣族[J].民族团结，1962，（04）.
[3] 杜若.元明之际金齿百夷服饰、礼俗、发式的变革——兼述两本《百夷传》所记“胡人”风俗对金齿百夷的影响[J].思想战线，199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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