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庭的离合——林培源：一席第799位讲者
来源：一席
林培源，青年作家。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总时刻处在“我”跟“世界”之间，小说就是世界投影在个人心中的一面镜像。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潮汕，就是我成长的那个小镇，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
两个家庭的离合
2020.9.26 广州
一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林培源。
今天之所以会站在这里，是因为今年我出版了一部潮汕故事集，叫《小镇生活指南》。
因为事关潮汕，事关文学，一席想让我来谈一谈潮汕生活。
在很多人眼中，潮汕故事集的作者一定是个非常熟悉潮汕，肚子里藏着很多干货的人。但是遗憾的是，站在这里，我心里很没有底气。我虽然在写潮汕，但我并没有资格代表潮汕发言。
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的时候，声称自己要做法兰西社会的书记员。而我顶多只能算一个潮汕生活的速记员。
在我看来，潮汕跟小镇是同构的，因为小镇保留着潮汕最传统的风俗民情、民居建筑和方言俚语。
而小镇跟家族又是同构的。
所以今天我不准备讲潮汕文化，只讲家族。
我要讲的是关乎一个家族、三代人、两个家庭的故事，势必听起来很繁琐复杂，需要耐心。
2010年，十年前的正月初二，那天下着小雨，天气很冷。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我的大伯、二伯、姑姑三个家庭十几个人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我家。短短几分钟之内，我就成了一个罪人，接受来自家庭成员的审判。
人群中有我的上一代人，有我的同代人，还有正在襁褓里的下一代。大伯母朝我发起了疯狂的痛骂和诅咒。而早在过年回家之前，我就接到了消息，大伯扬言他见到我要打断我的腿。他们要求我把出版的长篇小说给销毁，给烧掉。
长这么大以来，那是我记忆当中最灰暗、最不堪回首的一个春节。而这一切都和我的堂哥有关。
我是我们家族这一代唯一幸存下来的男孩，是家族的一个“替补成员”。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有过一个堂哥，这个堂哥在六岁的时候去世了。潮汕人管死亡、管去世叫“过身”。
堂哥是怎么过身的呢？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我的大伯一家在我们乡里最大的市场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为乡里最早的一批个体工商户，大伯家的服装店就开在一个大池塘的旁边。
去过潮汕的朋友应该知道，潮汕的乡间有非常多的池塘。往往池塘边上会有一棵大榕树。潮汕人对榕树和竹子这两种植物格外地喜爱，所以潮汕民间有“前榕后竹”这样的说法。而榕树在我们的方言里叫“成树”，寓意着有所成就。
▲ “前榕后竹”。
大伯家的服装店就开在这样一个种着大榕树的池塘旁边。有一天大伯夫妻俩在店里忙的时候，堂哥自己一个人在屋后玩，一不小心翻过了围栏，掉进了池塘里，等到大伯他们发现的时候为时已晚。
那天乡里出动了很多人去搜救，最后是一个独身的鳏夫把堂哥从池塘深处捞起来的。堂哥被抱起来的时候满身满脸都是泥土，他是一头扎进池塘里窒息而死的。堂哥的过身对家族的打击特别特别地大，大伯夫妻俩伤心欲绝。
后来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花了很多钱，找关系，上医院，去疏通输卵管。可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最后他们也没能如愿。十几、二十年后大伯又抱养了一个男孩，现如今大伯已经年近七十，他的小孩才刚刚上大学。
这样的父子组合在我们那边被称为“父老仔细”，父亲年纪很大，儿子年纪很小，听起来多少有些悲情的意味。而这一切都和潮汕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密切相关。
我的曾祖母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三个女儿我分别称为大老姑、二老姑和小老姑。这个儿子就是我的爷爷。
当年小老姑出生的时候，曾祖母一看是个女孩，非常地失望。她发了狠心，想要做掉这个孩子。
潮汕民间的建筑都是有里厅和外厅的。外厅有一个老式的红砖灶台，灶台里面堆满了烧完柴火之后剩下的火灰。
有一天曾祖母趁小老姑睡着的时候，从灶台里捞出了一把火灰，把孩子的嘴巴张开，一点点地把火灰添上去。只要火灰添得够多，孩子无法呼吸，就会死去。
在旧社会，潮汕人管这样一种杀死女婴的方式叫“添火灰”。没有人觉得这是一种违法犯罪，没有人觉得这不应当。因为在那样一个时代里面，女孩子的命并不值钱。
好在小老姑的求生意志特别顽强，火灰塞到她的嘴里，她被呛到了，小脸憋得通红，嘴巴一张一合，竟然把火灰给吐了出来。曾祖母动了恻隐之心，看见这样的方法不管用，也就作罢。小老姑这才侥幸活了下来。
曾祖母作了孽，但是受苦受难的却是她的三个女儿。大老姑年轻的时候被曾祖母许配给一个驼背，嫁过去之后过得特别不幸福。后来她想方设法从那个家庭里逃了出来，到处去流浪。
在流浪的路上她被人强奸，绑在了电线杆上。后来是一个过路的水电工把她给救了下来。她跟着这个水电工去了汕头生活，一直到老去。因为年轻的时候被人强奸，她吃了打胎药，把身体吃坏了，再也没能生育。
而我的二老姑在抗战的时候不顾家里的反对，跟着一个国民党老兵去了湖南，嫁过去没多久就去世了。小时候我听大人们说，二老姑是被曾祖母活活给咒死的。
大老姑和小老姑没有子女，我的爷爷就自作主张，把他的两个儿子分别过继给了大老姑和小老姑。过继给大老姑的是我的二伯，过继给小老姑的是我的父亲。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家族当中，堂哥的出生意味着什么，堂哥的过身又意味着什么。
我小的时候经常被人拿来跟堂哥作比较。大人们经常跟我说，堂哥长得特别地帅气，他很聪明，像个小大人。我小时候长得很难看，所以在这样的对比中我觉得很自卑。大人们的话就像毒药一样地侵入了我的记忆、我的身体、我的灵魂。
记得演讲开头我说过，十年前正月初二，大伯母朝我发起了痛骂，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原因特别简单，19岁那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是以我的家族为原型的。在小说当中我有一段情节写的就是堂哥溺水过身的事情。
阴差阳错，大伯他们读到了我的小说，认为我是在恶意伤害，揭他们的伤疤，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白纸黑字，证据确凿，我百口莫辩。那个正月初二的晚上，我就坐在一把塑料的扶手椅子上，面对我的家族成员。那一刻，我发现他们变得好陌生。
小时候爷爷去世做头七，祭祀的时候，大伯还会教我数纸钱，跟我比赛谁数得更快。可是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我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碎掉了，我变成了家族的一个罪人，我背叛了这个家族。
那件事情过去之后，两个家庭就此分裂。以往我们都会在一起扫墓，但是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一起扫过墓了。几年前我跟父亲去扫墓的时候，发现爷爷坟前的水泥地裂成了两半。父亲去问风水先生，风水先生说，就保持原样吧，不要再去修复了。
后来我就在想，大伯一系列的行为跟选择，其实都活在那样一个家族的阴影下。他也是那样一种宗族关系和观念的受害者。大伯如此，我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呢？
父亲出生于六十年代初，他成长的年月经历了文革。文革后期父亲读高中，白天读书，下午干活，所以他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
高中毕业那一年父亲想去当兵，但是爷爷不让，命令他在体检当天喝下两碗盐糖水。因为据说这样可以稀释血液。父亲不敢违抗爷爷的命令，所以他喝下了盐糖水。结果可想而知，他没有当成兵。
后来父亲就去当学徒，做木工，学成归来之后父亲成了乡里的一个木工师傅。
这是父亲给我做的书柜。
可是八十年代社会的风气已经开始转变，父亲不知道他熟悉的那一手手工活，他引以为傲的手技艺即将被时代所淘汰，他也即将成为一个被淘汰的手工艺人。
九十年代开始了，乡里很多人去下海。有的人到县里、城里去摆摊卖水果蔬菜；有的人到了江浙一带做生意；还有的人在我们乡里开起了店铺。
我记得小的时候，母亲载着我去饶平看外公外婆，自行车从公路拐进乡里的时候，会看到连在一起的一片沥青棚，上面挂满了花花绿绿的女人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属于那些从外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做小姐的女人的。
父亲没有商业嗅觉，也没有做生意的天赋，木工生意难以为继。这个时候父亲想到了转行，当时从福建传来了养牛蛙的生意经，乡里有些人开始学习养牛蛙的技术和知识，父亲也跃跃欲试。
他筹了钱，在山脚下承包了一小片田地，挖了牛蛙池，成了一个牛蛙养殖户。刚开始几年，牛蛙的长势不错，但是父亲因为资金不足，养出来的牛蛙产量不高，所以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二十几年的牛蛙养下来，年年如此，乡里人称我父亲为“养牛蛙的老师傅”，但是个中的辛酸只有我们知道。几年前父亲告别了牛蛙养殖的行业，进入了一个装修队，又干回了他木工的老本行。
今年过年前父亲离开了装修队，到了他另外一个朋友的工队里面去做装修。可是疫情一来，很多装修的活都停下来了，父亲被迫失业。在朋友的介绍下，他又重回了养牛蛙的老本行，这次他不用自负盈亏了，他帮人家养牛蛙。
回顾父亲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的生活经历，父亲没有太多的选择，他的每一步都好像走错了，没有踩到时代的点子上。他就像一个被时代抛弃在原地的人。
父亲没有选择，可是我有，我的选择是写作，但是在父亲看来，写作并不是一条正道。我读大学本科到研究生期间，每一年的寒暑假都会坐大巴回家，父亲会骑着他的摩托车到公路边等我。有一天当我坐在父亲摩托车后座上的时候，父亲跟我说，毕业了你去考公务员吧。
因为对父亲来说，做公务员就是读书人最好的出路。但是我并没有听从父亲的建议，我一直在读书，也一直在写作。
而我的写作是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中展开的。一方面我想通过写作去摆脱家族加在我身上的桎梏，和堂哥的去世加在我身上的阴影，同时我要证明我是比过身的堂哥更好的那一个。可是当我满心地以为我写下的文字能够让我摆脱那些灰暗的记忆的时候，我写下的小说、那些文字又张牙舞爪地朝我扑了过来。
我也尝试过要远离潮汕的这种经验，去写陌生的人跟故事。可是当我面对那样一种陌生的经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笔是无力的。只有写潮汕，只有回到潮汕，我的笔，我的文字，才能活过来。
对一个小说家来说，他总时刻处在“我”跟“世界”之间，小说就是世界投影在个人心中的一面镜像。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潮汕，就是我成长的那个小镇，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家庭的离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写作的故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