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国霖：科技让这几张古画鉴定板上钉钉！

我在博物馆工作了40多年，接触到了一些科学研究方面的人员尝试用科学方法对古书画进行一些辅助的鉴定，这些鉴定对我们以后探索科学鉴定方法是很有帮助的。

唐摹王羲之《上虞帖》

《上虞帖》，上海博物馆藏

该画是上博的一位鉴定人员万育仁先生在存放文革抄家物资的仓库里一堆次品的书画中发现的，他觉得纸质很古，又有玉装手卷轴头，这是宋及以前的装潢形式，字卷引首有金字题签：“东晋王羲之上虞帖”，他觉得这个手卷不能随便扔掉，就带回到了馆里。

后来，请馆里和北京来的鉴定专家看这件作品，他们把这个帖与北宋刻的《淳化阁帖》中的《得书帖》（即上虞帖）进行了比对，发现字体方面有明显的相异之处，怀疑它不是唐摹本，是宋代的临摹本。

1975年，馆里将这件作品送到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家里，请他鉴看。谢先生看了书法，认为很像王羲之较早年的草书书风，后又认为前引首的题签应是宋徽宗所题，并发现字卷左上方有墨印“集贤院御书印”，这是南唐李中主的内府收藏印，在左下方又有一方朱文印，上面复盖了另一方印，印文浅淡模糊。他说今天天气不好，明天再拿来看。

《上虞帖》局部

第二天，谢先生拿到窗口对着阳光，看清了印文中三个字，即内、同、印，他猛然回忆起画史上曾纪载南唐内府有一方收藏印”内合同印”，与“集贤院御书印”合用者即称为“金图书”，此印应就是“内合同印”，说明这件手卷在南唐时已入藏内府，则它为唐代摹本是无可怀疑的了，而且它是《淳化阁帖》中《得书帖》的祖本。

以后，谢先生对《上虞帖》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写成了专文《晋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说明》，在《文物》1977年第三期上发表。

《上虞帖》上的“内合同印”

1977年5月，委请上博科学实验室的祝鸿范先生，运用软X光摄影技术，拍摄《上虞帖》上几枚较模糊的印章，软X片强化了色调的反差，使“内合同印”四字豁然显示出来，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了目鉴的结论，有力地加强了《上虞帖》断代鉴定的可信性。

南唐董源《溪岸图》

《溪岸图》

《溪岸图》局部

1989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召开了一次“中国画的真实性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学者参加，就《溪岸图》的时代和作者问题展开讨论。

会议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方以方闻教授、班宗华教授、何慕文研究员等为代表，认为是南唐画家董源的唯一传世真迹；另一方是以高居翰教授、古原宏伸教授等为代表，否定它是董源的作品，并提出是由张大千伪造的赝品。

中国学者启功教授、杨仁恺先生、傅熹年先生和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等，认为应是五代末、北宋初的画迹，直承董源的画风。

修复前的《溪岸图》

大都会博物馆用软X光摄影对画幅进行了摄片，把画幅底下的残破部分全部拍出来了，而且拍摄了好多层，破损的痕迹不一样，显示这张画前后装裱过三次。这说明这张画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沧桑，不可能是现代人作伪，张大千造一张假画，还反复把它弄破了装裱了三次，有可能吗？

此外，用软X光拍了许多看不清的印章，如南宋贾似道的“秋壑”朱文印、南宋赵与懃“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朱文印、元柯九思“丹丘柯九思章”朱文印、“柯氏敬仲“朱文印、明初“典礼稽察使印”朱文半印等，都显现出来，其中“天水郡收藏书画印记”、“丹丘柯九思章”与传世作品中的相同印比照均相符，可证明它至少在南宋时已经流传收藏。

软X光还拍摄了模糊的署款“后苑副使臣董元画”，而董源在元以前史籍中都写为“元”。亦增加了它在元以前就已流传的经历。

南宋《补纳图》

《补纳图》

北京师范学院有一位教授是我的同学，他的朋友收有一幅《补纳图》，纸色古旧，画风与相传五代宋初石恪《二祖调心图》（今人考辨为南宋画）和南宋梁楷的《布袋和尚图》相似，但是不能确定。

他拿来和我一起商讨，此图尚未装裱，我建议能否在边角取一点纸屑，请纸张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分析，以确定它的时代。

后来，有一位北京纸张研究所的专家来我馆讲课，她对历代的纸张进行过测试，通过高倍显微镜和特制药水对纸张纤维进行观察，判断材质组成和结构形式，然后确定时代。她已经鉴定了很多纸张，建立了一个信息库，可以作为纸张时代鉴别的参照系。

于是，我就把这留存的很小一片纸给她，她取了一点点纸屑作了观察，说里面有麻、竹的纤维，这张纸是南宋的可能性很大。结合画风，这件作品基本上确定是南宋时代没有问题。

注：文章内容摘录于单国霖先生在《世界因遗产而璀璨——2016中国古书画鉴定修复与保护国际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原文题目为《探索书画鉴定之科学方法》。该论坛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文献书画保护与鉴定研究中心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