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教授：通往学者之路——学术就是“反常识”
文章导读
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非常深刻的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中庸”“持中”“大正至中”这些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宝贵的思想要素。
作者简介
陈春声，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党委常务副书记（正厅级）、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是大学职业生活可能带给我们的矛盾、困惑，以及个人可能的应对之道。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社会的现代转型，在好的大学里取得一个职位，已经成为在这个社会上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功的新起点。我们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地以大学作为职业选择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情况，早已不复存在。
最近完成的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我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公众在期望子女从事最好职业的选择中，教师职业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
先不讲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的社会责任这类赋予我们某种崇高美感的内容，仅仅从与日常生活经验相关的视角看来，大学为她的每一位从业者提供了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校园，相对宽松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还有一年两次、每次长达数周的有薪假期。
诸位还比较年轻，到了我这个年龄，就更能体会到，我们的孩子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环境中，对他们人格的形成和品味的提升，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眼下这个社会迅速转型，价值观和是非感日益多元发展，从而令人难以适从的时代。即使从这样比较世俗的眼光看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校园里成为同事，也真是值得高兴和珍惜的。
在座的诸位大多是年轻人，大家选择任职于中山大学，一定不仅仅是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相对世俗化的理由，一定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很好的设计，也可能对未来的生活怀有各种各样多少有点理想色彩的期待。
作为过来人，我想说的是，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充满矛盾和挑战，在未来的工作中，如何保持一种带有超越感（甚至是某种宗教感）的平衡的心态，将是诸位的职业生涯能否平顺而成功的关键所在。
陈寅恪先生讲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特别是在现代中国的大学里面。
我们对大学有很多期盼和理想，但这些期盼和理想的达成，有待于用一种带有宗教感的态度去提升。这也是我们这些选择任职于大学的人，所要面对的可能备受内心煎熬的难题。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矛盾。
如果从12世纪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西欧国家陆续出现的中世纪大学算起，大学已经有近800年的历史。在全世界现存的85个1520年以前成立的组织中，有70所是学校。大学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已经不证自明。
有无数最杰出的学者、教育家描述过他们心目中的大学理想，我想不避累赘，在这里引述20世纪美国社会学家艾伦·布鲁姆的一段话，来说明人们有过的对一所好大学的期望，这段话引自1987年他出版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一所好大学应该有另一种气氛，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该被每一个人思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却没有人问也不可能有答案。
它提供自由探索的空气，不允许不利于或者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就是传统，而是因为传统提供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含奇迹，预示在分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
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会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是无所不在的。
他们有权威，但不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是来自能够赢得尊敬的天赋。
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利益为宗旨的团体。
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
它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只有那些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融汇为一体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感情。
我不敢说，我们都是“将自身与平等自由融汇为一体的人”，但我们在大学工作，都多多少少分享着这样的关于大学的理想。对在座的一些同事来说，也许对这样的理想的憧憬，正是你们选择任职中山大学的缘由。
然而，毋需讳言的是，在大学任职的外部条件，特别是与个人职业生涯顺利与否相关的部分，并未达到这样理想化的境地。大学是人类的组织，也就具备了社会组织的所有弱点，人性的弱点也必然导致大学职业生活要面对的种种不公。
代表了人类未来、良知、公正、平等和其他各种追求的大学理想，是由生活在充满了短视和不公的环境中的大学领导者、教师和其他同事的具体活动来达成的。这是每一位刚刚步入大学之门的同事，从一开始就要准备面对的。
对于教师来说，这样的矛盾，由于现代大学中教师职业互相矛盾的双重要求而被强化了。
学者职业化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只有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从事的工作，才被同行承认为是学术的工作。对学术创造的愿望，促使我们在大学里找一份教书的工作。结果，就难免要遇到大学制度的一个内在矛盾。
在现代的学术体制下，学术越来越变成一个从业者集团内部的自足的行为，衡量一个学者学术贡献的大小，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相互承认的过程，而这个共同体的评价，决定了我们能否当一个好学者。
要当一个好学者，一定要有好的学术思维的能力，而学术思维的本质，就是在深刻理解学术史和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基础上的知识创造。从这个角度讲，学术就是“反常识”。
证明自己是一个好学者的标志，是看一位学者在学术上有没有思想的创造，有没有“反常识”的发明。而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大学教师，其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常识教授给学生。
这样一来，在做一个好教师和当一个好学者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容易克服的鸿沟。学术创造与知识传授，需要的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秉性，一个人是很难同时完美地具备这两种秉性的。
我们因为热爱思想创造而来到这个大学，而且也可能有很好的从事学术创造的才能，但如果要长期拥有从事学术创造的资格，就必须同时具备另外一种不同的才能，即能够通过常识的传授，将一大堆聪明、好学、有知识准备但不懂学术思维的脑袋，训练得具有学术思维的习惯。
1919年，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做了题为“以学术为业”的演讲，这是一次学术史上不朽的演说，其中有这样两段话：
大学教师中谁也不愿意回忆那些有关聘任的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愉快的经历。……大家必须明白，如此多的学术前程操于命运之手这个事实，其根源不仅在于集体决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恰当。
每一位受着感情的驱策，想要从事学术的年轻人，必须认识到他面对的任务的两重性。
他不但必须具备学者的资格，还得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事情。一个人可以是一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个糟糕透顶的老师。
学术生涯是一场鲁莽的赌博。……你对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良心问一句：你能够承受年复一年看着那些平庸之辈爬到你头上去，既不怨恨也无挫折感吗？
当然每一次他们都会回答说：“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但至少就我所知，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无动于衷地忍受这种事。
这样的矛盾，我们可能要终身面对。
依我自己的经验，这类矛盾之所以有时会变成难以克服的障碍，常常主要不是由于学术制度的不公，也可能主要不是由于上级或同事看法的偏颇，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面对内心的煎熬。
在现代中国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学的时候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做人要力争上游。但恐怕难以改变的事实是，人类大脑先天的结构已经决定，天才只占人群中相当小的比例。
我们都是很幸运的人，在一个淘汰率很高、每一步都充满风险的教育体制中，能够完成从小学到研究生的学习过程，有机会到中山大学任职。但这样的经历，仍不足以证明我们就是天才，甚至也不一定能证明我们比大学外面的人更聪明一些。
客观的事实是，在现代大学里，绝大多数教职员只是中才而已。我们的内心、我们周围亲近的人们、甚至我们的社会，并不真正明白这一点，常常对我们怀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
内在和外部的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差距，对每一个就职于大学的人来说，都可能会成为压力和煎熬的根源。所以，我们在选择大学职业生涯的时候，一定要扪心自问，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
我想说的是，要正确面对大学理想与大学职业生涯实际状况的矛盾，使我们的大学职业生活更加平顺并有更大的成功，除了要遵守外在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对自己的内心召唤的遵从。这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带有宗教感的体验。
我们选择任职于现代中国的大学，还要经常面对保持大学精神的追求与带有明显“工具理性”性质的各种外部压力之间的矛盾。
我们这个大学，是许多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作出过奠基贡献的学者传道授业之所。所有的大学都会有其办学特点，不过，并非所有大学都拥有“大学精神”。如果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没有清华、没有北大、没有南开、没有中山大学，那么，我们国家的历史就得重写。
我们相信只有这类承载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大学，才真正有其精神。我们深深相信，拥有这种精神的大学，才可能是永恒的。
生活在这样的校园之中，耳边不时回响着陈寅恪先生“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警句，中山大学的同事们对精神的自由有着比其他大学的学者更自然的向往。
岭南文化对中山大学精神内核的形成，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历史系一位我很景仰的前辈学者说过，中大的可贵之处，不在大，而在中。这是一句朴素而非常深刻的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整天强调要“做大做强”、要“跨越式发展”的时代，常常忘了“中庸”“持中”“大正至中”这些中国人思维方式中最宝贵的思想要素。
相对于国内其他大学来说，我也相信中山大学的最动人之处，就在这个“中”字。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因素，让这个大学始终对校史上许许多多“敢为天下先”的创举保持着足够的宽容和理解，让这个校园始终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让我们这些在其中生活的人，在面对社会和自己内心的种种煎熬时，更容易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
但是，具有明显“工具理性”取向的外部压力仍然存在，且与日俱增，各种各样的评估和排名，实际上已经直接影响到大学的生存与发展。
校长公开表明以“为中才立规矩，给天才留空间”为治校理念，既然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中才而已，自然就要受到更多的外部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和制度，可能有一部分与我们对自己的期望、对学校的期望、对学术的期望并不一致。
作为教师和职员，学校还期待着我们为中山大学争取更多的荣誉。19世纪以后，学术成为一种职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守职业的规范，而荣誉变成了一种衡量职业(而不是学术本身)是否成功的外在标志。
在学术职业化的背景下，有了荣誉，就可能意味着有机会为学校争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必须明白，这与自己学术工作是不是有价值，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我们在学术上是否成功，在于看下一代学者会不会引用我们的东西，在他们眼中，这些东西有没有价值。
用数字来说明问题、来衡量每个人的水准，是具有破坏性的。太过看重荣誉，孤独思考的时间就会减少。
但另一方面，生活在大学里，我们好象就有为大学争取荣誉的责任，而偏偏争取外在的“荣誉”本身，就是违背“大学精神”的。这也是现代社会的悖论。
这样以来，任职于大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学者，就有了双重的责任。一方面，我们要守护大学的本职和精神，努力改变各种不利于文化和教育长远发展的制度和规矩。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制度重建的年代，这样的工作，无疑是时代对于大学的要求之一，也是我们在大学工作的理想。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位普通的教职员，我们又要遵守既有的制度和规矩，在现有体制下为个人和学校争取更多的荣誉。
我个人的体验是，只有在严格遵守既有制度，在现有体制下做得比周围的人更好的前提下，我们才有资格讨论改革体制和改善制度的可能。
只有遵循目前的规矩而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我们提出的改变现状的愿望和方案，才会被正确地得到理解，大家才会相信，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真的是出于对教育、文化和学术长远发展的责任，是为了守护大学这个人类精神生活的家园，而不是出于一己之私。
在这个校园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我看到的情况是，对各种不合理的制度和举措提出批评建议，且能被接受并取得成效者，往往都是在原有的体制下就做得比别人更好的人。
我是学历史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深深地庆幸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过去30年间，我们所经历和体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巨大变化，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亲历这样的历史，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者来说，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正是由于社会的迅速转型，我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正日益多元化，大学的职业生活也因此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矛盾和困惑。
今天在这里如实地描述自己的体验和感觉，是想告诉诸位，真正的解决之道，是要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博大，思想更加深刻，心灵能够容纳更多的矛盾，是自我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