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入世和超然物外，把儒道两家思想看成势不两立，错
我们知道，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重要的流派，他们之间相互攻讦又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
以北方中原文化为根基，儒家强调德礼和刚劲有为，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而道家则以南方的荆楚文化为依托，注重真朴和顺性超然，具有较强的自然主义色彩。
儒道两家共同陶铸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处世精神，共同推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平稳进步与健康发展。
两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突出的表现在两家的人性论和治国主张上。
人性论在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之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孔子提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的命题以后，人性问题就成为了儒家思想家集中探讨的理论问题。
孟子就曾以人性立论，并别开思路地提出了“性善”学说。
后起的儒学大师荀子则提出了“性恶”理论。
就孟荀人性论的本质而言，二者却是一致的。
只不过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封建道德规范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展开，而荀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封建道德规范是人性改造的结果。
孟荀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因此，可以说无论从理论形式还是致思的取向上，孟荀的人性论都奠定了中国历代儒家在人性问题上善恶双重建构的理论格局。
儒家主要是从善恶的角度对人性进行探讨，而道家则不然，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直接从自然大道出发来研究人性。
道家认为，人性来源于道，道是素朴自然的。因而人性也应当是自然素朴、浑然天成的。
基于对人性的这种理解，道家坚决主张消除仁义、废弃道德，见素抱朴，回归自然。道家的人性论，在总体上是一种消极的人性论，但其中也包含着积极的社会批判精神。在阶级社会，伦理道德都是一定阶级的伦理道德，都是为特定的阶级服务的，在这些伦理道德之中确实也包含着一些压迫人和奴役人的因素。
在治世理论上两家也可说是势同水火。儒家大力张扬“德治”理论，道家则极力倡导“无为”思想。
德治，首先由孔子提出，并由孟子和荀子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儒家的德治思想可谓是深谋远虑，但在那个急功近利的年代，他们的思想是不能为统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更谈不上努力躬行了。
这并不能说明儒家德治思想的无意义。儒家所以提出德治思想，是因为他们比当权者更清楚地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在他们看来，统治者若想长久地维系自己的统治，就必须要得到民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否则民众的反抗就有可能颠覆当权者的宝座。
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也常常以此为武器，对封建剥削制度进行批判，这也从一个层面充分证明了孔孟德治思想的巨大价值。
在治国问题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与儒家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们以道论为基础，以其朴素的辩证法为依据，提出了有为必有弊的理论主张。
在他们看来，德治虽有其效，但也有其弊。即使德治实行到极致，也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他们认为要想使天下达于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想办法，最好的途径就是不去谋求政治。如果达于无为就会无所不为，如果做到不治，就会无所不治。
孔孟儒家以人耳目口鼻之欲上同好的事实而推论人同好于仁义礼智，事实上是把低层次的感觉经验与高层次的价值判断混同起来。
儒家思想片面强调整体利益而忽视个体价值，片面强调社会秩序而忽视个人的自由，片面强调道德而无视道德可能导致的虚伪，片面强调刚强有为而无视退守无为对社会发展的平衡意义。
这说明儒家思想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儒家思想所面临的外部挑战则主要来自于先秦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时局。
孔孟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动乱年代。周天子已名存实亡，“八佾舞于庭”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形势诡谲，实力攸关生死的时代，儒家所提倡的德礼为先的治国主张与当时的政治现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其主张听起来虽温情脉脉，但在激烈的斗争面前却显得迂阔不切实际而被束诸高阁。儒家的政治理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因此，儒家思想若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采纳道家思想之中与之相关的论点、学说与主张。
当然，道家的不争、无为、抱残守缺的观念，也需要儒家积极进取、刚劲有为思想的补充与矫正，正是上述原因儒道两家可以互补而且应该互补。
儒道两家，一个刚劲有为，一个退守无为；一个重视社会安定和人际和谐，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逍遥独行；一个主张道义为先，一个倡导自保其身；一个追求立功建业，一个渴求遁迹于世；一个积极入世，一个超然物外，二者似乎势不两立，但从效用上来讲，恰好可以互补融通。
所以能够相互补充融通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相通一致的思想观念，正是这些相通一致思想观念构成了儒道互补的理论基础。
儒道两家都主张循性而为。儒家讲人生而有良知良能，良知良能先验自然，而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天生于良知良能；道家则直接从自然大道出发来研究人性，在他们看来，人性来源于道，道是纯素自然的，因而人性也当是自然素朴、浑然天成的。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道家主张效法自然来形成人的德性。儒家认为仁义礼智是天生于人的良知良能，因而以仁心待人，以善行处事，不过是自然本性的发用流行，是顺乎自然、合乎人性的；道家认为人及天地万物源于自然，天道之大者在自然，那么人只能依循自然行事，循自然而为便是德的表现。可见，循乎自然之性是儒道的共同诉求。
儒道两家都鄙薄功利。孔子曾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可以说儒家把义视为最高的价值，而对利采取了轻视的态度。而“正其谊不谋其利”，就更加突显了儒家道义至上的价值观。
道家则义利俱轻，主张摆脱物质功利的桎梏和纲常伦理的束缚，追求的是自由的境界，强调的是心灵的解放。
当然，道家所要否弃的道义是对人性戕害的虚伪的道义，其追求和崇尚的则是一种持重、内敛、自然、真朴、与人无碍的至德。二者虽思维路向各异，但却殊途同归，追寻真善至德是两家共同的理想。
儒道两家都推崇修身养性、提升人格境界。
儒家强调人不能因生活的困苦和仕途上的失意而放弃自己在道德上的追求。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下都要循道而为，坚守道义。生死不可抗，道义可为之。正是这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情操造就了中华民族道义至上的优良文化传统，也陶铸了中华民族道义为先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伟大的中华民族能够历经风雨沧桑而旷世长存。同样，道家也讲修身养性，讲隐忍退守，讲精神自由、人格独立。并且坚决反对因社会的混浊、他人的堕落而随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