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主体”是什么？
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主体（subject）在广义上常指与周围的他物发生关系、发挥作用的主动者，比如“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而被作用的一方则是客体。当然正如在主奴辩证法中主奴的独立性可以相互转换，主客的关系也可以相互转换。近代以来，在所有的主体中，人最为瞩目，犹如神的朗照之光点亮了世界的存在。那么人的主体性地位在近代是怎么发展的呢？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西方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其实最早滥觞于古希腊，但我们当代关于主体的观念更多受惠于培根、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人的本质是理性，理性内在于主体。
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为了寻找到真知所能赖以生辉的基础，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使用普遍怀疑的方法，将所有感官得来的、一切科学知识甚至上帝的存在全数否定，后来发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事实不可怀疑，于是确立了“思”的自明性，从而确立了一个“我思”的主体。然而除了“思”之外，其他的物体都可以被普遍怀疑所弭除，于是这个“我”的本质并不是身心混合物，而是“思”：“我”只是一个“能思维的东西”。
于是“我思故我在”这句经典的名言，其实是在确立“我”是一个理性思维主体，人类从此获得自我意识，得以从上帝的桎梏中独立出来而自由驰骋。尽管之后的身心二元论为后世留下了诸多麻烦，但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为主体神话开辟了自由翱翔的天地：人存在之根基是内在的理性，理性是认识世界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在如何认识世界、确立普遍必然的知识的认识论问题上，以笛卡尔为开端的大陆理性派强调理性能力而轻视感觉经验，而经验论则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知识来源于对感觉经验的加工。但无论是理性派和经验论都不得不承认，要认识世界、确立普遍必然知识，势必恭请理性之光的驾临。
二、18世纪法国哲学
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培根曾发出了的呐喊：“知识就是力量！”前面说到，理性派和经验论的共同目标都是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哲学家们坚信，只要依靠理性思维的主体，人就能获得真知和公正，战胜一切，改造自然，获得此岸的幸福。这份信念连环嬗递，在18世纪的法国形成空前的革命。坚信无神论、反对封建的“百科全书派”提出了较为完善的机械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人开始更为明目张胆地将自然看作陌异的客体和敌人，宣称要征服自然，僭越为自然的主宰者。
莺声呖呖、周行而歌的主体神话没料想到的是，那群为之雀跃的哲学家将要踏进万劫不复的渊薮。
三、德国古典哲学
欧洲哲学史上最为璀璨的德国古典哲学将主体性讨论推向巅峰。针对休谟即将破坏一切的怀疑论和独断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康德启动了“哥白尼式革命”，提出理性为自然立法，主体内的认识能力决定了自然运行的规则，客体成为主体内在意识所构造的“对象”。此时的主体性离神性只差一步，但康德通过“自在之物”划定了人的能动性的界限，温和地保留了神的领域。
费西特不满于康德带有不彻底性的温和妥协的策略，受笛卡尔的启发，确立了“自我”的自明性，认为自我设定自我，自我创造非我的客体，自我再创设自我和非我的统一。费西特激进地认为“非我”只是人为创设的制约性存在，自我意识极大地膨胀。
谢林和黑格尔则走向了反面，认为人只能在某种客观的绝对精神中历史性地展现主体性，绝对精神是能够威压人的至高无上的能动主体。费马巴哈大力批判黑格尔的宗教神学，试图恢复唯物论的权威，再次将人的主动性交付给人本身，并将拯救的希望从上帝手中褫夺，也将其归还到人的手中。
四、主体神话的困境
从以上对近代哲学关于主体性的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作为理性主体是如何一步步“喧宾夺主”。首先是我们默熟于心、忧心忡忡的人与自然的紧张。人们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无所限制的“欲望”肆意掠夺和扩张，结果是大自然以“自毁”的方式实施惊世骇俗的报复，大地开始枯萎、缄默、闭合、干涸、苍白，只剩灾难长留人间，威胁人的生存和发展。
其次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在孤独的主体看来，其他的主体与自然一样是陌异的客体。正如我们把自然看作将要克服的客体和手段，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把他人视作客体和手段，结果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勾心斗角，国家与国家也是如此。结果是主体总在狡诈地寻求权力的扩张，他人就是地狱，结果是现代文明讽刺性地上演了一幕幕骇人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主体神话所允诺的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活力、幸福，最后变成人与人的冷血博弈和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
最后是人自身的异化。人过于依赖用知识改造自然来攫取物质，对欲望的指数性爆炸不以为然。然而物已经形成一种无限向上的等级体系，永远在欲望上方耻笑着我们，于是欲望在永恒的匮乏中占据了我们的心灵，阻碍我们驻留下来探索人的全面性真正解放的本真世界。同时，号称解放人类的理性最终成为另外一条桎梏人性的教条，理性成为人的本质和目标。实际上理性仅仅只是精神实质的一部分，我们所以为的理性运作暗淌着人的感性、激情、欲望，而这些非理性的部分才是解锁人的真正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