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论治痰、郁二证来探究其“治杂病”思想
朱丹溪论治痰、郁二证来探究其“治杂病”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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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丹溪对杂病的辨证施治,突出表现在气、血、痰、郁四个方面。如王纶所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外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盖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故余每用此方治病,时以郁法参之。气病兼郁,则用四君子加开郁药,血病、痰病皆然。故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
丹溪诊治杂病中,以对痰、郁二证的辨治最有特色,对后世的影响甚大,简述如下:
1.痰证——震亨谓:“凡治痰,用利药过多,致脾气下虚,则痰反易生多。”说明治痰过用渗利之药,影响脾的运化,反易生痰。只有在维护脾气功能的基础上治痰才是正治。进而提出二陈汤实脾燥湿,可治一身之痰,但由于痰的性质和所在部位的不同,因此还当变通以治之。如“热者清之,食积者攻之,兼气虚者补之。”“痰在肠间者可下而愈,膈上之痰必吐之”等等。除此之外,他还根据临证体会,总结了具体的用药方法,据《金匮钩玄》所载,将二陈汤加减列表如下:
上述用药中,可以看出朱丹溪对竹沥的使用更有体会,其谓曰:“痰在膈间使人癫狂、健忘,宜用竹沥;风痰宜用竹沥,又能养血;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开。”“竹沥化滑痰,非姜汁不能行经络也。”对郁痰以白僵蚕、杏仁、瓜蒌、诃子、贝母治之。痰核结在咽喉,则用杏仁、海石、桂枝、连翘、瓜萎仁、少佐朴硝以姜汁蜜调丸噙化治疗。另外,他认为许多疾病是由痰所致,即所谓“痰生百病”,因此在治疗上往往参以治痰之法。说明痰的含义是十分广泛的,从而为杂病的治疗开拓了新的途径。
2.郁证——朱氏说:“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郁。”指出情志波动,失其常度,也会引起气机郁滞,郁久则由气及血,衍生多种疾病。他进一步将郁证分为气郁、血郁、湿郁、痰郁、热郁、食郁等六种证型。他把“凡郁皆在中焦”作为辨证治疗的依据,因中焦为脾胃所属,脾胃又是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凡六淫、七情、劳役过度均能影响气机的升降,造成中气郁滞。亦有因饮食失节,停痰积饮亦致脾胃失职而成郁者。
既然郁多在中焦,用药大法,在于升降兼施。认为苍术为阳明经药,气味辛烈,强胃健脾,发谷之气,能径入诸药,疏泄阳明之湿,通行敛涩;香附乃阴中快气之药,下之最速。一升一降,故郁散而平。震亨立越鞠丸通治六郁,义即如是,方用苍术、香附、川芎、神曲、栀子诸药。又根据六郁性质的不同,而酌加相应的药物,以为变通。现将越鞠丸加成法列表如下:
丹溪对六郁的论述虽然过于简略,但对六郁的治疗,考虑得还是较为周全的,若无丰富的实际经验是很难做到这点的。
综上所述,朱震亨对痰证、郁证的辨治确有独到之处,大大丰富了杂病的治法。故后世有“杂病宗丹溪”之说。然而朱氏对杂病的治疔也不是十分完善的,正因如此,明代医家戴思恭、王纶完全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使气、血、痰、郁的辨治日臻完善并自成体系。正如任应秋教授所说:“传震亨杂病之学,王、戴二氏,可叹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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