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华：淡极始知花更艳——贺张俊师新著《红楼摭谭》出版会上发言
一直以来，师门都商议着将先生散见的文章整理出来，结集出版。我不在京中，且不治小说已久，这几年更是各处奔波，其实参与最少，如今看到先生的新著，欣喜之余，也颇有几分怃然。
这里，首先恭贺先生的著作出版，并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及诸位师友的大力支持。先生一生治红学最久，其声也最著，如今先成《红楼摭谭》一种，最能见其一生心力所在，也最是张门学术的渊源所在，是我从学六年最深的记忆。
关于先生的治学与为人，刚才诸位老师都谈了不少，我这里只简单谈两点：
一是关于《林兰香》的小说史意识与我学术的入门。
这本书以“论述篇”为首，其中第三篇论文是《论<林兰香>与<红楼梦>——兼谈联结<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链环》，最早发表于1987年《明清小说论丛》第5辑。
那年我高二。中学的时候，父亲每月工资下来，都会带我去新华书店——那时是县城唯一的书店罢，如果愿意，几乎可以一天坐在书库里随意阅读，买自己想买的书；也是在那时候，因为酷啫《红楼梦》，我接触了大量明清小品文、小说与弹词，以及相关研究。
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发了我对《林兰香》的浓厚兴趣（那时候的我其实连作者名都没记住），上大学后，在图书馆中发现了《林兰香》，便立刻借出来，后来竟然利用午餐时间边读边作笔记，消磨了近半年时光。
毕业的时候，我放弃保研的机会，从历史系执意要报考北师大的中文系，至今我还记得复试时，当先生问及《林兰香》我侃侃而谈时，先生眼中的期许。
这篇文章，于我而言，具体文字已经模糊，然而，那一种自《红楼梦》而上溯的历史意识却印象深刻。
当时先生另有一篇文章《漫说<定情人>中的“情”》（收入《才子佳人小说述林》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实际也是在追溯《红楼梦》“大旨谈情”究竟从何而来，与同时收录的《宝黛爱情描写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1981年）一文可以相互映照。
那时的我，原是因为酷嗜一部《红楼梦》而踏上了北上求研的路，却因此执着地自《红楼梦》上溯，想发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变异衰，究竟是如何从“三国演义”一步步演绎作“红楼一梦”，这一种历史意识也许早已埋在了我少年时期的阅读中，《林兰香》更成为一个契机。
迄今为止，我始终认为《林兰香》是传统章回小说中结构最为精致的作品，是《红楼梦》的预演，这一结构精致，不仅在于叙述的次第，更在于人物与精神的内在架构，它以一个女性人物为焦点，切入一个家族，一个时代，并将之纳入一个生生不息的宇宙流演中。
硕博六年，我以探讨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为题，关注西方理论（尤其是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以及深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小说叙事学、关注女性的书写、关注传统与现代的话题，几乎都源于当初对《林兰香》与《红楼梦》的沉迷。
多年以后，我再读到《论<林兰香>与<红楼梦>——兼谈联结<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链环》一文，赫然发现先生的名字署在作者一栏，惊愕之余，不免唏嘘，冥冥之中自有天定罢。
一是关于“淡极始知花更艳”和先生的治学与做人。
《红楼梦》中薛宝钗咏白海棠，有一句“淡极始知花更艳”，其实即宝钗其人的写真。对此一句，先生恐怕是情钟多年。
大约很早起，先生便对宝钗这一人物有特别的体会，收入本书中的《浅谈薛宝钗》一文，发表于《自修大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第10期，文章只是浅谈，但在当时一片对薛宝钗“封建卫道士”的讨伐中，已是一股清流了。
记得十多年后，我在读时，听过先生一次讲座，便以“淡极始知花更艳”为题论薛宝钗，印象深刻。这部书中还收入一篇《淡极始知花更艳——红楼梦语言艺术漫谈》（2006）。由宝钗而及一部《红楼》，由人物内涵而及语言风格。
而日常会晤与书信往来，先生教我们治学为人，也经常提及这一句。可以说，先生为人端肃而温厚，恳切而慎行，颇有长者风范；其治学也始终以考实考真为本色，文字简劲朴实，从不矫饰，在我们眼里，几乎都浸润了对“淡极”的追求。
譬如，他对《红楼梦》的研究，用力最勤的便是版本与注释，先后主持完成了《程甲本红楼梦校注》（1987）和《新批校注红楼梦》（2013）。
这部书稿“论述篇”外，次为“版本篇”，再次为“诠释篇”，所收录的都是对《红楼梦》版本考订、字词考校、名物考释，以及程本《红楼梦》语词的校读札记。治红学如此，治小说史亦然。
先生的课，第一是重版本，要求我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不同版本相互参读；第二是重目录，先生往往言及当时小说史研究偏重名家名著，而颇有所憾，因此，讲解一部明清小说史则不惮枯燥，只从目录入手，一本本绍介各家源流。
我当时由此拓宽的读书笔记有二：其一，详细比勘《三国》《水浒》的版本，从文字差异中一一体会不同版本不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意蕴，此为点；其二，一一著录明清所有小说，于每一种小说，自己在拓展阅读随时增补文献及相关议论，并绘制若干表格以求简明体现明清小说史的基本信息，此为面。
可以说，我以“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为博硕研究的题目，实际是在重省一部明清小说史，并聚焦于一代士林精神的变迁，着实得力于先生的入门指导。而愚拙如我，只要先生布置一份作业，我都倾全力去做，往往举一而反三，将自己的课堂（后）笔记，不断如滚雪球一样，扩充文献，辨证议论。
多年以后，当我博士后出站，真正站在大学的讲台上时，我自己开始系统地阅读目录学著作，从研读姚名达等民国学者的目录学、清《四库全书总目》，到章学诚《校雠通义》《文史通义》、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等，并开设文献学课，教学相长；而十七年来，无论哪一门课，从本科生到博硕研究生，都是以“文献考”为名的各式作业，动辄十几万字、二十万字，李门作业因此也成了让一届又一届学生备受折磨、却无法忘怀的记忆。
我今天的研究，自小说学衍至（词）曲学、诗学、音韵学、乐学，越行越远；然而，追溯本源，我始终感恩先生引我入门，这一目录学的路径我受益终生。
我至今记得博士毕业初赴复旦时，先生给我们几位弟子的赠别信，短短几句，嘱咐的只是如何立身作人。
那些年，我辗转南北，不论世事有多艰难，始终以诗书为伴，静坐书馆，不问窗外白云过往，甚至与师门联系也极少；心里却时时忆起少年时期的梦想，忆起先生那一句“淡极始知花更艳”来。
近年来，感谢京中同门的组织，我们天南地北，开始一年年返回母校为先生庆贺寿辰，并庆贺先生新著，我也能借这样的机会，拉杂说一些自己早已想说的话，衷心说一句：师恩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