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洪波:短暂的友谊,悠远的追忆——悼念梁归智先生

《西游学十二讲》,竺洪波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归智先生是我晚年结交的良师益友,相识短暂,至今不足3年,故而一直颇感踌躇,似乎没有资格和理由来撰写一点纪念的文字。不过又想及,交友之道贵在相契相印,友谊的质量未必一定与时间长度成正比,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之中,偶尔一瞥或许已经缔结知音的传奇。况且计算友谊的时间,还理应包括心理和文字的神交。

更为重要的是,真的文字出乎“问心”“师心”,跟着感觉走,是“性之使然也”。心灵告诉我:因为归智先生的英年早逝,它已被深深击痛,需要发出一点悲哀的呻吟。

那是遥远的记忆了。记不清具体的岁月,但一定是在1979年至1986年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期里。因为业师应必诚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受他的影响我对红学入迷,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的新红学著作基本读遍,沪上出版的《红楼梦研究集刊》从不漏购。

《石头记探佚》

《红楼梦探佚》正是我省下可怜的午餐费慎重购入并认真阅读的一本红学书,因为我识见短浅,没有评判的能力,更没有意识到它创立红学“探佚学”分支的价值,只是阅读此书确有见人未见、闻人未闻、发人未发的快感,于是曾在书页里写过“胡俞周三公之下,便是此书”的批语。

现在看来,这完全是一个无知少年的胡言乱语,毕竟当时红学界流行的是冯其庸、吴世昌、启功、王昆仑、李希凡、张毕来、蔡义江、应必诚这些红学大家、名家的书。归智先生只是红学界的后起之秀,还处在边缘位置上。

从现在各类粉丝的狂热乱象,可以倒推、窥测其时我狂躁、非理的稚态,当然,归智先生不认识我,并不知道在远方的另一个城市有一个超级粉丝的存在。——这可说是我的一种“单相思”状态。

90年代中期,我们有了文字上的交集。1996年我写了一篇论文《自由:<西游记>主题新说》(《上海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提出《西游记》的“哲理—审美”性主题,试图对其时学界普遍流行的政治性、社会性主题观有所匡正。

《20世纪西游记研究》

归智先生注意到这篇论文,有认同,有质疑,不久就发表了《自由的隐喻:<西游记>的一种解读》(《运城高专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从自由的欲望、自由的危险性、自由的转型、自由的悖论等四个方面作补充、生发、修正,并全面阐释了哲学、审美意义上的“自由”说。

这篇论文后来被梅新林、崔小敬主编的资料集《20世纪<西游记>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收录,在新时期《西游记》主题研究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后学者如我,来自梁先生的关注本身显然即是一种莫大的鼓励。

2013年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信,信封、字迹,一切都是陌生的。当时我似乎预感到将有新奇的事情发生,仔细一看,竟是来自我尊敬的梁归智先生。其信曰:

竺洪波教授几右:

您好!虽然没有见面,但拜读过您的《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深受教益。今寄上新出拙著二册,其中《西游记》评批本“代序”中,将您的大著《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推荐为少数提高书目之一。您是西游专家,对拙著敬请不吝指教,如能赐写书评,尤为额庆。

有机会请来大连,当尽地主之谊。

梁归智顿首

2013年5月25日

《四百年西游记学术史》

书下附有“赐教处”(邮编:116029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辽宁师范大学150信箱梁归智)字样。

原来归智先生的学术祈向近年来出现“转型”,在继续耕耘红学之余,开始重点研究《西游记》,并在《名作欣赏》等报刊发表了系列论文,由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作序、三晋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梁归智评校本西游记》(珍藏版)则是最重要的成果。

也是从这封书函,我知晓他已于1999年从山西大学调往辽宁师范大学,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时的归智先生,早已誉满学界,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受聘海外多所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帽子、称号琳琅满目,我一个无名小卒,拙著能得他法眼青睐,难免会有欣喜、受宠若惊的感觉。

梁归智评校本《西游记》

我遵嘱写出书评《“花妍叶美,马骏鞍鲜”——评<梁归智(新式)评校本西游记>》,称其是足以与苏兴《新批本西游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李安纲《新评新校西游记》(山西古籍出版社2012年)三足鼎立的现代新式评点本,并且“后来居上,在同类著述中庶几为佼佼者矣”。然后从“底本选择合理明智”“自由悖论醒目深刻”“评点形式不拘一格”“几点补充说明(实为指出其不足之处)”四个方面展开具体评述。

归智先生看过,表示满意,尤其对我指出评点本《总序》乏力、各回评点文字有失平衡等三处缺点甚表赞赏。后来他又微我,称一直在争取将拙文在高等级刊物发表出来,无奈这些刊物有“潜规则”在先,不易刊载书评。

《西游释考录》,竺洪波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5月版。

后来,归智先生将其公布于他的微博,我则将其收入拙著《西游释考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之中,以这种弼马温“未入流”的方式在学界流传。

归智先生不仅学问高深,而且为人谦和,大气豪迈而又文质彬彬,从不显摆红学大师的架子,与他交往,有若饮醇醪、如沐春风的美好感觉。我常常向他请教问题,每有收获。

有一次,沪上一位年轻女作家出版红学著作,请我作文推介,我是看着她长大的,也非常喜欢她的灵气和作品,当然要多做喝彩、鼓励。考虑到自己远离红学,隔膜太久,一些红学问题并不熟悉,于是把文章邮发归智先生,请他审订把关。

他很快回复,指出了文章几处疑问,并且给我重点解释红学的“准入证”问题。要不然文章公诸于众以后,开言即谬,贻笑大方,悔之晚矣。

梁归智先生

2017年3月下旬,归智先生携夫人来上海公干,上海财经大学李桂奎教授做东招待。桂奎兄来电说梁先生专门邀请我一见。

宴会设在上海吉普路350号怡福楼酒店。这是我与归智先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面,不胜欣喜、期待。记得那天上海春雨沥沥,我从华东师大闵行校区上完课赶到杨浦区,几乎穿越整个城市,路上拥堵严重,出租车在高架路上蜗行,我心里猫爪鼠窜:著名红学大师驾到,我作为学界后辈反而姗姗迟到,说出去如何了得。

心想着见面之后赶紧给梁先生鞠个躬,口称“死罪”,再自罚一杯,这是《水浒》人物惯用的把戏,庶几能遮掩过关。没想到,见面之后,归智先生热情与我握手,连称幸会,我的“计谋”无处着落,惴惴不安之情立时烟消云散。

这次小聚,相谈极欢。桂奎兄是同行,彼此熟识,归智先生和陈福康先生都是我十分尊敬的学界前辈。他们三位是老朋友,又是博学健谈的学者,加上长久未见,还有国酒助兴,几个因素叠加不欢也难。

作者与梁归智先生合影

最后,大家似乎忘了长幼尊卑,一律称兄道弟起来,归智兄作为齿长者也不以为意。梁夫人梁湘如女士温柔娴静,说话不多,只是默默陪伴、照料着归智先生。从现在归智先生早逝的情况看来,或许她其时已知悉一点病情的征兆,故而对夫君更加体贴入微。

2017年8月,我被组织派往新疆工作,在一所高校挂职。归智先生多有来信来电,都称新疆值得一走一看,还给我发来记录他游历新疆的相集、游记和诗作。归智先生极富生活趣味,精格律,善书法,喜爱摄影,这些作品都自有特色和格局,成为我认识新疆这块神奇土地的参考材料,现在又变成归智先生赐与我的异常珍贵的纪念品。

不久,我策划在乌鲁木齐举办以“一带一路与《西游记》文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经学校校长办公会议审批下拨5万大洋做办会经费。我邀请归智、福康两位先生参与,他们欣然应允。

梁归智先生

只可惜,后来新疆形势突变,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和维稳工作繁重,上面对涉及疆外学者的会议审批极为严格。会期久拖不决,直到2年后我回归华师中文,终于宣告流产。

如今,归智先生驾鹤西去,“天道无亲,不施善人”,学界痛失精英,我则失去了一位可以信赖、请益的良师诤友,曷此其极,不胜唏嘘。我们只有徒呼奈何,别无选择。这些点点滴滴的欢乐与美好,竟成了我悠远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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