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儒生主张消灭汉朝，另一派为保汉朝，开创这门新学问｜文史宴
文/孙见坤
说完了今文经学，今天来和大家聊聊古文经学出现的问题。
古文经的来源，其实就是焚书坑儒之际，因为种种原因保存下来的众多古书中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后人伪造的，这不需要多说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古文经学是怎么来的。
古文经学，除了《毛诗》和《左传》比较有师承可考以外，其他的都很模糊。
如果仔细来寻找的话，《周礼》的师传自河间献王之后（其实河间献王有没有传经还是个问题，他很可能只是收集了经文）直接跳到了刘歆。《古文尚书》虽然有孔安国一脉传承（当然也很不清楚），但是孔安国有没有作过《尚书传》则又是个问题。
倘若没有一部“师说”，那么能不能称其为一门“学”就很成问题。不过，从《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来看，孔安国应该是做过传，并且有了自己的“家法”。因此《汉纪》中才会说“孔安国家献之”，并非如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中所解释的孔安国死后由家人献书。
但，无论怎样，自武帝以后直到哀帝，这一时期古文经各自有着或多或少，或显或隐的传承，但还是各自为政的民间学术，并不存在一套可以抗衡官方今文经学的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第一次正式成军并登场，是在哀帝时期，由刘歆和哀帝共同促成的。
之前，由于受到晚清以来今文学家如刘逢禄、廖平、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很多人将刘歆提倡古文经学与他佐莽篡汉联系到一起。但是，这两件事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刘歆提倡古文学，争立古文经博士这件事的起因与王莽无关。
对一下年表就知道了，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是在哀帝建平元年，这时恰好是王莽乃至整个王氏外戚失意之时。
因为哀帝并不出自王政君的子女，而是傅昭仪之子定陶王刘康的儿子。哀帝即位不久，王莽就卸职回到封地隐居，后来虽然又被招入宫中侍奉王太后，但并没有任何官职，终哀帝一朝，王莽都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倘若说此时王莽就有篡汉之意，而刘歆身为宗室居然甘心来辅助他，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刘歆可以说是中国经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上面目最多的一个人，《汉书》中的刘歆已经与历史上的刘歆有所差别，因为同时身陷今古文之争与王莽篡汉两大历史事件，更令后世从不同角度以不同需要，构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刘歆形象。而汉室宗亲这一身份，又令他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审判。因此，我们必须抛开先前的种种成见，从头来了解这个人。
而要了解刘歆，首先要了解其父刘向。刘向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对于汉室的忠直，班固称他“宗室忠直，明经有行”，洪迈评价他“忠精至诚”。刘向一生的学术活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在进行，那就是巩固皇权，振兴汉室。
刘向
西汉在宣帝一朝达到了另一次“全盛”，有些地方甚至超越了武帝朝。但所有秦汉史的论著都会告诉我们，西汉在宣帝之后的元帝朝爆发了严重的统治危机，衰落真的来的这么快吗？要知道，自元帝即位到平帝驾崩之间还有五十多年，而且西汉最后也不是被起义推翻而是被外戚篡夺。
历史上但凡是被外戚或权臣所窃夺的王朝，其灭亡的原因大都不是社会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西汉也是同样，但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是，西汉灭亡比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
今天很难想象一个王朝会因为文化上的问题而灭亡。当然，西汉灭亡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问题，但文化问题非常重要。
简而言之，就是自武帝以后今文经学日益发展，并逐渐渗透到了汉朝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起到了宗教、意识形态、统治学说等多重作用。因此，今文经学在政治上的两大主张灾异说和禅让说，也就成为了当时人们所公认的“天理”。这一“天理”又随着元帝的“纯用儒术”而得到进一步的深入。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汉家制度本承自秦制，虽然历经损益，但与儒家所追求的先王之礼之间仍有很大的差距，也就是宣帝所谓的“霸王道杂之”。于是，现实制度与全社会的文化氛围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和裂痕，危及到了汉朝统治的稳固与合法性，乃至于不断有天运将变的论调出现。
早在汉昭帝时就有眭弘上书说：汉帝应该普告天下，征求贤人，把帝位禅让给他以顺从天命。虽然眭弘因此被杀，但这种论调并没有消失，反而随着元帝以来宦官、外戚、士大夫三者的政争而愈发的盛行。
面对现实制度与全社会的文化氛围之间巨大的矛盾，当时最佳的解决办法便是改制，使得制度与文化之间达成妥协，实现政治稳定。
然而元帝的改制，由于外戚及宦官势力联合反对，成帝的改制，则因为反对的外戚势力迅速膨胀，都只能避开实质的政治、军事、法律等方面的制度，而在宗庙、郊祀等问题上进行。
这不但与全社会的期望相悖，而且由于牵涉到了汉代普遍的信仰问题，反而激起了更多的不满，可以说是越改越糟。
在这样的危机之下，刘向选择了正面坚持高举刘汉正统大旗，就当时社会氛围而言，毋宁说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味。而刘歆虽然受到其父在忠直汉室上的影响（他的宗室身份也使得他很难接受汉室倾覆），但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对帝国旧有的传统进行改造和重铸，再造一个新的帝国意识形态。但这个帝国必须是汉，这个意识形态必须姓刘。
既然现实的政治文化危机是由今文经学引起的，而改制又困难重重，那不如冲淡甚至消解今文经学的影响与地位。于是刘歆将此前松散的古文经组织打包成古文经学。同时，哀帝也期望在自己手中透过改制之外的另外一种方式解决危机，重振汉室，他企图通过改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来“再受命”，就是其中之一。自然他也会支持刘歆组合古文经学来冲淡今文经学势力的做法。
然而，威风了数十年的今文经学又岂是刘歆所能撼动的，最终的结果刘歆本人狼狈外放，哀帝的改革也是一无所成，汉室的雄风自然也没有重振。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矛盾就此结下，成为贯穿中国学术史的一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