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文物出国（境）展览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但是也由此加大了文物遭受损害的可能性，对文物的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对此，国家文物局根据地方文物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的意见，先后三次遴选了一批重要文物共制定了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目的是保护国家一级文物中的孤品和易损品，禁止其出境展览。2002年国家文物局发文规定了64件（组）国宝级文物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为适应文物出境展览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切实保证珍贵文物安全，2012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书画类)》，共37件(组)文物（包括17件书法作品、20件绘画作品）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2013年8月19号国家文物局发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有94件(组）文物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以下就对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先秦时期）进行盘点。
1.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此牙雕长16.6厘米、残宽5.9厘米、厚1.2厘米。正面用阴线雕刻出一组图案，中心为一同心圆，外圆刻有光芒，形似太阳。两侧刻有昂首相望的双鸟，面向太阳，成对称形。四周钻有六个小圆孔，上四下二，背面制作较粗糙。这件牙雕构图对称和谐，线条生动流畅，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反映了河姆渡人的审美观念和最高艺术成就，更为研究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也是中国传统花鸟画的原始雏形，堪称旷世珍宝。1977年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2.仰韶文化彩陶人面鱼纹盆
此盆由细泥红陶制成，敞口卷唇，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人面呈圆形，头顶有似发髻的尖状物和鱼鳍形装饰。前额右半部涂黑，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成倒立的“T”字形。嘴巴左右两侧分置一条变形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似乎是口内同时衔着两条大鱼。另外，在人面双耳部位也有相对的两条小鱼分置左右，从而构成形象奇特的人鱼合体。在两个人面之间，有两条大鱼作相互追逐状。此盆画面构图自由，极富动感，图案简洁并充满奇幻色彩，反映了半坡类型彩陶常以鱼纹装饰陶器的特点，充分显示了中国原始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才能，是新石器时代陶器珍品，也是仰韶文化彩陶的代表作品之一。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仰韶文化彩陶网纹船形壶
该器器作船型，杯型口，平肩，肩上两边各有一半环型钮，鼓腹，两端起尖角，平底。泥质红陶胎，器身表面不甚平顺，抚摩时有涩手感。腹两壁以赭黑彩绘网纹。陶壶上端两肩上，横置两个桥形小耳，既便于提拿，又可穿绳背负，随身携带。这件陶壶的壶身两侧均画有鱼网纹，学者认为当时原始人已有划船撒网捕鱼的能力。仰韶文化中有大量的石制网坠，这也证明了当时确已使用鱼网捕鱼，向人们揭示仰韶文化地区人类与黄河的共生关系。此壶是一个独木舟的模型，造型罕见，保存完好，是仰韶文化的艺术珍品，也是最早的船形酒器，是人们制造原始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对研究仰韶文化的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1958年陕西省宝鸡市北首岭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4.仰韶文化彩陶人头形器口瓶
此瓶高31.8厘米，口径4.5厘米，底径6.8厘米。器形为两头尖的长圆柱体，下部略内收，腹双耳已残。口做圆雕人头像，披发，前额短，发整齐下垂。鼻呈蒜头形。鼻、眼均雕成空洞，口微张。两耳各有一小穿孔，头顶圆孔做器口，腹以上施浅淡红色陶衣。黑彩画弧线三角纹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三组。瓶口做圆雕人头像，塑造了一位端庄、典雅、古朴、大方的美女形象，体现远古先民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术表现手法。此瓶造型以抽象的线条与人头像相结合，颇具特色，装饰以雕塑与彩饰构成一体，极其自然，是一件既具实用性又具有艺术性的古代艺术品，是大地湾仰韶彩陶的代表作品，也是目前唯一一件以立体人物造型的彩陶作品。1973年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邵店大地湾出土，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
5.马家窑文化彩陶舞蹈纹盆
此陶盆用细泥红陶制成，上腹部弧形，大口微敛，卷唇鼓腹，下腹内收成小平底，施黑彩。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作为装饰。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组与组之间以平行竖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舞者手拉着手，面均朝向右前方，步调一致，似踩着节拍在翩翩起舞。在目前发现的彩陶器物中，装饰有先民集体舞蹈活动场面的，这是第一例，为研究马家窑文化和我国原始社会音乐、舞蹈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是首次发现的直接描绘原始先民生活场景的图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系马家窑文化的珍宝。1973年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孙家寨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6.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此彩陶壶呈小口鼓腹造型，腹部两侧有对称的双环形耳。上腹部装饰黑彩图案纹饰，特征和同时期常见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壶装饰差别不大。与众不同的是它的颈部略高，口沿外侈，在壶身彩绘之间还捏塑出一个裸体人像。人像站立，头位于壶的颈部，五官俱备，身躯和四肢位于壶的腹部。特殊的图案装饰表明它不是生活用具，而是礼器或专门制作的葬具。这件彩陶壶融浮雕和绘画的艺术手法于一身，头像部分就运用了雕镂、贴塑、刻画和绘画等不同的艺术手法，在数以万计的彩陶器皿中脱颖而出，是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被誉为稀世艺术珍品。1974年青海省乐都柳湾墓葬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7.红山文化墨玉龙
此玉龙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高26厘米，直径2.3～2.9厘米。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此件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曾被誉为“中华第一龙”，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8.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玉钺
钺是古代兵器之一，以玉制成的钺并非实战武器，属于礼器一类。这件玉钺长17.9厘米，最厚0.9厘米、孔径约0.55厘米，出土位置推测它可能是死者生前手持之物，是其身份和权威的代表物，应为当时某部落首领所有，是其身分、权力的象征。整体呈"风"字形，两侧略向内凹弧，左右不对称。钻孔上方较为粗糙，隐约可见捆扎痕迹或刻划痕迹。钻孔较小，在刃角上各雕刻图像，两面对称。上角为正面的浅浮雕神人兽面纹，下角为浅浮雕的鸟形象。另有钺瑁、钺镦、以及钺柲上镶嵌的玉粒合为一套。此器制作精致，有纹饰的玉钺目前仅此一件，是迄今所知良渚文化玉钺中最杰出者，有“钺王”之称，对了解此类器物的用途和定名等问题有重要的演技价值。1986年浙江省余杭县反山12号墓出土，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9.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此彩陶豆敛口侈沿，深盘圆底，下有喇叭形高把，造型匀称、深厚、稳重。器皿的主体装饰是红褐色陶衣上描绘的六组白彩八角星纹。八角星纹是由一方形四面延伸两角构成八角，六组八角星绕豆腹一周，均匀地分布成带状，星与星之间采用两道竖线分隔。 八角星纹样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中较为多见，可以说是我国东方先民共同认可和喜爱的图案。此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此器造型匀称稳重，纹饰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在纹样构图和施彩作画方面集中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较高水平，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1978年出土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现藏于山东博物馆。
10.大汶口文化象牙梳
此牙梳略呈长方形，顶端有四个开口，其下有三个圆孔，梳身用平行的三道条孔组成“8”字形的镂空装饰，内填T字形花纹，此装饰图案的具体含义不得而知。梳的“8”字形花纹的两边，刻出对称的三个条孔，上边刻出两个条孔，构成了一个长方形的装饰画面。牙梳中的“8”字形透雕图案为刻刀一次刻成，刻痕明显，拙朴可爱，其图案装饰性强。梳身上雕刻的“S”字形图案颇像后世的八卦太极图。这把象牙梳是迄今为止原始社会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件象牙镂孔工艺品，反映了大汶口的雕刻艺术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1959年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1.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此盘内一蟠曲的龙纹，为烧成后在黑陶衣上以红彩绘成。龙虽卷曲而不呆板，虽静胜动，不怒而威，正所谓龙蟠虎踞之妙。盘中画面色彩耀目，线条流畅，造型生动有力，错落的鳞纹和盘曲的龙身，使画面充满古朴的装饰趣味。陶盘出自陶寺遗址的大墓中，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礼仪用品。从陶寺的龙纹陶盘开始，我国的龙形象的演变发展，延续至今。此盘是黄河中游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陶制礼器，利用巧妙的构思将龙体的色彩变化与陶盘的彩绘融为一体，代表了这类题材原始绘画作品的最高水平，有“中华第一龙陶”的美誉。1980年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2.夏七孔玉刀
此玉刀长65厘米，最厚0.4厘米。玉料呈墨绿色，局部有黄色沁。体扁平，呈肩窄刃宽的宽长梯形，两侧有对称的凸齿，近肩处有等距且排成一直线的七个圆穿。玉刀两面饰纹相似，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玉刀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发现，此后的夏商仍有生产，西周已经消失，推测为古代代表权威和地位的玉仪仗器。此器保存完好，是迄今为止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大的玉器，且为迄今所见饰纹最精美者，堪称绝品。1975年河南省洛阳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出土，现藏于洛阳博物馆。
13.商龙纹兕觥
龙纹兕觥通高19厘米，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内有横榫与器腹扣合。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来把龙形觥吊起加热酒，另一端没有封口是用来散水蒸气的。器物底部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稳，整体如一停泊的龙舟，造型独特，独具风采。器身遍饰华丽精美的图案，盖面为逶迤的龙身，与器物前端的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漩涡纹和云纹。此器上饰以鼍的形象，极为罕见，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就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吕梁市石楼县，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14.商大禾方鼎
大禾方鼎高38.5厘米，颜色碧绿，器身略呈矩形，器身外表四周饰半浮雕的人面。人面周围有云雷纹，人面的额部两侧有角、下巴两侧有爪，鼎腹内壁铸“大禾”两字铭文。现存的商周青铜方鼎，有四面鹿头纹的，有四面兽纹的，但就是没有四面饰人面纹的。不仅未见实物，就是历代的金石著录也未见记载。此器运用反复、对称的装饰手法，布局严密，写实与抽象纹饰结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一件人面纹方鼎，是中原文化与南方地域文化结合的一件特别器物，是中国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器物，绝无仅有之宝。1959年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黄村寨子山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5.商子龙鼎
子龙鼎重达230公斤，通高1.03米，比著名的“大克鼎”和“大盂鼎”都高。该鼎厚立耳，微外撇，外侧饰两周凹弦纹，折沿宽缘，腹部横向宽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颈部以云雷纹为地，周饰2类6组浮雕式兽面纹，足上端饰高浮雕式兽面纹，下衬三周凸弦纹。此鼎形体巨大，造型雄伟，铸造工艺精良，纹饰精细优美，它与著名的国宝后母戊方鼎一方一圆，合称商代重器双璧，是现已发现的商代青铜圆鼎中形体最大的一件，也是带有“龙”字铭文最早的青铜器，保存品相完美，是商周铜器中的极品。相传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6.商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最精美的方尊。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17.商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青铜立人像高172厘米，底座高90厘米，通高262厘米。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后脑勺上铸有一凹痕，可能原有发簪之灯的饰物嵌于此。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上衣三件。青铜立人像的双手极为夸张，呈抱握状。他代表的是国王兼巫师一类的人物，在下民眼中，他同时也是“神”，是集神、巫、王于一身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的象征。此像是中国，也是世界迄今为止发现的同时代文物群中最早、最大、最奇特、最神秘、最为宏伟壮观的青铜立人雕像，被誉为“铜像之王”。1986年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18.商三星堆金杖
金杖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出土时木杖已炭化，仅存金皮，金皮内还残留有炭化的木渣。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此金杖是古蜀权力的象征，也反映出古蜀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宗教祭祀表现形式的差异，带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的稀世珍宝。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1号祭祀坑，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19.商太阳神鸟金箔片
此金箔呈一圆环形状，外径12.5厘米，重量20克，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朝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后被确认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20.西周天亡簋
天亡簋高24.2厘米，为四耳方座青铜簋，是西周初期独有的样式，簋身和方座装饰两两相对的夔纹，夔体卷曲，状如蜗牛，这种体态的夔纹也是周初特征。天亡簋内底有78字铭文，记述周武王灭商后在“天室”举行祭祀大典，祭告其父周文王，并取代商王的地位来祭祀天上神帝。此簋铭文用韵协调，开创了千古词赋先河，也是我国韵文的最早表现形式，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同时也是西周铜器断代的标准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1.西周伯矩鬲
伯矩鬲通高30.4厘米，全身以牛首为主要装饰，造型华丽。器物造型为立耳、三袋形足，有平盖。鬲颈部饰一圈夔纹。在器腹连三袋足的体积感最强部位，装饰以大形的浮雕牛首，牛角尖端突起于器表。全器装饰立体与浮雕的牛首共7个。整个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大方，不加地纹，盖内及颈部内铭文相同，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此鬲纹饰十分精美，各部均以牛头纹装饰，主体纹饰皆为高浮雕，给人雄奇威武之感，艺术设计和铸造工艺极为高超，是周初青铜器中的杰作，形象地反映了商周时期的铸造技术。1974年北京市琉璃河251号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22.西周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17.5厘米。整个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头微昂，高冠直立。禽体丰满，两翼上卷。在凤鸟的背上，一只小鸟静静相依，并且成为鸟尊器盖上的捉手。凤尾下设一象首，象鼻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全身布满纹饰。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可证明为宗庙礼器。此尊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是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以其独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艺术造型、重要的历史考古研究价值及独特的文化意义，成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市曲村晋侯墓地，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23.西周晋侯夫人组玉佩
这件组玉佩长度约158厘米，大致有三列，中列有玉璜19件、玉珩3件、玉雁2件，左右两列各有玉璜13件，冲牙1件，上部由玉管、玉珠、玛瑙串联。玉璜、玉珩装饰姿态各异的双龙纹、双首鸟纹、人龙合体纹，其中，人首侧视，大眼阔嘴，圆鼻巨耳，腮下有须，前肢伸出利爪。组玉佩的下端是两件玉雁，昂首展翅，生动活泼。这件玉组佩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共有204件组成，工艺精湛，制作对称精工，色彩柔和淡雅，庄重典雅，令人叹为观止，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最大的组玉佩，在我国玉器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M63墓（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24.西周害夫簋
此簋通体高59厘米，口径43厘米，腹深23厘米，重60公斤，器型为方底座，圆形腹，高圈足，凤鸟形双附耳。器底座上饰竖条瓦楞纹，腹上部和圈足各饰一圈钩云纹，腹中部饰竖条状瓦楞文。此簋器形雄伟厚重，拙朴典雅，是目前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簋王”，内底铸铭文124字，制作于厉王十二年，不仅是一件艺术瑰宝，也是西周青铜器断代的一件标准器。1978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5.西周逨盘
逨盘通高20.4厘米，口径53.6厘米，方唇，折沿、浅腹、附耳、铺首，圈足下附四兽足。腹及圈足装饰窃曲纹，辅首为兽衔环。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文王至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铭文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可映证史书的记述，对夏、西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检验。此盘优美的造型与纹饰，气势恢弘的长篇铭文，精湛的铸造工艺均表明它无愧于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可与史料记载相印证，堪称“中国第一盘”。200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26.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剑首为圆箍形，剑格正面用蓝色玻璃背面用绿松石嵌出花纹，剑身饰菱形暗纹。剑在地下埋藏2000余年，仍是寒光逼人。剑身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8个鸟篆铭文。此剑制作精良、犀利异常，是东周兵器中罕见的精品，此剑虽历经数千年，但剑身没有锈迹，花纹光亮如新，剑锋闪烁寒光，依旧锋利无比，实为旷世罕见之奇物，反映出越国当时制剑工艺的高水平，素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1965年湖北省荆州市望山1号墓出土，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27.战国商鞅方升
此方升呈长方形，直壁，后有长方形柄。方升外侧有铭文三十二字，记载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大良造“鞅”颁布标准计量器，以十六寸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大良造鞅”就是商鞅，故而这件器物被命名为商鞅方升。战国商鞅方升前后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它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方升底部加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证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以商鞅所规定的制度和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重要的珍品，也是研究秦国量制的极重要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清朝晚期出土于陕西蒲城县，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28.战国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
此铜壶有三处铭文：一处为口内，内容为“廿五重金铬壶受一孛五纣”，这是一批器皿的编号、名称及容积。然、孛、纣为战国时燕国的专用量词，相当于当时的斗、升，故可确认此壶铸成时为燕国器。此壶因长期受到20公斤黄金的压力，长埋地下2000年，在双金属与应力腐蚀的作用下，腹下部镂空纹饰有残损，但仍不失中国青铜时代泥范铸造工艺技术最完美的产物。重金络青铜壶造型奇伟，纹饰华丽，集三处铭文于一身，是唯一一件能集先秦金属工艺之大成于一身，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体现泥范铸造工艺最高水平的现存青铜器，也是所有青铜器中唯一的一件以工艺命名的青铜器。1982年于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29.战国多节活环套练玉佩
这件玉佩长48厘米，宽8.3厘米，全器成长带形，共分十六节，另加十一个活动环扣组成。玉料呈青白色，由五组主体构件套扣成一个似长龙形的整体。各组均透雕成龙、夔龙、凤和璧、环形，其形象正面和侧面兼备，并两面雕刻成阴刻龙凤的嘴、眼、角、羽毛、尾、爪等，主纹表面再饰以谷纹，杂以弦纹、云纹、斜线纹。除透雕的龙凤和盖面等主纹外，两面还有雕刻或阴刻的龙凤蛇等，其中有的仅具兽面。此玉佩共透雕和阴刻出三十七条龙，七只凤以及十条蛇，形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并往往相对称，纹饰丰缛细致，集各种难度高之玉雕技艺，巧夺天工，是迄今发现的多节活动链状玉佩中最长、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战国玉雕中的瑰宝。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30.战国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
此器形如一鸳鸯，器身肥硕，由两半胶合而成，内部挖空，背上有一长方形孔，承一长方形浮雕夔龙盖。翅膀微上翘，尾部平伸，足作蜷曲状。全身以黑漆为地，施以艳丽的鳞纹、锯齿纹、菱格纹等。器腹右侧绘击鼓图，以兽为鼓座，上立建鼓，一旁绘一兽拿两个鼓槌正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佩剑武士，正随着鼓声翩翩起舞。器腹左侧绘撞钟图，以两鸟为立柱，立柱分上下两层，上挂两钟，下悬二磬，旁有一似人似鸟的乐师，拿着撞钟棒正在撞钟。此盒图案精美、造型别致、颇富情趣，器物造型与所绘漆画均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为研究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的演奏方法提供了形象的资料，距今已有2400多年，堪称战国漆器的代表作。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31.战国包金镶玉嵌琉璃银带钩
此银带钩长18.7厘米、宽4.9厘米，呈琵琶形。中部凸起，呈弧状，底部为银托。钩首为兽首，青玉雕刻，兽首用细线刻画出圆眼、长鼻和长嘴喙，喙两侧有数道横线纹。额头正中有一花蕾纹，上斜刻小方格纹，有角。面为包金组成的浮雕兽面，两侧盘绕两条夔龙，倒向勾端，合为一首。与两侧夔龙方向相反，又蟠绕着两只凤鸟纹。脊背正中，均匀嵌入三块白玉玦，玦面刻有卧蚕纹。前、后两玉玦的中心孔各嵌入一个琉璃珠。此带钩纹饰繁复，玲珑剔透，包金镶玉，雍容华贵，是战围带钩中的精品，极为奢华，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反映了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1951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2.战国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
郭店简本《老子》的绝大部分文句与今本《老子》相近或基本相同，但不分篇章，而且章次与今本也不相对应。简本《老子》分见于传本《老子》的三一章，其内容有的相当于传本全章，有的只相当于该章的一部或大部分。简本存2046字，约为传本的五分之二。由于墓葬数次被盗，竹简有缺失，简本《老子》亦不例外，故无法精确估计简本原有的数量。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利用竹简由长到短的变化显示着形成时代上的由早到晚的先后顺序，是截止到二十世纪所发现的时代最早、文字最原始的道家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古文字学、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方面提供了可贵的资料。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墓，现藏于荆门市博物馆。
33.战国楚简《孔子诗论》
竹简是古人在纸张发明之前，用以书写文字的竹片。对楚国竹简的资料研究，对于研究战国时期文化有着特殊的意义。该《孔子诗论》是迄今发现的最早评论《诗经》的专文，完、残简有二十九支。该文字较为奇特，不为人所熟悉，关于其文字的释读尤其引人注目，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文字奇雄，不类齐鲁，奇诘古拙，形成一种丰富多变与绚丽婉转的艺术风格。楚国文字在战国文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楚国文字与书法风貌，可以窥探到楚国文化“荆楚雄风”的艺术特色，此书不仅是早期书法作品的代表，也是十分珍贵的文化研究资料。传世作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34.战国竹简《金縢》
本篇简文原篇题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学界一般用《尚书·周书》中的篇名《金縢》做简称，文中记载了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祷，请求自己代周王死去的情况，以及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周成王从误解周公直至尽释前嫌的史实。清华简《金縢》将周公代祷这一史实部分概括减削，更为细致地描述成王与周公之间的故事。笔削加工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其整体的故事框架更为完整，这既包括主线的完整——从成王疑周公未能迎接周公，到成王悔悟改过迎接周公。同时也反映在一些细节的叙述上。如上下文的呼应，增加“就后”等过渡词，使得故事更为紧凑、连贯，经过这样的剪裁，加强了简本《金縢》故事的完整性，增强了其可信性。此简证实了战国中晚期已有成篇的“金縢”故事，然简本《金縢》在内容、文字上与今传本大有不同，此简未经“焚书坑儒”影响，能够最大限度地展现先秦古籍的原貌，对于研究中华文化的初期面貌和发展脉络有重要价值。2006年清华大学校友赵伟国收购于香港，2008年捐献给母校清华大学。
35. 战国秦石鼓（1组10只）
石鼓也叫“陈仓石碣”、“岐阳石鼓”，是十只刻有文字的石墩，刻于先秦时期。由于鼓身上刻凿的文字珍贵，历代都极受重视。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石鼓文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唐代（627年）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