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票号-平遥古城日升昌票号
票号是专营银两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私人银行，它是现代各式银行的鼻祖。
位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始创于清代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
日升昌票号的创立，从此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形式。经过发展，日升昌的黄金时期年汇兑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当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几乎遍布整个中国。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大环境，外患频频，内乱不断，而日升昌却在风雨飘摇中纵横一百年，并形成了一整套让西方优秀管理学家叹服的管理制度。
清代中叶，由于商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当时全国最大的票号共有17家，平遥人开的就占了7家。这几家大票号的总号设在平遥，分号除京城外，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及商埠码头，平遥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票号中心城市。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坐落于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日升昌票号采用三进式穿堂楼院，即体现了晋中民居的传统特色，又吸收了晋中商铺的风格，达到了建筑艺术和使用功能的和谐统一。正院沿南北纵轴线，东院为狭长的南北小跨院，西院为日中新票号（日中新与日升昌均为达蒲李氏的财东）。
票号这种金融机构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清嘉庆末年，由于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埠际间货币流通量大增，而过去由镖局押运银两的方法一则成本太高费时费力，二则很不安全，已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票号的诞生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仅就日升昌一家而言，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一纸风行"。
日升昌沿街厚木排门，檐下彩画，挂店名牌横匾，院屋第一进为柜台、账房。上了青石台阶，穿铺面中间而过，进入了日升昌票号里面。过道左右两侧都是柜房。
走出中厅后门道，便到了后院。后院以两位掌柜房间为正。东西各设有三间位厢房，对面建有南厅。正房前檐上方，挂有“丽日凝辉”的一块金字牌匾，左右明柱上挂有“日丽中天万宝精华同耀彩。升临福地八方辐辏独居奇”对联一副。对联言简意赅，首字嵌入字号名称，又写出当时繁荣景象，只可惜不知出自哪位名家之手。
法则解密
1824年， “日升昌”在太原设立分号。省城分号的业务，主要是“票”(汇票)。票的制作和书写，其保密性有极为严格的要求，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当时太原作为晋商的大本营和货物集散地、给养补给站，遂引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因此“日升昌”太原票号的汇票采用了“水印”法印刷，并在关键部位加盖戳印。汇票的印数及领用均有严格控制。
据介绍，当晋商前往各地及国境边贸进行交易时，汇票由“日升昌”太原票庄的专职人员用毛笔书写汇票内容。其笔迹同时通报“日升昌”遍布全国的51家大小票号。汇票书写时实行以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并且定期改换，以防泄密。如一份防假密押是：“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每个字代表一个月，十二个字表示1至12个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私，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表示1至30天。“生客多察看，斟酌而后行”，表示银两的1至10。“国宝流通”，表示万千百两。例如票号在5月18日给某省票号分号汇银5000两，其暗号代码为“冒害看宝通”。这些密押外人是根本无法解密的，故在“日升昌”太原票号的经营史上，还从未发生过款项被人冒领之事。
后院东房还设有伙房。伙房除了供票号内部人员进餐之外，还有招待外部贵宾的任务。
票号的管理制度
参观完日升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方式，比如职业经理人制度、员工持股制度、严格的人才制度、高薪养廉制度等。其中许多都是现代企业管理所运用的制度与方法。
一、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日升昌由李财东出资30万两白银设立，但其经营管理权却完全交给了和其没有任何血缘管理的雷履泰。财东只拿分红，基本不干涉票号的管理。
二、期权及股权制度。日升昌的掌柜和伙计可以获得顶身股，即人力股。日升昌的股权组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财东投入的股本，另外一部分就是员工以人力入股。总号的掌柜及分号的掌柜再加入日升昌时，由财东给予一定的顶身股，并写进合同中，管理层据此获得票号的分红。入号满10年且表现出色的伙计，经总经理推荐后也可以获得股份。在这种制度下，票号的兴衰和每一个员工的努力息息相关，能够极大地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三、高薪养廉制度。日升昌经营票号业务，伙计们每天都在和银子打交道，但却从未出现过内部贪污挪用的现象，这与日升昌的高薪养廉制度有密切关系。在业绩好的年份，有股份的员工每年分红在几百两到几千两之间，没有股份的伙计每年的薪水在几十两到上百两不等，在当时七两银子就可以供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开销，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也只有几十两。所以当时出现了很多秀才争着到日升昌作司信（就是在信房写信）而不去参加科考的情况。
四、诚信经营不欺童叟。平遥城内一位沿街讨饭数十年的寡妇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数额为12000两的日升昌张家口分号汇票，到日升昌总号提取银两。任柜头的一看签发时间在同治七年（1868年），与取款时间相隔了30多年，赶紧跑到后厅询问大掌柜，两人问清了汇票来历，并认真查阅了数十年的帐簿，如数兑付了现银。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张家口经商做皮货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余，在日升昌分号汇款12000两白银，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一天，这位早已沦为乞丐的老妇，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夹袄，从衣角摸到一张日升昌汇票，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兑取现银。这件事之后，日升昌名声大振。
五、严格的管理制度。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属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
平遥票号经历了一百年的历史，1910年以后近代银行业兴起，银行的经营方式比票号先进，特别是大银行都是以外国资本为后盾，中国土生土长的票号斗不过外国的洋币外钞，票号很快就衰落了。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朝政府的经济相互依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被推翻，票号就逐渐衰落而被时代所淘汰。
“急公好义”匾。这个“急公”也说明了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