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主办的“历史与建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的发言谈谈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评价。刚才陈文新先生讲了对《剑桥中国文学史》的评论，我特别同意。当年首师大开会，把《剑桥中国文学史》作者和他们那部诗歌史的作者请到一起对话讨论，当时我就提交了一篇《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书评。
评价外国汉学家写的中国文学史，我觉得应有一个前提，必须考虑读者对象。西方人写文学史不像我们的教材，关于读者，他们说得很清楚，这部书就是给一般人阅读的，跟我们的定位和写法不太一样。我们定位自己的文学史，相当于为文学的历史做讲解员，把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们的成就给予一个定位。而在西方汉学家，他首先是要告诉你一些知识，让你理解中国文学是怎么产生、怎么写出来的，写作方法是什么样的，他们介绍中国文学的时候，不太关注哪个作家该怎么评价，这个作家有多么伟大，他们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帮助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一般状况。《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也差不多，观点很鲜明，带来的问题也很多。在我看来，文学史就要是起到博物馆引导员的作用，告诉读者中国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但是这本书里没有专门提到著名的作家，它有点像我们讲的文学发展史，关注文体、语言与写作，但是不提作家。《哥伦比亚文学史》我看得比较快，时间很匆忙，只谈几点印象。第一，有世界史眼光。西方学者写的文学史不同于我们，首先就讲中国文学和其他国家的文学史不一样。总论便从隋代开始讲文人以及以官僚为主体的文学，这对我们来说好像挺奇怪的。最后的第七编叫“民间及周边文学”，最后三章讲朝鲜、日本、越南对中国文学的接受，这些都体现了世界史眼光。我们一般只在局部问题上提到某个作品的影响。这是他们的优点。目前学术界对元史、清史都有争论。我们这些做学者的首先是要追求真理，或者尊重历史，西方学者没有我们这么多顾忌。不用说这是出于他们的学术训练，他们比我们受政治的影响要小得多。我觉得他们讲清史、元史，最明显的就是站在世界历史的立场。比如蒙古，在元朝之前蒙古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讲，元朝就是蒙古史里面的一段，有人说那八十年间中国就是蒙古的殖民地，清朝则好像是中国被满族政权占领了一段时间。这就是世界史立场的看法，同国别史的立场差别很大。做学术有的时候要考虑到，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观察问题的方式和结果会很不一样，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意识形态问题。第二，以文人、文化为主体来建构文学史。《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总论部分从隋代科举开始讲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比较有新意。第一编是“基础”，有各种分支问题，语言和文字、神话，早期中国的哲学与文学，超自然文学，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等等，把中国文学的基本问题都寻源溯流讲了一遍，分析了它们概要的发展史。第一章“语言文字”很有功力，在很大范围、很大视野内讲中国文字、中国语文的特征，纠正了对于中国文字和中国语言的很多偏见，我们中国学者大概写不出这样的一章。“超自然文学”这部分概括了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学，把很多内容都归到了超自然里。特别标举的还有“幽默文学”，中国人古人其实非常幽默，很多幽默文学都体现在历代的笑话里，我们以前很少留意中国文学里的幽默感，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这部文学史的缺陷也很明显，总体来说内容还是比较浅。尤其是第六编，题目是“注疏、批评和解释”。“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这一章本可放在散文里讲，放在第六编显得很奇怪；经学也放在这里面讲，就更有点不知所云了。而正真涉及“文学理论和批评”这个主题，内容又非常之浅。我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真是最难研究的，日本多少学者研究中国文学，可是研究古代文论的数不出几位，西方也数不出几个研究中国文学理论的人。总之，第六编相比全书写得比较薄弱。第三，相对于现在的西方学者，我们中国学者的成果量实在太大了。日本学者说中国学者的成果太丰富了，我们看都看不过来。对西方来说也一样，他们在前言里就宣称，中国成果太丰富了，根本看不过来。这话我想恐怕半是讽刺，不靠谱的东西也很多，所以他们不太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仅参考日本人或者英语界的研究。其实我们的文学史知识更新最多的就是近二三十年间，不加参考是很可惜的。书里面讲到中国历史上的女性文学，总共也就二十几个著名女作家，当然李清照等等都讲到了。但清朝有几千个女作家，近年研究很多，但他们可能不了解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知识显得比较陈旧。我觉得读第一编和总论饶有启发，看到后面基本上都比较浅，可参考的内容不多。这是我的一点浅见，请大家批评！
詹福瑞、张晓慧主编《历史与建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1年版，第67-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