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社会调查 |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
“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系列专题
陈翰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他在1920年代初先后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历史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后在1924年应蔡元培邀请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此后，陈翰笙于1929年到1933年间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代理所长，主持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并发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持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调查。不仅如此，陈翰笙同时还是一位革命者，他早在1925年就经李大钊介绍参加革命，曾经在1927年担任莫斯科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并撰写了大量中英文文章，一方面揭示帝国主义列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侵蚀与掠夺，另一方面也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做了大量的贡献。陈翰笙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社会调查，以高度学理化的方式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系统性回应，而其代表的唯物史观社会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流派。陈翰笙的学术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面向，一方面，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所做的涵盖黑龙江流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农村土地调查，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一系列论著；另一方面，则是他所做的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实质上体现了陈翰笙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的关切。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陆续推出五组陈翰笙先生的文章。本期所选的三篇文章，是陈翰笙在1930年代初所撰写的三篇从不同角度阐明其所作社会调查背后的问题意识的纲领性文章，其中，既关涉到他对当时中国农村研究状况的理解，也体现着陈翰笙所主持的一系列农村调查背后的方法论自觉。
陈翰笙先生
中国的农村研究
文 | 陈翰笙
在今日，科学的社会学已陷于危险的境地。它不是偏倾于社会现象之一种无意义的分类，便只自封于种种哲学观念的一个抽象体系。这两种情形都不能使我们了解具体的社会实质。社会学的主要工作，在使现时的社会实质进抵于科学的认识，而解释其进展的路向，不忘其一切历史的和经济的意义，分析人类的相互关系，而明了某种社会条件之下的集团意识。简括的说，社会学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之正体，反体和合体，社会意志之动作，反动和创立，以及现时的社会意志，如何受动的社会结构的决定，和此社会结构在其演进上如何接受社会意志的影响而产生新的社会意志。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之现时的实质的科学。
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
农村诸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
直到现在，中国的农村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例如，忽视田亩的实际大小，势必使农家一切收支调查不能得到正确的计算。任意抽样调查法似乎是过去的每种农村调查所应用，可是对于应用的范围和标准，却并不加以彻底的考虑。全部调查的价值因此深觉可疑了。故过去14年间，在15省内虽有51次农村调查，现时中国的农村研究者还不得不自己去收集材料，自己去实地调查。
19世纪中叶以来工业资本的侵入，尤其是最近金融资本的侵入，已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其最大的影响即工业化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已渐次深入农村。这种社会的和经济的进化程序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上，逐渐的，也是必然的，要动摇旧社会的基础。因此，社会学组主张在江苏，河北，广东，工业化程度最高的三省中，开始从事实地调查。每省之内，又选定农业最繁盛、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在这一县内用初步的经济调查去决定几个区域。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在这样的代表农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以避免村户方面的一种无所为的疑虑。是项选定村与邻村的中心市场，亦加以概况调查，藉资参考。
《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
社会学组在其成立后二年内已举行两次实地调查，一在江苏之无锡，一在河北之保定。无锡调查工作由45人担任，共调查农村市场8，农村55和22农村中的1207个村户。保定调查之举行，系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参加人数比无锡要多些。全体工作人员凡68人计调查农村市场6，农村78和11农村中的1773个村户。
保定材料的分析方开始进行，无锡材料则半已分析完竣。在无锡22村内发现田亩(名义上的土地单位)大小不下173种。其中最大者几合九公亩，最小者不及三公亩。一村以内亩的大小每每有5种至12种的差异，即在同一农户内，其所耕田亩，也有两三种的大小。复次，半数以上之种稻农户，每户耕种的田不及30公亩(即不及五亩)，且又极其分散，一户耕地常分四五处，每处往往不及六公亩(即不及一亩)。关于土地所有权，村户中至少有14种：地主四种，佃农五种，自耕农五种。地主的所有权有全田永业权，全田暂业权，田底永属权及田底暂属权的不同。佃农之中，又有所谓纯佃农者，有田面权者，有享有田面权者，有将田面权租出者，和有田面典出者的分别。自耕农之中，又有所谓全自耕农者，有全田典得权者，有只留田面权而田底权已典出者，和有田底面完全典出者的分别。土地面积标准的缺乏，农田的分散和农村地权的非常复杂，都很明显的指出一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无锡所调查的全体农户中，以资本主义形式经营农业者，占总数7.1%，一部分以资本主义形式经营农业者占24.2%，以前资本主义形式经营农业者占68.7%。最后的一种形式自然是最流行的。这种经营究系何种生产关系，尚待研究，惟此种生产关系产非属于赋役制，或强役制，或工偿制，则可以断言。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社会学组一方面进行分析农村调查所搜集的材料，一方面对于其他可用的现成材料如个人谈话及观察，个人通信，官署案卷，地方志，各种机关报告，个人著作，及当代书报等，亦未尝忽视。在这方面已刊有两种报告：一为《中国黑龙江流域农民与地主》；一为《难民的东北流亡》。现下尚在研究的题目：有兵差与农民，农村借贷制度，西北的灾荒，江浙茧丝业之衰落。是项研究完成之日，对于现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当能稍知其头绪。
社会学组又编有参考资料，以提倡农村经济研究的兴趣，并以助研究者容易了解资本主义的，前资本主义的及现代殖民地的社会结构。是项资料现已出版者有三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台湾的租佃制度》和《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其他数种亦将出版；所论如印度的农村状况，中国的永佃制度，及资本主义田租的起源等。
有了世界经济恐慌做个背景，加上中国的特殊环境而益形尖锐，交易所的，货币的，工业的，及农村各种恐慌都同时降临于这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的中国。现时社会学组分类剪贴的报纸材料，每日继续不断的报告这些事实。任何地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今日中国如此多方面如此极复杂而又极深入的经济恐慌。此种非常的恐慌自有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为大基础，然而，亦必动摇其社会结构的本身而无疑地迫着新社会秩序之产生。
*本文原载英文《太平洋季刊》，录自《劳动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出版，1931年9月，陆国香译
文研院自2020年秋季学期始，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燕京社会学派学人专题，一方面回溯他们的研究历程、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也针对燕京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以学术传承的眼光加以重新归纳、对照和编排，希望引发学界与读者的思考。点击上图，浏览“燕京社会学”专题合辑。
排版编辑：崔璨
审 校：王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