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 | 论现代旅外游记中博物馆的书写 / 四六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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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时空下的多维身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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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旅外游记中

博物馆的书写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曾有大批文人出游他国，尔后将自己域外行旅的见闻感受形诸笔墨，由此形成了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壮观的旅外游记写作潮流。在所有这些现代旅外游记作品中，博物馆（又称博物院）均成为一个“出镜率”极高的异域存在。古时，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个人私品，参观也有特殊的身份限制。近代以降，博物馆不再只是简单的“珍品保存库”，而主要以“一般人民之教育娱乐为主眼”，它绝非“骨董品之墓地，乃活思想之育种场”，因而馆中陈列品便“不以珍奇为必要之条件，极普通者亦与珍奇者受同等或更在上之欢迎”。而为了深化博物馆的教育效用，“不独今时之物、内国之品，即传自上古、产自遐方者，亦无不毕集焉”。如此一来，“俾履其地者，足不必约方隅，时不必更年月，破仅少时间之消闲自在，而天下古今之至伟大珍奇之事物，可以浏览殆尽”。

落实到中国，早在1897年京师设立中西学堂，聘任美国人差利颠琶总理其事，当时差利颠琶便向李鸿章上书道“今学堂虽有书籍讲求，尚嫌隔膜，不若设一博物院，陈列中外新奇各物，使学徒开其耳目，以资集益”。此时对博物馆功用的认识还停留在简单的知识教育阶段，之后，这种教育作用则扩大至提升国民精神与构设民族国家意识层面。

基于此，1935年5月18日丁文江、胡先骕、沈兼士、傅斯年等人便发起成立了中国博物馆协会，并创办《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该报第一期的《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的声明中详细阐明了博物馆的三大功用以及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的三大目的。

第一，他们认为民族历史上的器物寄托着先民精神，对此加以收藏，则可“使先民之遗迹，永久保存，固有之文化，日新又新”。

第二，除了保存古物外，举凡动植矿产民俗人种教育卫生科学工程建筑美术之类，博物馆“均宜兼收并蓄”，如此则可使学子将书本学得的知识拿来进行实地试验，并对一国风俗价值与科学演进“俱能一目了然”，“至于世界各列国国势情形，亦复罗列一室，仰视俯观，不惟知己知彼；且可使爱国家保种族之心，油然而兴。”

第三，欧美各国的博物馆，不仅具有保存文物、宣扬知识的功能，还将在殊方异域探险考查所得的物品陈列起来，“供专家之研索，资国防之借镜”。因此，博物馆在静的方面，“可以为文化之保管人，社会教育之良导师”；动的方面，则“可以为国家边陲，筹长治久安之策”。质言之，博物馆广汇各国各时段的有意义之物，时间与空间在此叠加交汇，使其拥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尤其是在民族国家身份的认同与感化方面，影响至深至远。

博物馆作为一个浓缩着一国乃至数国历史与现状概貌的空间，正是一个绝佳的“权轻重”“度长短”之所。职是之故，由本国本土去往异地他乡的文人，几乎都会频频游览异域博物馆，并在游览之时反复比照联想起祖国的相关情形。进而，现代文人的异域博物馆观赏之行，便成为他们在故乡与他乡、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深入权衡度量的重要时机，最终折射出现代文人繁复深切的身份意识。

民国以降，中国旅外文人眼中的域外博物院越发显现出迷人的面影。王礼锡眼中的大英博物馆是一个世界文化的总汇，“它所包含的东西，在时间上说来，从远古到今日，在地域上，也和这个看不见日没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在这博物馆里，太阳是不落的。”这样的大英博物馆，不但可供学者们终身研究，而且可使一般市民免费游览，“无形中可以得到许多历史地理文化的常识”。类似的博物馆在英国不胜枚举，民众均可来此“吸取精神的养料”，因而它们“都是构成伦敦市民知识的大厦”。

同样，朱自清游览发现，伦敦各个博物馆的建立多靠私人捐助建造，一般不要门票，即便收取，票值也极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印有图片及专册，廉价出售，销量惊人。而且还有定期的讲演，一面讲一面领着游人观看。凡此种种，全为了教育民众，朱自清认为其用意“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德国博物馆以“教育国民常识”为宗旨，馆内陈列品极为丰富，且皆可以使人从中获益。如各种矿产陈列无遗，并以文字说明其用途。又有铁道、桥梁、火车、电机、军器等物，以真物陈列，且所有机件，任人扳动试验，“俾学者于校课之外，有随时研究探讨之机会”。

大英博物馆

而在德国博物馆中所陈列的中国物品，除音乐部有前上海同济大学校长阮介藩先生捐赠之箫笛全套外，别无他物，与西方国家相比，“未免相形见绌”。署名微言的作家走到欧美任何国家的博物院，总可以找出许多关于它们时代的遗物。欧美各国，对于保存古物，不遗余力，对于一般古董，即使是一木一石之微小，也保存得安全适当，“好给后人做一种研究参考的资料”。中国对于古物的价值，则缺乏“真的认识和妥善的保存”。而且“中国人对于自己古物的爱惜和保存，恐怕还不如西洋人对于中国古物的经心”。以至中国的古物需要外人捐资才能修理；欧美各国差不多都设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院，博物院里也不时见到中国的古物。

比如法国博物馆竟有将近十万卷中国书籍的收藏，极其丰富。再比如赛尔尼西博物院藏有汉时的瓷器和房屋建造的模型，以及数种商周铜器，这些都使人遥想到两千年前的中国文化。作者认为，“在每一个国家里，可以从她所遗留古物的多少，来断定她文化的久暂。更可以看她对于这些古物保存的好坏，去观察她国运的盛衰”。域外博物馆凸显着他人之长，与自身之短一相比较，便可见出自身的落后以及与世界文明的差距。可见，20世纪初，中国文人对域外博物馆的礼赞与欣羡，实质便是对中国国运衰颓的叹惋，是对追赶上他国步伐的渴慕。

法国卢浮宫

日本极为重视教育，社会所提供的有教育价值之设备也很周全。李清悚认为，这一点从日本博物馆中即可管中窥豹。例如，东京上野公园博物馆共四层，第一层为理工学部，第二层为动物学部，第三层为珍奇化石及植物学部，第四层为天文气象及海洋学部，每层的陈列室均可供学生自由试验。博物馆背后体现出来的强国强民诉求，实可为中国“攻错之资”。王桐龄则将国内情形与日本情形加以对比论述，认为北京娱乐地只有茶园、饭馆等。反观东京之娱乐地，则包括各种博物馆、公园、动植物园等，都提供国民以甚多“高尚之快乐”。尽管日本不断侵略中国，时时与中国作对，从国族认同着眼，人人都“恶与相见”。但“就物质精神言，日本之进步，均足惊异；回视'天朝上国’，竟反望尘莫及”，所以戴东原认为理智的做法是“善者我扬之，不善者戒之可矣”，不能“以事害意，默而不宣，甚至讳疾忌医，拒人千里之外耶”。于是，戴东原的日本博物馆之旅便充满着对他者的赞赏和对自我的批判。

上野公园博物馆

大阪博物馆共有两层，陈列有新大阪港计划之地图模型，一目了然。又有如纽约、伦敦、柏林、巴黎各国都市的底下铁道、架空火车，以及桥梁等新建造的绘图模型。于此可见“日本人兴市之求猛进”。馆中有一张明治以来贸易比较表，引人注目的是表上的输出线依次加长，茶叶和丝绸的情况最后居然由输入一变为输出。观此使人叹服，“夫岂必待兵争，方为胜负乎”。馆内悬有大阪城的筑造者丰臣秀吉像。馆中陈列新旧两层，宫室模型明晰非常。又有战争图、风俗画，古代情境，跃然纸上。游览此馆后，戴东原深感己不如人，并告诫说“取人之长，理所当然。国人到大阪者，切勿忽此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