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近芳口述：酷似恩师梅兰芳·我的爱情与婚姻·戒掉药瘾获重生

京剧艺术家杜近芳于2021年4月17日去世，享年89岁。

我们从她生前出版的《杜近芳口述实录》中选取几个章节以表怀念。

对于森森来说，戏曲片《野猪林》里的林娘子是对她最初的深刻记忆。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的组合可谓珠联璧合，精彩绝伦。

片中，30岁的杜近芳扮相漂亮，嗓音优美，正是艺术的鼎盛时期。

后来又听她的《白蛇传》《白毛女》《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谢瑶环》，艺术上自成一派。

曾经想为《野猪林》采访她，但知情者告之，对于口述历史方面的信息，不要抱任何希望。后来看了她后期的一段采访，果真一言难尽，计划只好作罢。

除了艺术成就，她酷似梅兰芳的长相引来身世之谜的猜测（有传她是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女儿），运动中对合作者叶盛兰先生态度的种种传言，如烟似雾，一位跨越新旧时代的名伶的真实面目，隐约可见，又无处可寻。

《杜近芳口述实录》可算是本人的权威说法。

酷似梅兰芳

一天，师父王瑶卿先生把我叫到跟前，对我说：“你这次去上海拜晚华，我给你写好信了。”

1945年去上海演出期间，我来到马斯南路的梅宅，去拜望梅先生。

从我小时候，好多人就说我长得像梅兰芳先生。我在济南府演出时，照相馆的人特地请我去照相，照了一张《霸王别姬》里的虞姬、一张《四郎探母》中的铁镜公主。

而且，把这两张照片放大，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好多人以为是梅兰芳先生年轻时的照片。

梅先生看完信,点点头,“哦”了一声。我对他说：“我再给您看看这照片。”梅先生接过照片，问：“这是谁呀？”我说：“您看看。”

梅先生仔细端详那张虞姬的照片，自言自语道：“这是我哪年的照片啊？”他边说，边让夫人福芝芳过来一起看，还直感叹：“真年轻，这岁数真不一样。太年轻了！你看那时候！”

梅夫人边看边想，突然，她好像发现问题了。

男性有喉结，梅先生为了使自己的扮相更贴近女性，早年在脖子上戴了许多珠子。

杜近芳与恩师梅兰芳合影

后来，他在舞台实践中，特别是扮演虞姬舞剑的时候，发现这些珠子颤动起来发出许多响声，因此就改做护领。但我当时拍剧照时，不知道梅先生已经改扮相了，脖前还是戴着许多珠子。

所以，梅夫人边看边对梅先生说：“你不是改了护领，不戴这脖锁了吗？”梅先生夫妇弄不清这照片是怎么回事，猜了半天。

高玉倩、梅葆玥、杜近芳给梅先生扫墓。

我一看，赶忙说：“先生，这不是您，是我。”梅先生很惊讶：“是吗？”我说：“这是照相馆请我照的。”

非常可惜的是，这张照片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了。

就这样，梅先生答应收我为徒了。

很多人对我的名字很好奇，实际上，“杜近芳”这个名字是梅先生的意思。梅兰芳与杜近芳，取“靠近”之意。也就是说，我的名字中要有靠近他的意思。

演《白蛇传》逗笑总理

我们院在1954年上演了《白蛇传》，我和叶盛兰先生主演。田汉老帮我们重新改了一遍本子。

有一天，周总理亲自来看《白蛇传》。挨着他右边坐的是我师父王瑶卿先生，王先生旁边坐着我另一位师父梅兰芳先生。程砚秋先生坐在周总理的左边。

这几个人坐一排,我一看,好嘛,大师们都来了!

杜近芳主演的《霸王别姬》

那天,我真算是铆上了,整个演出是比较成功的，唯一的问题就是“水斗”的时候折了三杆枪。

第一杆枪，我稍一用劲儿， “嘎巴”一声就分成了两段。我也没客气，把断了的枪用脚踢进了侧幕。后台再扔出一杆，我又从头耍起，观众是又鼓掌叫好又欢笑。

结果，真是奇了怪了，第二杆、第三杆枪接连折了。

这么一来，到第四杆枪的时候，我不敢使劲了。后面不但有一圈翻身，还有要双枪呢，这要把枪都弄断了，白素贞可真能拿一堆回去当劈柴了。

后来，师父王瑶卿先生跟我说：“周总理看你折了三杆枪直乐，还笑呵呵地跟我说：你这小徒弟可够有劲的！我说了：她是唱花脸的。”

1958年，为了参加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演出，我们对《白蛇传》这个戏又进行了加工。

敬爱的周恩来多次看排练、看演出，他几乎每看一次，都会给我提出问题、意见。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舞美为了营造舞台气氛，请名家作画，把舞台背景弄成一幅幅的水墨丹青，而且是画在丝绸上的。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一来，观众是看画还是看戏？画太抢戏了。二来，你们这个戏在全国要起示范作用。你们使用丝绸，国家的京剧院可以，你们自己演得起，别人可弄不了。

周总理建议：把服装弄得再飘一点儿。我仔细琢磨周总理对我的要求，就想到用一种叫“乔其纱”的面料。乔其纱其实并不好使，但用它做成的腰包打起来比绸子更飘、更好看。

毛主席看了我们的戏，也对周总理表示说，杜近芳的扮相好，银装素裹一点红，画龙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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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断桥》一折

“8年抗战”，总理都急了

我和我家官人相识于1953年，我们俩慢慢悠悠地谈了8年恋爱，可真是急坏了一票人。

我家官人叫吴葆桢，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妇科大夫。他祖籍安徽，生在北京，家里也算是书香门第，祖上最早在明朝做过官。到了他父辈这儿，家里一家人全部变成搞技术的知识分子了。

我家官人比我大4岁，他的文学修养好，5岁就能背《唐诗三百首》，中国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很厉害，英语也非常好。他还喜欢健身，练洋武术。他会吹苏笛，也擅长拉京二胡，尤其迷梅派的京二胡。

我和他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同意他上我们家去了。我们在一起就是说正事。他一般在那儿坐着，我给他倒杯茶。他有时候喝茶，有时候做自己的工作。

我呢，先把煤油灯点上，捻小了灯芯儿，然后坐在一边学习我的文化课、写作业。之后，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一起去看戏。

他也会去看我的戏。看完戏回来就很晚了，他再送我回家。

我们就这样，晃晃悠悠地谈到1960年。有一天，周总理和邓大姐把我叫去了，周总理问我：“你和吴葆桢谈朋友多长时间了？”我说：“8年了。”

周总理哈哈大笑，风趣地说道：“好嘛！8年，抗战都结束了！今天，可是有人来告你的状了！”

我一问，原来是我家官人的老师林巧稚先生。林巧稚找到邓大姐告状：“杜近芳跟我的学生吴葆桢，老是朋友恋爱的，不结婚，哪儿有谈这么长时间恋爱的？把我的学生耽误啦！”

我向周总理和邓大姐汇报说：“婚是要结的，但我怕影响工作和艺术。”

周总理和邓大姐就给我做工作：“事业心强是好的，但结婚组成家庭也很重要，要统一起来。”我想了想，又汇报说：“不过，因为吴大夫家里算是资本家出身，所以，我还得请领导审查。”

周总理抚掌大笑：“重在表现啊！”后来，组织上调查了吴家的档案以后对我说，可以和吴葆桢结婚，没问题，还让我们尽快选定日子，举办婚礼！

不久，我们就商定好了日子。从别人那儿匀了六条“恒大”牌香烟，又买了6斤糖，大家热热闹闹地在协和医院礼堂办了一个类似茶话会的婚礼仪式。

虽然我们的仪式很简单，但规格很高，梅兰芳先生、林巧稚先生做主婚人，李少春先生做婚礼的司仪。

当时，好多亲戚朋友给我出主意，要隆重地办婚礼。李少春先生主张不办酒席：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从事的艺术行业，社会影响大。我们的婚礼如果大事操办，就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不符。

包括到了婆家，我也只让家里人给我做了碗面，不让他们大摆筵席。

这样，在1960年12月22日，我和吴大夫结婚了。

一生恩爱，丈夫早逝

我这个人一贯比较独立，结婚以后，我没拿过我家官人一个月的工资，因为他还得养娘。

我们新婚的家具很简单。衣柜、书柜都是他的东西，我那儿就是一个梳妆台、一张床。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字台，很宽、很长。每天，我家官人回家后用打字机打他的论文，我就在桌子另一边画我的画。

如果我晚上演戏，他会专门为我准备吃的。记得有一次，我晚上演戏回来饿了，我家官人就给我准备了热汤面和羊肉。他跟我说：“羊肉是明天吃的，先搁着。你先吃碗热汤面。”结果呢我吃了热汤面，又试着吃羊肉，吃着吃着就吃没了。那晚，我就不敢睡觉了，上院子里自己遛去，吃了二斤羊肉呢。

在结婚以前，我就跟吴大夫说：“你要是找生儿育女的夫人，就找别人去。咱们别耽误时间。我只生一个。”吴大夫非常支持我，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小名叫“小香妹”。

我怀小香妹时，剧院里开始排《谢瑶环》。《谢瑶环》首演的时候，我是肚里带着孩子演的。

演完一场，田汉老不明所以，还问人家：“怎么杜近芳最近胖了啊？'院里人说：“她不是胖了，是怀孕了。”田汉老恍然大悟。

杜近芳、李少春主演《野猪林》

我和我家官人从结婚以后都保持着一个很好的习惯，那就是彼此尊重，绝不会随便进各自工作的屋子，也不会随便拆对方的信件、拿对方的东西。我做的事情，除非我主动告诉他，他不能随便乱问。

尤其是后来，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这种习惯和尊重更成为一种对于对方的保护。

他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不注意，而我也知道他会说梦话，梦话里不知能说出什么。我的有些事情，没有告诉他，害怕他担心。他呢，比如为林巧稚开追悼会、偷偷把林巧稚的骨灰送回她家乡，这些我知道，但他也没有麻烦我。

我们对各自的处事方法很欣赏，对我们30年的缘分很珍惜。

1991年8月份，我家官人倒下了。他得了肺癌。

我整整照顾了他半年，和他的一个学生两人轮班倒。我值晚班，白天只能睡几个钟头的觉，因为还要给他做三顿饭。只要是他想吃的，我就尽力满足他，给他弄些可口的。

他走了之后，我孤孤单单一个人，觉得事业上失掉了一只臂膀。那时候，我每天必须给自己找点儿事做，不然，受的打击太大，实在是承受不住。

戒药瘾迎来春天

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戒烟、戒酒、戒安眠药的，已经很多年了。

演员由于工作性质，比如参加各种应酬活动，免不了要喝点酒。

演员演完戏已经很晚了，往往由于兴奋睡不着觉，所以，慢慢地就会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而我的烟是从各种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才抽的。那时候，我的神经总是紧绷着，总感觉压力特别大，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只好大把大把地吃安眠药。

有一次，我吃安眠药吃得太多了，第二天起来头晕目眩，晕倒在房间。大家要排戏了找不到我，敲我的门没人应。有人爬上房门上面的气窗一看，才知道我晕倒在屋里。

我后来烟、酒、安眠药过量，都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那种高度的压力和工作负荷，使我不得不借助这些来缓解过度的紧张，暂时摆脱烦恼，能合上双眼睡一觉。

在那10年中，我的性格确确实实发生了某些可怕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以前，我是一个文文静静唱青衣的青年，平常日子里不爱说话，即使说出来也是轻声细语的。出门打三轮车，车子就在马路对面，我都不愿意高声喊，宁愿自己过马路到跟前去说。

《林海雪原》中李少春扮少剑波，杜近芳扮白茹。

酒呢，我是从小就会喝一点的。唱戏、练功太累的时候，喝一点酒有好处，能够活血化瘀、缓解疲劳。到了“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时候，我就变成了一顿饭能喝一瓶茅台。没有茅台，二锅头也成，总之就是烈酒。

这烟和酒还不算什么，我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吃安眠药。为了能睡着，我吃了大剂量的安眠药。那时候，我的神经始终是高度紧张的，心一直是悬着的。

有时候刚吃完安眼药，突然有人叫我起来。我还是混沌状态呢，赶紧烧咖啡、泡茶喝下去，把安眠药的药力压下去。

就这么着，我的安眠药量越吃越多。因为吃了安眠药之后晕乎乎的，我的脸还摔骨折过，人也苍老得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后，我又重新登上舞台，恢复舞台生活了。其实，我那时候的身体很差，面容显得非常苍老。

我家官人就先动员我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住进了北医三院。

我进医院前的安眠药瘾大到什么程度呢？吃舒乐安定，我从前吃过50粒，甚至100粒，还根本不起作用。有时候，我晚上睡觉从床上掉下来都不知道，因为我整个人有时候都没感觉了，麻木了。

我的声带也出现了麻痹，我那时候连自己唱的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记忆也变差了，哪年入的京剧院，或者更小时候的事，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想的就是怎么样斗争。

我不愿去想这些，但没办法，这些东西就是在脑子里面乱跑。

医生问我：“杜老师，3分钱一根冰棍，我给你一毛五，能买几根啊？”我算不上来。

《林海雪原》扮演白茹

我也知道，自己长达10多年的安眠药瘾，要戒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好多人因为受不了都走了。我这时候倔劲又上来了，我决定，既然已经住进来了，不把药瘾戒了，就绝不出去。连那一年的春节，我也是在医院里过的，没回过家。

北医三院不是给我一下子撤药，因为心脏和神经长期依靠安眠药，一下子不吃了，心脏就不跳了。医院一点一点把我以前吃的安眠药减下来。越减，我越睡不着觉，心里闹腾。

《红色娘子军》中扮演吴清华

我治了半个月，就觉得难受极了。有30天的样子，我都不吃饭，也不想吃饭。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啦，就向医生讨药吃，像小孩儿一样，这就是药瘾犯了。

另外，还要做一些康复训练，我可是从小练毯子功、翻跟头长起来的。最后不用药了，我难受到什么程度？医生让我们站成一排，把双手举起来。我前后摇晃，汗直往下淌，天旋地转。

我在里面足足待了120天。

等到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的药量是多少呢？安定片10粒、埃斯苏伦10粒、小系安定10粒、非那根6粒，我一天得吃这么多药，但和以前比已经是很少很少了。

那时候，我不看自己的戏，我对自己的戏已经想不起来了，一句词都想不起来。我也不着急。我起码将来成为一个健康的人，就算做家庭妇女，也比之前不死不活的强。

就这样，我通过自己的毅力，终于把安眠药给戒了。

直到现在，我只是因为第二天有重要事情，需要睡个好觉，最多吃2-4粒安眠药，平常情况下不吃。

再之后，我把酒和烟也彻底地戒掉了。

《野猪林》片段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