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共享：浅论博学与博物（配图首博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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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者，博也。博学，见多识广，是鉴赏者的必备功课。
专家诞生于高等学府，生长于文博机构，出名于著书讲坛，落魄于利益熏心。其实，这是一种社会心态，现代人读书钻研多少都带有功名心里。要淘玉了，就会去苦读玉石鉴定，以求速成为行家；青铜器有漏可捡，立马研习青铜器鉴赏与投资，以求万分之一的希望为己所获。
文物业的急速扩张和古董界的飞速发展，都符合了当今社会人的愿望。没有捷径，要想在这行当里施展拳脚或有所作为，还真要博览群书，拜师求艺，遍观馆藏，破财吃药，最后是：拍场和市场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博学与多见互为辨证，这是古玉鉴赏者的必由之路。即使这样，更多的时候你还是感到，收罗的货品，于书、于图都不可对号入座，是是而非，昏昏然然，忽有书到用时方觉少之感。其实，你看各类大牌的鉴宝节目，藏家持宝上场进献，四五专家偶一过眼，便来龙去脉的侃侃而谈，这种城府在胸的演示，哪个又不是早已私下功课做足的表现？
由此可见，虚心求教，勤于实践，研习写博，纵观博览，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必会鉴赏，见多识广既是博学，但急不得。有句座右铭应记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图片来自首博的网站截图。与文化古都不符的是，首博官网中的文章、文字、简介等各类表述皆干涩无味，无文化与文博历史气息，只是字符的堆砌。各类图片数量吝惜、拍摄水准也远不如一个拍卖行的图片质量水准，让观者不得要领，毫无大国气度与古都风范。
心宽为博，用心不专或气量不大，搞出的东西也是小家子气，浏览过后无多大观感和美感可言，落后网络时代，愧疚纳税银两，何谈国际接轨？不知馆长们和众多研究员们是否就是这个水平还是就满足于这个水平？办博物馆如同办教育，要达到一流水平，应请文学院的教授们来写，可能会更有声有色些吧！（文字略有改动）
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 青白玉'绵绵瓜瓞'御制诗洗 高4.5厘米，长15.2厘米，宽11.7厘米
洗为青白玉质，匀净无瑕，细润略透光，一侧琢齿状卷叶形为柄，足为六角花形。工匠巧依洗子的花瓣形，阴刻填金清乾隆皇帝御笔五言诗一首及'乾隆甲午伸春月御题'款，字口内填金，御制诗内容为：'天方瓜样伙，此器肖瓜形，瓤讶留斯白，皮宁籍彼青，一花承妥帖，五瓣列匀停，贮水郑门市，擎浆裴驿亭，种疑召家圃，泣匪楚王庭，绵瓞虽徵雅，宾夷亦惕经。'整个器形华贵大方，成器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仿痕都斯坦玉器中的珍品。'绵绵瓜瓞'谐子孙万代永无止尽之意。
元代（1271-1368） 青白玉花鸟纹嵌饰 长8厘米，宽6.7厘米
嵌饰为青白玉质，润泽洁净。镂雕三层交错的花梗、凌霄花、花蕾及凤鸟纹，细部用阴刻线装饰。
清代（1644-1911） 青白玉蕃莲纹活环四足盖壶 通高21厘米，口径5.9厘米
壶为青白玉质，细润坚硬，壶嘴、盖、把上均为蕃莲花，尤以盖上平雕三层蕃莲花纹最为精美。镂空的花形流中有一孔与壶身相通，透雕花叶纹壶把下悬一蕃莲纹活环，卷曲的花叶为足。整个造型端庄凝重，是清代宫廷造办处的佳作。
元 白玉凌霄花饰 长12.8厘米 宽7.4厘米 北京小西天黑舍里氏墓出土
玉质温润洁白。四朵凌霄花，花萼相连，两朵昂首向上，两朵垂头向下，花瓣皆作品字形如意云头状，花瓣外有三两条粗细不均的阴刻线，由花萼向上延伸。背面平素。该器造型浑厚，雕工简练粗放，磨工极佳，花瓣内外俱有玻璃光泽，镂空处亦平滑无琢痕。题材和做工都具有较为典型的元代风格，但玉质之佳、玉料之大在元代玉器中罕见。
清代 青玉宴饮图插屏 直径21.6厘米
玉插屏是清代较为盛行的陈设品，琢制方法主要有阴线、浮雕，一般插于木座上。此件玉插屏屏心两面纹饰均采用多层浮雕技法琢刻，一面琢刻出长廊、芭蕉、桂树、桌、凳、人物；另一面琢刻出山水、垂柳、小船、人物，采用远山近景法，层次分明，技法精练，抛光极好。
红山文化 玉猪龙 高16厘米 最宽11厘米 内径2.7厘米 厚2.3厘米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玉猪龙整体呈'C'形，口微张，兽首肥大，双耳竖立，吻部前突，鼻尖以阴刻线饰多道皱纹，背部对穿双孔。在出土和传世的此类器物中，绝大部分已发表的同形器高均在15厘米以下。该器对研究和认识红山文化玉器具有重要价值。
明代（1368-1644） 白玉双螭耳杯 高7.7厘米口径8厘米足4.2厘米 1957年宣武区右安门外明代万贵墓出土
明代玉杯是当时的特色器物，此件玉杯是同期玉器中的代表作品，杯两侧镂雕螭虎，螭首额头上有阴刻'王'字，带有元代遗风。此杯主人万贵（1392-1475）是明宪宗宠妃万贵妃之父，曾经显赫一时。
白玉莲藕荷叶形花插
白玉螭龙纹带扣
宋代（960-1279）白玉鸳鸯柄圆盒 通高9.5厘米直径7厘米 1962年北京密云县清代乾隆墓出土
圆盒白玉质，润洁细腻，局部有浸蚀后的黄色绺纹。盒上立雕一对鸳鸯，口、胸部相连。以均匀的细阴刻线琢出冠、眼、羽毛。盒为子母口，鸳鸯却是平剖为二，打开时分为两对鸳鸯。出土后仍光亮鉴人。
明代（1368-1644） 青白玉夔凤纹子刚款樽 通高10.5厘米 口径6.8厘米 底径6.5厘米 西郊师大康熙辅正大臣孙女黑舍里墓出土
明代玉器制造业最发达的两个城市是北京和苏州。苏州琢玉的代表人物为陆子刚，他是明代玉雕行业的杰出代表，生活于嘉靖、万历时期，太仓州人，所制玉器选料严格，大多为新疆和阗青玉。工艺上应用绘画透视技法，以及各种雕琢工艺，并将诗文印款琢于玉器之上，把中国书画艺术与玉器工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深化了玉器制造工艺的艺术魅力。此件玉樽为新疆和阗玉，把下有阳文篆书'子刚'两字款，它是迄今所知北京地区出土的唯一带'子刚'款的玉器。
明代（1368-1644） 青白玉龙首螭纹带钩 长14.5厘米 宽3.1厘米 宣武区右安门外明代万通墓出土
明清时期玉带钩的用途由实用的腰带扣，演变为装饰性的玩赏之物。造型趋于统一，以龙首玉带钩为主流。工艺上明代较粗宽，清代较细腻，光亮度高。特别是清代还出现了较多的翡翠龙钩。此件带钩青白玉质，带土沁，为'苍龙教子'图纹样，龙首为钩，钩背上浮雕一子螭，阴刻细毛发飘拂，圆钮上附一金别子。墓主万通是万贵的弟弟，万贵的长女为明宪宗宠妃，正因为这种戚族关系，万贵及其兄弟辈都封官加爵，显赫一时。
清代（1644-1911） 青玉仙人出行山子 宽31厘米 高26厘米 1963年海淀圆明园遗址出土
清代玉山子多以历代名画为蓝本，与绘画艺术相结合，将玉雕工艺推向一个新的水平。此件山子为青玉质，青绿色间夹有黄色皮绺。整器系子玉刻，采用中国传统绘画中的远山近景技法，琢刻出走在陡峭山崖间的老少三人的不同姿态，人物脚下是小桥流水，山侧树木茂盛，一派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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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青玉'福寿平安'如意 长34.5厘米如意头宽7.2厘米 密云清代乾隆皇子墓出土
如意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物，它由柄部和头部两部分组成，头部多作心形、芝形、云形，为赏玩之物。清代玉如意是最受人们喜爱的祥和玉，它不仅是贵族身边的宝物，也是贵族阶层相互馈赠的珍贵礼品。此件如意为青玉质，绿色闪黄，夹有绺纹，整雕过枝灵芝纹及宝瓶、蝙蝠，谐'福、寿、平安'吉祥之意，出土后仍有极好的光亮。
清代 青白玉螭龙纹五格圈形盒 高3.4厘米直径12厘米
盒为青白玉质，温润无瑕，圈形盒底内分为五格，上配五节略成弧形的盖，盖上浮雕螭龙，盒为子母扣。造型别致精巧，光亮度好。
清代 青白玉鹭鸶衔莲荷叶形卣 通高21厘米，宽12.5厘米
卣为青白玉质，温润光亮，用镂雕、浮雕技法琢制，以一片硕大肥厚的荷叶翻卷成卣身，周围饰以荷叶、花蕾、莲蓬，盘曲的粗茎及藕节巧作成底，卣盖作成向下翻卷的荷叶，盖钮雕成一只衔荷花的鹭鸶，以一条活链相连。
清代 青玉船 高7.7厘米，长27厘米
船为青玉质，坚硬光亮中夹少许斑纹，立体透雕江南常见的乌篷船，竹节式船帮，带流苏的船篷，船尾立一存水罐，船篷上阴刻'#'字席纹，船帆收于顶上，船锚收于船头。
清代 白玉童子诗文佩 长6.3厘米，宽4.8厘米
佩白玉质，细润光亮。一面琢刻人物，周边为花边形细框，刻画细腻；另一面无边框，琢刻诗文，内容为 '青云连直上，指日近龙光'。佩上方有小孔，可系佩。
清代 青玉蕃莲纹香薰 高8.3厘米，口径14厘米
香薰为青玉质，青白色中夹有黑色小斑点，盖上镂雕蕃莲花纹，器身外满饰相互缠绕的蕃莲花，细圈形平底足内琢刻一朵盛开的蕃莲花，璧薄精巧，造型新奇，琢制纹饰细密剔透，呈玻璃光，是乾隆时期仿制痕都斯坦玉器中的佳品。
宋代（960-1279） 白玉莲瓣形发冠 高7.3厘米，宽8.9厘米
冠为古代男子束发之物，唐代盛行。此发冠白玉质，留有出土锈斑。冠面雕琢重叠的莲花瓣，互相对称。正面下部琢有一圆孔，与冠背圆孔相对，后配白玉圆簪贯通其中。整个器物线条圆润，琢磨精细。
唐代（618-907） 墨玉山形嵌件 长17.7厘米，高10.7厘米 北京丰台史思明墓出土
嵌件玉质略带石性，有自然黑白纹理，正面加工成五峰山形，微有起伏，以示沟壑交纵。
金代（1115-1234）白玉绶带鸟衔花佩 直径6厘米厚约0.5厘米 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
佩为白玉质，润洁细腻。镂空雕琢出五瓣形花朵、花蕾、枝叶，叶脉清晰，叶齿整齐。单阴刻格子纹示丰满的羽毛。背面碾琢粗犷，光素。器物造型新颖，琢刻碾磨精细，抛光甚佳。
北宋（960-1127） 青白玉双孔雀图饰 长6.8厘米宽8厘米
玉饰青白玉质，细润无瑕。采用浮雕和透雕技法琢磨三层纹饰。正面是双孔雀，上下交错依附在山石旁。以单阴刻线琢孔雀羽毛、尾翎。背面光素，但有琢磨遗痕及四组对穿孔，可缀系。
金代（1115-1234）缠枝花瓣锁佩 长9厘米，宽7.2厘米 北京房山长沟峪金代石椁墓出土
佩为青白玉，质坚硬。正面用浮雕、透雕等技法琢刻出枝叶交相缠绕的锁形佩。花瓣肥厚略内凹，舒展有序。对称的单阴刻线示叶脉。背面以简洁的刀工刻出枝梗。锁佩在汉族服饰中多见，但金朝玉作中极少。此器设计奇巧，精工细雕，抛光甚好，是金墓出土玉器中的佳品。
金代 青玉龟巢荷叶佩 长10厘米，宽7厘米，厚1.3厘米 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
佩为青玉质，温润细腻。一块玉料对剖制成。以浮雕、透雕技法琢出荷叶、茨菰及水草纹，单阴刻线示叶脉，纹理清晰。荷叶中心各凸琢一只伸头相向爬行小龟，以双阴刻线琢出六角形甲纹。背面仅以粗犷的刀工琢刻出枝梗。古代将这种纹饰称为'龟游'，寓祥瑞之意。这对玉佩构思严谨，造型生动，镂刻精细，抛光极好。据墓志知墓主为乌古论窝论，葬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距今有八百余年。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发掘的有明确纪年的女真族贵族墓，它是研究金朝历史和玉器发展史极难得的珍贵实物资料。
北宋'宣和'元年（1119） 白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勒子 高5.8厘米，直径1.4厘米
勒子白玉质，细腻润洁。外呈八角管形，内为中通圆孔。通体各面用双钩阴文刻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楷书体，共16行，292字，刻有'皇宋宣和元年（1119）冬十月修内司玉作所虔制'款。字体小如芝麻粒般，笔触纤细如游丝，娟秀飘逸，显示了纯熟高超的琢刻水平，是极为难得的铭刻玉器。
商代（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 碧玉戈 长44.2厘米 宽8.8厘米
商代玉戈作为兵器，只在仪仗时使用，实际为礼器。此件玉戈为碧玉质，绿色中夹有姜黄色斑纹，材质坚硬，有极好的玻璃光。
汉代（前206-公元220） 碧玉兽面纹璧 直径21.5厘米
璧是重要的、常见的古代玉器，自新石器时期起，一直到清朝，使用年代长，数量多，用途广泛，可用做礼器、佩饰、随葬品等。《周礼·大宗伯》记载：'以苍璧礼天'，即以苍璧祭天。汉代玉璧较大，样式较多。此件璧为碧玉质，呈深绿色,间有灰白色浸蚀晕斑，光亮度好。璧上两面纹饰相同，琢两组主体纹饰:内圈琢刻排列整齐的谷纹；外圈以粗阴刻线琢兽面纹，兽面的顶上作两条蛇身，分向左右，形成'W'形的曲身，并在其周围饰以阴刻细线。
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 玉凤纹刀 长4.7厘米，厚0.4厘米 1974年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遗址出土
玉刀质黄色，经土浸蚀略显鸡骨白色。器体扁薄，上部与两侧有对称的背齿，下部为两面刃，刀口较薄。两面纹饰相同，都以双勾阴刻线作凤纹，凤昂首直立，高冠长尾，在已知的西周玉器中较为罕见。
商代（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 玉凤形佩 长13.2厘米宽7.4厘米
佩玉质白润,经浸蚀局部泛黄褐色晕斑。用丝锯镂空线刻，呈回首长尾夔凤形，周边为齿状，有四个单面钻成的小孔。两面纹饰相同，精巧写实。
汉代（前206-公元220） 玉鸡心佩 长10.2厘米，宽8.3厘米 崇文区永外关厢市运输公司十二工地出土
鸡心佩是韘的俗称，最初为射箭时用来护指的工具。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逐步演变成多种多样的韘形玉佩。汉代玉韘作为佩饰得到很大发展。
良渚文化晚期 玉兽面鸟纹琮 高38.2厘米
玉琮产生于新石器时期，主要作为礼器使用。《周礼·大宗伯》记载：'以黄琮礼地'，即在礼仪活动中用黄琮表示向地神行礼。此件玉琮玉质为深浅不一的绿色软玉,并夹有褐、白绺斑，通体平滑光亮。形状呈外方内圆高柱体，两端对钻孔，孔径仅0.8厘米。器身共有十五节，每节两凸一凹，与相邻的面组成一兽面，每个平面都琢有圈形眼。直槽最上方有纤细如毫发的单阴线刻出的鸟纹。整器线条刚劲流畅，琢制规整。
清代 翠扳指 密云县董各庄清皇子墓出土
白玉仿痕都斯坦菊瓣碗
清代 海淀恩济庄李莲英墓出土
此扳指颜色翠绿，透明度极佳。扳指主人李莲英（1848-1911），直隶河间（今河北）人，深得慈禧宠信，由梳头房太监升总管太监，赐二品顶戴，在宫中50余年，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慈禧死后出宫。其墓占地20余亩，随葬品均为奇珍异宝。
清 翡翠雕龙带钩 长13厘米宽2厘米 北京朝阳荣禄墓出土
清代玉带钩质地优良，做工精细，造型及图案不拘一格。翡翠又称硬玉，清乾隆时期进贡内廷，是我国古代玉器制造业中的后起之秀。此物主人荣禄为清末大臣，深受慈禧太后信任，地位显赫，其墓葬位于朝阳区朝阳门外高碑店乡西花营村荣家茔地，墓中随葬大批金、银、玉器珍品。
清代 青白玉凤首衔梁卣、瓶 瓶高17厘米，宽6.2厘米，卣高14厘米，宽13厘米
套卣、瓶为仿古陈设器，青白玉质，细润无瑕。采用平雕阳起饰花卉纹，单阴刻回纹，镂空圆柱形凤首勾梁，下配一银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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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篇：中国玉器发展简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玉器，经历近万年的持续发展演变，闪耀着迷人的光辉.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玉器，玉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之一，这是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以玉为中心载体的玉文化，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玉文化包含有“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精神；“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遮瑕”的清正廉洁气魄等。
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做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玉在丧葬方面的特殊作用也使玉具有了无比的神秘宗教意义。而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数千年来在中华民族形成了民族爱玉心理，“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色之一。玉的质地、形状和颜色一直启发着雕刻家、画家和诗人们的灵感”（李约瑟）。历代诸子百家以儒家学说诠释玉并赋予“德”的内涵，于是，玉有十一德、九德、五德之说广泛传播，并被全社会所接受，成为我国玉器久盛不衰的精神支柱。这种寓德于玉，以玉比德的观念把玉和德结为一体；同时，又将玉与君子结缘，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独特玉意识是我们华夏民族的思想建树，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中国玉文化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玉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等。
我国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经过了打磨和穿孔，这样既保留了原有的实用价值，又具有美观的效果。拣取自然的石块，进行石打石的处理，说明古人类已经学会了制造和使用工具，那么，磨光和穿孔则意味着中华古代先民不仅已经能够制造高一级的工具，而且在思维当中产生了带有观念形态的内容。尽管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还是一种极其简单的工艺，可祖先们竟为之实实在在奋斗了上万年，甚至是几十万年之久。从史学的观点看，这构成了划时代的标志。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祖先们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石”，经过耐心细致的打磨，制成带有一定意义的形状，并钻上一个小孔，甚至还穿上自己捻的小绳，将它套在颈项上或挂在胸前，这是一幅多么美妙动人的情景，它说明古人在进行美的追求，标志着人的思想中有了信仰和寄托。玉石具有无比的美丽，无比的坚硬，无比的价值，它与上古先民思想中至上的祖先、至上的自然力、至上的鬼神的观念自然而然地联系在一起了。古代护身符一类的东西正是循着这一自然过程而产生的。在此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更产生了许许多多和玉紧密关联的神话和传说，这都表明在古时候人们的思维想象当中，一块美玉，它对天地四方、对列祖列宗、对电闪雷鸣、对万物生灵都有说不尽的联系和影响力量，这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飞跃。大量古代的文字记载和大量的出土文物，都在证明着这样一个史实：一块玉、一件件小小的饰物、一点最原始的审美意识和一种最早的信念和虔诚，都不断地被赋于了新的含义，发生着新的作用，并终于孕育了中国特有的玉文化。
我国出土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已有玉器。在距今8000——6000年，辽河流域的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辽宁阜新茶海文化，黄河流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早期的仰韶文化、长江流域的四川大溪文化、在浙江河姆渡文化等，这一阶段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出土的玉器数量较少，以佩饰、工具多见。器型较简单，倾向于工具原型，打磨程度较浅，基本无饰纹，在艺术风格上既生动活波，又天真拙朴，大有“人之初”的风范，这一阶段代表性的玉器有玉璜、玉珠、玉琀、玉坠、玉管等。
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6000——4000年。考古发现的主要玉器遗址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河南流域的龙山文化。河南上游的齐家文化、长江流域的四川大溪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浙江良渚文化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等。玉器已广泛分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遍布华夏古版图。其中红山文化玉器以其“神似”为最著名的特征（如玉龙、玉猪龙等）。是中国北方玉器的典型代表；良渚文化玉器以宗教色彩的琮、璧及其“神微”为标志是南方玉器的典范。齐家文化玉器以形体硕大粗矿的刀、琮、鼎为标志。是中国西北部玉器的代表。这一阶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品种全、制作精良，玉器发展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代表了中国“玉器时代”的最高水平，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玉器时代的文化圈。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开始使用和田玉，并且数量较多。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商代已出现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
周王朝是继殷商之后的一个强大奴隶制国家，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周朝统治者注意总结商代灭国的教训，将奴隶社会的各项制度和措施加以整顿，使之条理化、规范化，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就玉器而言，由于周朝重要法规《周礼》中赋予玉以德的理想和内涵，周玉离开了殷代玉器发展的轨道，向礼仪性玉器方向发展，并开辟了玉器的“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的新时代，奠定了后世以《周礼》为古玉研究的理论基础。
周代重玉之风极盛，祭祀时兼用玉器，宴享只用铜器。由于玉器的世俗化、道德化，自天子以下，人人都佩玉。周代用玉范围之广、重视玉的程度、选用玉的要求和制玉的技术都超过以往。周代不断改进琢玉技法和造型设计，着意加工修整和抛光，使器物日臻美观。在做工方面，除继承商代双勾线外，还出现了粗犷的一面坡线，往往做成睛、耳、口、身、尾等的外轮廓，使造型清晰，简洁有力；细部多用阴线或平行阴线，比较强调在磨光的平面上用阴线突出其粗细曲直的对比、变化，减少了器身的起伏层次。这是西周玉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近万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空前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汉承秦制，实行休养生息、提高生产的各项政策，巩固和发展了统一强盛的封建制国家。此期出土玉 器，件头硕大，雕饰豪放，品种繁多，可分为礼玉、葬玉、饰玉、陈设四大类。
西汉继承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变化不太大。东汉由于交通方便，新疆和田玉玉源源流入中原，琢玉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器形除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和玉蝉等外，各种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大量出现，“金缕玉衣”也是汉代的最大特点。同时也大量出现用以“辟邪厌胜”的器形，而且各种器形和纹饰多有摹拟神话故事的，富有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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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因受乱世薄葬的影响，向来玉器出土极少，所以其发展面貌不甚明朗。从零星出土的玉器如玉琀、玉璧、玉带钩来看，与汉代没有多少变化，几乎难以鉴别。其雕工有的尚精，有的显得粗放，玉质更不及两汉那样莹润。
隋唐时代，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
南北宋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
元代玉器承延宋、金时期的艺术风格，采取起突手法，其典型器物是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雄健豪迈之气魄。
明清时期是中国玉器的鼎盛时期，其玉质之美，琢工之精，器形之丰，作品之多，使用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明清皇室都爱玉成风，乾隆皇帝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试图从理论上为他爱玉如命寻找依据。定陵出土的明代玉玺、清代的菊瓣形玉盘、桐荫仕女图玉雕，都是皇室用玉。其时民间玉肆十分兴隆，苏州专诸巷是明代的琢玉中心，'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
中国玉器经过近万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玉成了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近万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玉已深深地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并打上了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价值的烙印，蒙上了一层使人难以揭开的神秘面纱。今天的人们有幸透过层层面纱，使玉器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国无玉不盛、家无玉不福、人无玉不贵”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