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试着不写,可写作是“瘾”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作品以中、英双语创作小说,常被翻译成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多年的沉淀和积累,直接和间接的经历与经验都成为了她的创作“矿藏”,甚至她和劳伦斯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搅局”的爱情故事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2017年12月15日,编剧的作品《芳华》上映。

本文来自“少年写作(小作家)”2011年第04期

“瘾”为何物? “瘾”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状态,由灵魂而肉体,以至灵肉无间。会过瘾的人对唯物、唯心之辩的态度是付之一笑。过瘾的那一会儿,你就是个小神仙,无所不能,无我无他,无虚无实。

假如说生命有度,把心与身的存在状态从低到高排列成度数,那么“瘾”就是一种超乎正常的生命度。达到这种生命度安全又不碍别人事的方法挺多,但这些方法的假象是受罪。巨大的甜头就在那一点儿苦头后面。比如我酷爱长跑,要的是那终极的舒适,但那舒适的穿越几乎是以垂死的状态去获取的。

写作之于我,也是一种秘密的过瘾。谁都说呀,歇歇吧,写那么苦图什么?过去我和他们见识一样,也认为自己挺悲壮的,整天背对世界,背对许多人间乐事在那里写。

现在我发现自己并不是这么回事,其实是在偷着乐。背对世界,把所有杂念排除,把精神凝聚到白热程度,把所有的敏感都唤起来,使感觉丰满到极致。于是乎一些意外的词汇、句子在纸上出来了,它们组成了人物细节、行为,再往前逼自己一步,再越过一点儿不适,就达到了那种极端的舒适,因为自由了,为所欲为了。

要说活着,这时的我是活到了淋漓尽致。我试着不写,可是不行,就像没醒透似的。一连多日不写,就是一连多日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出去旅行,同行的有丈夫,有时还有其他朋友。我的写作让他们都很头疼,一些计划要根据我的时间表转。他们抱怨,问我几天不写死不死得了。我说不写就是让我身上有一块痒痒,又不让我挠。哪怕早起一两个小时,我也得把过瘾的时间留出来。

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达到那个浓度、烈度,没有到达那个敏感度、兴奋点,那一天就活得窝囊。然而能不能过上那把瘾,取决于你认不认真,是否全身心投入。练瑜珈功的打坐,只有彻底投入才能进入佳境,出神入化。而投入的过程,往往不无痛苦。要多大的毅力,多严明的自我纪律,才能勒住意念的缰绳,让它顺着你的性子走。半点儿玩世不恭都不能有,半点儿消极怠工都会让你前功尽弃。因为那涅槃似的极致快乐就在认真单纯的求索后面,就在那必不可缺的苦头后面。不认真的爱情,我不能从中获得享受。不认真做人,我就会活得不爽透。

就连最不费事的瘾也没那么好过。酒是辣的,烟是呛的,咖啡是苦的。人间极乐之事,无不是苦中作乐。只有孩子一味要吃甜的,大起来,便瞧不上甜了,要酸的,辣的,甚至臭的,苦的。中国人最喜欢的两样东西,茶叶和白酒,难道不是滋味上最复杂,最不惬意的吗?看看人们品茶品酒时的表情,龇牙咧嘴,苦不堪言。喝糖水不痛苦,却也就不过瘾了。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小小地受点儿罪,大大地经历一番刺激,而后灵与肉得到一种升华,一种超饱和状态,就叫过瘾。

那和我通过每天长跑、打坐、写小说所过的瘾,本质有什么不同呢? 本质都是要从自己的躯壳里飞出来一会儿,使自己感到这一会儿的生命比原有的要精彩。在这时,你愿意宽谅,与世无争,为了去满足那“瘾”,你不和世人一般见识。你相信他们身不由己,而你有那么个秘密办法,能给自己一刹那的绝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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