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邦维 | 北京大学与东方文学研究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中，就包括外语和外国文学研究。如果要进一步追溯历史，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有同治元年（1862）由清政府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同文馆之下，分设有东文馆，“东文”一词，当时指日语。日语是东方语言之一种，因此，东文馆或许就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东方语言教学最早的起点。
但无论是同文馆，还是东文馆，还是京师大学堂时期，外语一科，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只是语言的教学和翻译，说不上有多少研究的成分，更说不上东方文学的研究。东方文学的研究，如果说有，是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的学科全面更新以后的事。
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发展最重要的代表机构，在学科建设上，开始引进东方语言、东方学的教学和研究。具体的表现是，一方面，在一般的语言文学的课程中，不同程度地引入了今天所说的东方文学研究的内容，另一方面，除了日语以外，还尝试开设其他东方语言的课程。后者的一个事例是，1920年以蔡校长的名义，邀请流亡的爱沙尼亚学者钢和泰（A. von Stael-Holstein）到校教授梵文，以及与印度宗教、印度文学相关的课程。这一安排，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批有识之士为了发展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整体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可以说是为后来中国东方文学的学科建设所做的铺垫。
在此之前，有件事，与东方文学有关，也值得提一下。讲东方文学，印度是很重要的国家，印度近代最有名的诗人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最早获得的诺贝尔奖，很让正在寻求世界新身份的亚洲知识界人士感到兴奋。北京大学的教授陈独秀，积极追求和宣传新思想，1915年，把泰戈尔的获奖作品《吉檀迦利》中的四首短诗，用文言翻译为中文，发表在1915年10月出版的《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研究的问题，有关文学的很少，但他作为近代中国知识界，后来也是政治界的领袖人物之一，引领风骚，曾经有过极大的影响。陈独秀翻译泰戈尔的诗，不过是他一生所做的很多事中很小的一件事，但就这一件小事，足以说明泰戈尔和泰戈尔代表的东方文学作品当时所受到的关注。
在中国教育和学术新变革和新发展的大背景下，1924年，北京大学曾经设立过一个“东方文学系”。不过，限于条件，这个时候的“东方文学系”最后实际设立的专业只有日语和日本文学。担任系主任的周作人，虽然后来个人有“失节”的问题，但在学问，尤其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确实在当时乃至今天也还是一位很有见识，很有成就的学者。也是在这个时候，“东方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名称，在国内被广泛地接受。周作人，以及与周作人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其中包括鲁迅、许地山等，都大力倡导东方文学的研究，同时他们也身体力行，各有成就。鲁迅一度在北大任教，讲授文学方面的课程，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学的内容。
不过，在中国最早的，真正比较有规模，也比较完整的东方语言和东方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是北京大学在1946年设立的东方语文学系。当时季羡林先生从德国留学归来，成为东方语文学系的第一位教授同时兼任主任，教员中有阿拉伯语的马坚，其后金克木、于道泉、王森等先生陆续加入，再其后原在南京的国立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学系的教师并入东方语文学系，语种除了最初的梵语、巴利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到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前，已经增加到十多个亚洲语种。以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论，东方语文学系一度成为北京大学最大的一个系。此后东方语文学系的名称稍有调整，更名为东方语言文学系。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师们在做好语言教学的同时，很大的精力都放在东方文学，尤其是亚洲各国文学的研究上，东方文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古代经典以及当代文学作品，不少被翻译出来，同时还发表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十年“文化大革命”，让所有的学术研究中断。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让北京大学的东方文学研究重获生机，得到很大的发展。教师们翻译出更多的作品，有了更多的研究著作，其中成就最大的，首推季羡林和金克木二位先生。新时期，各方面又有不少的变化。1993年，东方语言文学系改名为东方学系，扩大了教学和研究的范围，但东方文学仍然是最主要的研究课题，同时新的研究，涉及更多的问题，不是“小文学”，而是“大文学”。在北京大学校内，1985年成立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后来改名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强调“比较”，比较所及，相当一部分也涉及东方文学。
1999年9月，北京大学组建外国语学院，东方学系并入其中，分别成为外国语学院建制下的阿拉伯语、朝（韩）语、东南亚、南亚、日语、西亚、亚非七个系。与此相配合，又建立了东方文学研究中心，2000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评审，成为全国高校百所重点基地之一。北京大学有关东方文学的研究工作由此大多由东方文学研究中心负责实施。中心成立至今，先后组织开展五十余项与东方文学研究直接相关的课题，召开学术会议，出版各类研究著作，包括《东方文学研究集刊》，每年举办以东方文学为主题的暑期学校，培养人才。时至今日，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内高校这一学科的代表性学术机构。
以上简要的回顾，只是想说明，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最初从北京大学开始，传统延续下来，历久弥新，至今依然活跃而具有充分的生机。过去的一个世纪，前辈们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新的世纪也已经过去了20年。这十多年间，就东方文学的研究而言，北京大学的教师又有了不少新的成果。这让人感觉鼓舞和兴奋。
但更让人鼓舞和兴奋的是，北京大学人文学部2016年决定创建“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集中出版北大人文学科教师的学术新著。“文库”包括多种丛书，其中一种是“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丛书”。人文学部主任申丹邀请我担任这一丛书的主编。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至今已经41年，自己的专业和研究又大多与东方文学有关，接受这个任务义不容辞。相信这套丛书能对促进北大东方文学研究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我很希望通过这一“文库”成果的不断面世，北京大学人文学科多年的学术传统能够得到进一步弘扬，学校的学科建设能由此取得更大的成绩。
（摘自“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丛书序言”，题目为编者所拟。）
本文作者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在国内及德国、法国、印度、瑞典、日本出版多种学术著作和发表很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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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出版社
《日本古代文学发生学研究》
严绍璗 著
ISBN 978-7-301-318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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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严绍璗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学术顾问。曾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日本文学与中日文化关系研究领域成就卓著，并享有盛誉。2010年获 “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授予的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终身成就奖(首届) ” ，2016年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授予的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首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