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及其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
摘要：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以苏联学者卢森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及之后的单卷本的出版为显著标志的。《政治经济学史》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体系结构作了开拓性的探索；较为完整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史过程和体系问题的基本观点；综合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学术形式及基本范式。《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和单卷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史，而且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都作出过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涵。
西方经济学界关于专门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成形于20世纪初。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也开始形成，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和之后单卷本的出版是其显著标志。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中的丰硕成果，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观的视界，对经济思想史的对象、方法和体系，以及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形式和基本范式等方面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观点和学理基础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是以苏联学者卢森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出版为形成标志的。这里讲的卢森贝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一是卢森贝等人撰写的三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史》，出版于1934年至1936年间。这是根据卢森贝在苏联红色教授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史的讲稿修改而成的，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体系形成的最为显著的标志。《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以重商主义为起点，结束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形成。二是卢森贝等人撰写的单卷本的《政治经济学史》，出版于1940年。《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是卢森贝计划写作的政治经济学史教科书的第一部分，“它所包括的时期是从古代世界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就是说，到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为止”（卢森贝，1959a:4）。
在《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中，卢森贝对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作了开创性的阐释。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对象问题。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卢森贝提出：“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就是政治经济学本身。”卢森贝这里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只是“狭义的”的政治经济学，即“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以“狭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特定的研究对象，使政治经济学史具有特殊的规定性。这就是：“这门科学是跟资本主义经济本身的发展同时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范围以内的一切思潮、倾向和学派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之一，是同经济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合而为一的。正是从这个观点看来，政治经济学才能够成为另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卢森贝，1959b:1）
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卢森贝认为，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同各种敌对的学说作斗争，揭露它们的阶级实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学说的历史，因为他们要阐明所批判的学说的动力，即揭示产生并支持这些学说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着的”历史科学，但不能以此代替“建立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史教程”的“要求”（卢森贝，1959b:1）。卢森贝指出，科学史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史应当阐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性”（卢森贝，1959b:12）。政治经济学史不只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历史，而且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整体产生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也只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史观，体现的也只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和学理依循的经济思想史范式。
在对政治经济学史对象的阐释中，卢森贝认为，在现阶段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呈现的总是之前政治经济学的已经完成的结果，而在已完成的结果里，发展的过程消逝了，人们看不到发展的经过阶段，也无法知道前后关键和转变情形。如价值论、货币论、剩余价值论等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对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在17世纪中叶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那里就已经存在，甚至在古代的亚里士多德那里，就能发现关于商品交换分析的思想萌芽。“但是，各种理论本身并没有直接说明它们的历史，即是说，没有直接说明它们的产生和逐渐发展的经过。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也就在于分析这个过程。”（卢森贝，1959b:1—2）
显然，经济思想史对经济思想过程的科学揭示，是经济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必然要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提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贡献的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马克思、恩格斯，2009b:298）。事物“过程”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对事物“过程”的历史探索，就成为把握事物本质和特征的路向。无论是在历史逻辑上，还是在理论逻辑上，或是在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上，实际上都是事物发展“过程”在思维进程中的再现。恩格斯晚年进一步提出把“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结合起来的问题，认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9g:548）。恩格斯提升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史过程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境界。卢森贝虽然没有能结合恩格斯这些思想来说明政治经济学史对象问题，但他还是在“分析这个过程”中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观的基本方法和学理依循。
从政治经济学史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之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有继承关系的。卢森贝引述列宁的论述说明，对这种继承关系作出科学理解是有重要意义的。列宁指出，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列宁，2009a:66—6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吸收和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积极因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扩展和张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庸俗因素，并使这些庸俗因素进一步“发展”和“深刻化”。最后，在基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观点的经济学说史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被“曲解和庸俗化”（卢森贝，1959b:3—4）。
在对政治经济学史对象问题的理解中，卢森贝还强调，政治经济学是随着经济本身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着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又同其它科学——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同一般方法论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过程表明，重商主义还只是朴素的经验论者；但重商主义崩溃时期的威廉·配第，就已经企图把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移植到政治经济学中来了；继配第之后的重农学者特别是这一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已经在经济观念整体上“以一定的社会学和哲学的观念——自然法和自然秩序的观念——为前提”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都是从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出发的，但他们“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前辈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卢森贝，1959b：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列宁，2009a:67）。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不但不能跟经济的和政治的利害相分离，而且也不能跟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相分离（卢森贝，1959b：7）。对政治经济学史中哲学和其他科学方法影响作用的关注，成为卢森贝对政治经济学史对象问题研究的根本结论。
第二，关于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方法问题。卢森贝认为：“马克思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个方法适用于一切知识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正是这样应用它的。但是研究的性质，以及一切科学所共有的这种方法应用于各个学科时所采取的具体方式，首先是受研究的对象决定的。”（卢森贝，1959b：7）在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方法上，既要把握适应于一切知识领域“共有的”唯物辩证法，也要形成与特定学科研究相适应的具体的方法，这种具体的方法主要是由特定学科的对象所决定的。
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是各种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观念及其历史演进。对政治经济学史家来说，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了解这些理论、体系和观念，他是根据自己所有的文献来了解这些问题的”，但这只是“初步的工作”；二是应该做的“真正的工作”，是阐明被研究的各派经济学说所反映的各种经济和政治的利害关系，而这些利害关系又取决于生产力和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状况（卢森贝，1959b:8）。卢森贝的这两个观点，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同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因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a:724）；也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列宁，2009b:161）。
卢森贝对当时已有的政治经济学史家的研究方法多有质疑。他认为，即便是当时“最认真的”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家”，在研究经济理论体系之前有时也会“做一个概论”，而说明那个时代的“概论”往往“变成了一个道地的大杂烩”，其中有一点经济、有一点政治、还有一点哲学及其他一些东西，“在这种'大杂烩式的概论’中，讲得最多的便是时代的'精神’，即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等的'精神’”（卢森贝，1959b:8）。
卢森贝所说的“做一个概论”是政治经济学史早期研究的一种现象。19世纪初，在欧洲的政治经济学界，“对学说史就表现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兴趣”（熊彼特，1992:4），反映这种兴趣的出版物主要有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在19世纪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概论》（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和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JohnRamsay McCulloch）182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①（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些经济学家在自己著述一开始“做出一个概论”，展示政治经济学家们“怎样努力发展这一门科学”（萨伊，1963:27—28），即对经济思想史作出最初的探索。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一章“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中，麦卡洛克在对“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它的重要性”问题论述之后，首先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为什么“后起和直到很近才引起小小注意”，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还没有被人视为综合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等问题作出探索。在麦卡洛克看来，古代的家庭奴隶制度和现代欧洲大学教育计划开始形成时的黑暗时期这两点，似乎有极大的影响（麦克库洛赫，1975：8）。在麦卡洛克生活的年代，欧洲高等学校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已经显现。1820年，麦卡洛克就在爱丁堡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1828年，他被聘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在熊彼特看来，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专业化的程度已在迅速进行”，同时“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开端”（熊彼特，1992:4）。麦卡洛克还提出，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诸如医学、化学、自然哲学和道德学一样，在“最贤能的”学者之间都会存在“分歧”，显然不能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推翻了前人关于财富的源泉与分配的理论而我们便怀疑他们的结论”，但是“政治经济学以前所沾染的错误，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稍许留意观察一下，就能看出政治经济学无疑地和任何其他建立在事实与实验上的科学一样，是能够得出其肯定的结论的”（麦克库洛赫，1975：10）。麦卡洛克把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已经“几乎完全不存在”错误的“科学”时，就自然地陷入了和斯密、李嘉图一样的对错误理论辩护的陷阱。对斯密，特别是对李嘉图理论的全力辩护，既成为麦卡洛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全部内容，也成为麦卡洛克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目标。
在卢森贝看来，这些政治经济学史家所说的“科学”，同“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党性等离开得远远的，他们对这些'恶魔’比火还要害怕”（卢森贝，1959b:8）。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突出政治经济史观中的阶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成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在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方法的理解上，“马克思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1959b: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曾经提到：“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2009c:429）在卢森贝看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完全应用了他对宗教史家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来推论相应的经济学说。例如，马克思是从商业资本的“现实生活关系中”推论出重商主义学说的。在对重农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等等的研究中，马克思“也无不应用这种方法”（卢森贝，1959b:9）。
在阐释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方法时，卢森贝还提出了经济学说史的内在连贯性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也研究每一种经济学说的逻辑结构，即实际材料在逻辑上的溶化程度。较健全的经济学理论比起不太健全的经济学理论来，在内部的连贯性方面，在逻辑的条理性和严谨程度上，都要显得优胜。研究者当然不应该疏忽这一点，但也不应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从不太健全的理论过渡到比较健全的理论是思想的自身的运动。”（卢森贝，1959b：9）卢森贝突出“现实生活关系”对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首位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由此而否认经济思想自身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当然，这种继承性和连续性，归根到底，还是建立在对“现实生活关系”基础之上的，是“现实生活关系”的理论及其历史演进过程的反映。
卢森贝还十分强调阶级意识在经济思想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存在的发展，决定着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即阶级意识——的发展。经济科学也就是这种阶级意识的形式之一，它的发展是实际生活中各种关系的发展结果。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科学不仅是阶级关系的表现，它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对经济思想历史研究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学，“既应该当作阶级关系的表现去研究，也应该当作影响这种关系的工具去研究”（卢森贝，1959b：9、9—10）。对经济思想史中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的理解和分析，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特征，也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学同其他各种经济思想史学的根本区别。
第三，关于政治经济学史体系结构问题。《政治经济学史》三卷体系结构，是卢森贝对政治经济学史体系结构理解的集中体现。
《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卢森贝，1959b）是对从重商主义者开始到李嘉图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从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重商主义的崩溃，到以配第为代表的古典学派的产生、配第以后经济思想的发展，再到重农主义学派，最后到斯密的经济理论、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等思想史过程。《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卢森贝，1958）围绕“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经济浪漫主义的产生”“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及其反对者”等经济思想演化过程展开。《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卢森贝，1960）是对李嘉图学派解体后政治经济学史的阐释，包括对经济自由主义、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经济学说的分析和批判。无论在理论体系的理解还是在具体学派和思想的论述上，《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对后来的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发展发生着长久的学术影响。
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史教程的任务在于阐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卢森贝，1959a:1）《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一开始就提出：“在古代世界里和在封建社会里，政治经济学还未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存在，可是即便在上述时代里，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作家和政治家也曾研究过经济问题。”（卢森贝，1959a:1）基于这一认识，《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是以“古代世界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的历史分析为起点的，这里包括了古代希腊的经济思想、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显然，《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已经突破“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范围，进入了“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范围。
《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强调，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相伴发展起来的。据此，卢森贝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前的政治经济学史分作三个阶段：一是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这是以重商主义为主要内容，是与中世纪的思想体系作斗争的阶段；二是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下半叶，这是重商主义的解体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阶段；三是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30年代，以斯密、李嘉图和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政治经济学说为主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这一阶段，随着古典学派宣告完成和庸俗经济学开始出现，空想社会主义也走上了舞台（卢森贝，1959a：1、2）。
与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相契合，《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分作六篇。这六篇依次是：古代世界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这实际上已经拓展了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对象及其体系结构。
《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较为完整地体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主要观点，特别是体现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史过程和体系问题的基本观点。
“科学史应当阐明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史应当阐明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性。”（卢森贝，1959b:12）在对《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的体系结构的阐释中，卢森贝提到，这一卷“共有十讲，包括从重商主义者开始到李嘉图为止的时期。这正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向前发展的时期；它通过古典学派达到了显著的高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卢森贝，1959b:1—2）。
在“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上，卢森贝认为，“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然而，这并不是一般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而是产业资本以前的那个特定时代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卢森贝，1959b:25）。卢森贝对古典学派“很轻视”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是“胡说乱道”的理论取向作了驳斥，提出：“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商业资本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最初的）阶段。这就是说，第一，马克思把重商主义学说看做是一种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即历史地被制约着的现象；第二，他揭示了重商主义的阶级本质，即它的社会政治内容。”（卢森贝，1959b:24）卢森贝对重商主义评价的这一基本方法，贯穿于《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的全部论述之中。
对重商主义的研究，卢森贝主要从重商主义作为“经济政策中的一个特殊体系”和“理论观点中的一种特殊体系”这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其研究的重商主义著述，主要是早期重商主义者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1581年出版的《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发达时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Thomas Mun）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在“重商主义的崩溃和古典学派的产生”的题目下，卢森贝对配第的经济思想作了专门的论述。卢森贝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史家轻视配第，甚至把他归入统计学者之列。在分析了他的方法和理论之后，就显示出马克思把他看成'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始祖’是正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配第还是一位重商主义者，但是这位重商主义者通过他的研究工作，不仅促进了重商主义的崩溃，（配第对于他的同辈给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建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配第的一般的宇宙观，是贯穿着重商主义的。他还跟较远的后代奉为经济学家'信条’的'自然秩序’的思想和经济自由的说教距离得很远”（卢森贝，1959b:86）。
在“配第以后的经济思想的发展”这一讲中，卢森贝对配第之后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的经济思想，以及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uart）等的经济思想作了探讨，集中于他们对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利润理论、人口论和工资论等问题的探讨。通过这些探讨，卢森贝得出了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结论：第一，在“重商主义崩溃时期，虽然没有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已经为这个体系提供了大量的要素。曾经搜集了不少的实际材料，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丰富的思想，并且对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论争”；第二，这一时期“不仅为古典派政治经济学建立了许多因素，而且也为庸俗政治经济学建立了许多因素。许多庸俗主义的经济学派时常到这个时期中去寻找他们的祖先，这不是没有缘故的”（卢森贝，1959b:121—122）。
在对重农主义者经济思想的探索中，卢森贝在对马克思称作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的祖师”的重农主义学派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重农主义的思想，尤其是重农主义者的方法，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领导权移交于产业资本——同时又跟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相适应着——逐渐地准备成功的。重农主义又反过来对整个经济思想的发展发生了影响；虽然所谓纯粹形式的重农主义，我们只有在法国才能见到。”（卢森贝，1959b:138）
斯密的经济思想是《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研究的主要内容，卢森贝对此做了专门且详尽的研究，其中无论是对斯密《国富论》的结构和内容的研究，还是对斯密经济思想的体系及其主要观点的研究，都成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典型观点。
李嘉图的经济思想是《政治经济学史》第一卷最后研究的内容，同这一卷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同对斯密经济思想的研究一样，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研究，也是卢森贝对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最有成就的部分。在对李嘉图经济思想的研究中，卢森贝特别关注李嘉图经济思想中的维护产业资本利益的立场和动机，即卢森贝所谓的“党派斗争”的倾向。卢森贝在比较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影响力时就指出，同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比较，李嘉图“以前的著作只不过是一个引子而已”，《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上使李嘉图成了经济学者中间的第一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次于《国富论》当年的影响，但是人们“对于这两部著作的作家所取的态度是完全不相同的：大家把斯密当作公认的经济学者，而把李嘉图当作党派的经济学者。各种集团的代表都曾经到斯密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而李嘉图则成了党派斗争的旗帜”。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及其主张的自由贸易、主张取消谷物税，以及所主张的议会改革等要求，使“他属于反对王权党政府的在野党中最急进的一派”（卢森贝，1959b:382）。
在说明《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的结构和内容时，卢森贝指出，“继第一卷末尾的李嘉图之后就提出和他正相反的人萨伊和马尔萨斯来是较为合理的。十九世纪初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发展到所谓最高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会这样得到最全面的说明。它的科学因素和庸俗因素各树一帜，自成一家，前者以李嘉图为代表，后者以萨伊和马尔萨斯为代表。一俟讲完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我们就进而研究前面说的西斯蒙第所标志的转捩点。而这又会为进而研究社会主义文献做好准备”（卢森贝，1958:1—2），最后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卢森贝对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过程和体系的理解，后来成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取向。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第二卷首先研究的问题，集中论述的是萨伊和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经济思想。卢森贝认为，“萨伊是和李嘉图正相反的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体系的科学因素，萨伊发展了它的庸俗因素。斯密体系中所有的弱点都在萨伊手里得到了'结晶’。了解萨伊的观点，确切些说，了解斯密体系怎样被萨伊加以庸俗的解说，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第一、萨伊还没有'死’；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大智慧都是从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吸取来的；一系列的现代理论，如利润论、工资论等等，都与萨伊的有关理论骨肉相连。因此，研究萨伊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意义。第二、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完全合乎规律的现象。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不是由于某一个理论家的想入非非或灵机一动，——庸俗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必然发展到的一定阶段。所以，这门科学的历史自然不能忽视庸俗经济学家”（卢森贝，1958:4）。实际上，卢森贝的这一论述，特别是他对庸俗经济学研究意义的两点说明，也同样适用于他对这之后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发展的总的评价；而且这些观点在后来的很长一个时期，也被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所接受。
“经济浪漫主义的产生”是第二卷接续研究的内容，主要论述的是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西斯蒙第是被列宁称作“经济浪漫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依循列宁的基本观点，卢森贝认为，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分析”得出的“一切独立见解都是不科学的，肤浅的，反映了他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列宁，2013:169）等等。卢森贝对西斯蒙第经济思想的概括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是两面的。作为批评家，他起有进步作用，为真正科学的即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扫清道路。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保护人，他使历史倒退，成为经济浪漫主义的鼻祖。”（卢森贝，1958:389—390）
“空想社会主义”是《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卷研究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克劳德·亨利·圣西门（Claude Henri Saint-Simon）、弗朗斯瓦·马利·沙尔·傅立叶（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以及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卢森贝认为，在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宣告终结，庸俗经济学基础奠定，经济浪漫主义已经产生。这个时代同时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给资产阶级社会以无情的批判，并把自己的理想同它对立起来”（卢森贝，1958:142）。在对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总体把握上，卢森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同与之“截然相反”的西斯蒙第的“理想”作了比较研究。这一比较研究是以列宁关于经济浪漫主义的一段论述为根据的。列宁提到，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者们“也是空想家，也是把自己的计划建筑在抽象的思想上。但是他们的计划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是从截然相反的观点来看待提出了'永恒的需要’问题的最新经济发展的。上述作家们预知未来，天才地推测出他们亲眼看到的旧日机器工业造成的那种'破坏’的趋势。他们注视着实际发展的趋向；他们确实超越了这一发展。西斯蒙第却背向这一发展；他的空想不是预知未来，而是复活过去；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他幻想'停止破坏’，即上述作家们从中获得自己空想的那种'破坏’”（列宁，2013:212）。这一评价成为卢森贝理解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把钥匙。
“空想社会主义”所包括的“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指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约翰·格雷（John Gray）、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1821年出版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皮尔西·雷文斯顿（Piercy Ravenstone）、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等。卢森贝引证恩格斯的一段论述，说明“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经济思想的共性。恩格斯认为，在19世纪“20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马克思、恩格斯，2009d:18）。卢森贝指出：“利用李嘉图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造福，这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上是往前迈进的一大步。固然，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那里尚未成为关于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科学，但是它在他们手中却已经开始从资产阶级的武器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没能使政治经济学从资产阶级的科学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著作为这种转变奠定了基础，在这方面，他们的功绩是非常巨大的。”（卢森贝，1958:391）
“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及其反对者”是第二卷最后部分研究的内容，主要论述李嘉图学派解体中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麦卡洛克、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和塞缪尔·贝利（Samuel Bailey）等的经济思想。卢森贝认为，李嘉图之后，庸俗经济学家分成两个“阵营”:一是“'反驳’李嘉图——当然不是在批判的和革命的形态上，而是在庸俗的形态上”；二是“解释李嘉图，即从他的体系中除去那些凡是能用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来加以说明的东西”，即“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资产阶级李嘉图主义者又分为“正统派”和“修正主义者”，穆勒和麦卡洛克属于前者，托伦斯则属于后者。作为李嘉图的批评者，贝利的批判“不同于那些基本上重弹马尔萨斯的老调的人们的批判”（卢森贝，1958:394、395）。
《政治经济学史》第三卷是对李嘉图学派解体后政治经济学史的阐释。一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分析。卢森贝认为，经济自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理想，庸俗经济学也是从经济自由出发，并为实现经济自由而斗争。但是，“古典派和庸俗经济学家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古典派应用在资产阶级眼光范围内可以达到的科学方法，力图揭露资产阶级社会的'生理现象’；因而他们奠定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恰好相反，庸俗经济学家把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它们的实质等量齐观，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多余的科学”（卢森贝，1960:3）。主张庸俗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有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学家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及法国的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师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巴师夏“把用自由贸易形式以实现经济自由主义，'看成’是实现'经济的和谐’”（卢森贝，1960:1）。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到，1848年欧洲革命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为两派，一派“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则“追随约·斯·穆勒”（马克思、恩格斯，2009c:18）。卢森贝在对巴师夏的主要经济理论评析后指出，以巴师夏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为代表的庸俗经济学的这两派，“对于以后经济科学更进一步的发展没有贡献；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不能越过他们。上述每一类作家都代表着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迅速走下坡路的一个特定阶段”（卢森贝，1960:106）。在此基础上，卢森贝对巴师夏及其经济和谐论在政治经济学史中的意义作了较为详细的评价。
从政治经济学史来看，卢森贝认为，巴师夏及其经济和谐论，“标志着通过古典学派庸俗成分分化为'特种经济学’而发生的庸俗经济学变形的最后不同版本。萨伊奠定了这种'经济学’的基础，而巴师夏把它完成。从萨伊到巴师夏，庸俗经济学总是和古典学派相联系的，古典学派的思想营养它，逐渐地使他们庸俗化，适合于'资产者的日常生活习惯’。但是上述庸俗经济学的变形，假'经济和谐’讴歌者口嘴说明了自己的最新发明，庸俗经济学以他为代表结束了自己生活的道路”（卢森贝，1960:106）。
在卢森贝看来，自巴师夏经济学之后，后来的庸俗经济学的发展不再利用李嘉图学说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成分”，不再与古典学派“相联系”，也不再接受古典学派的“思想营养”。卢森贝认为，“巴师夏而后，庸俗经济学已经再没有可谈的了，庸俗经济学的其他变形：穆勒、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现代各种流派提出新的理论。一些流派和古典学派处于不可妥协的敌视，其他流派企图使它和敌对它的体系折衷地结合起来。但是所有它们都和萨伊的天真与简单，和巴师夏的热情和热心是背道而驰的。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它的矛盾的尖锐化和定期的工业危机，阶级斗争和争夺市场的国际斗争的发展，迫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找寻另外的道路，创造庸俗经济学的新形式”（卢森贝，1960:106）。卢森贝对这一时期政治经济学史重大转折的论述，在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中，成为一种主流的观点，并在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二是对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分析。卢森贝认为，在这一时期，“作为起初反对重商主义，后来反对土地贵族的一个流派而诞生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其主要武器反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法国表现得最尖锐和最清楚，法国在30年代和40年代，社会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卢森贝，1960:1）。同时，法国各派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相对立，卢森贝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不同，他们不依靠古典的经济学。在法国居统治地位的，是庸俗的和辩护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它进行了全线的经常的战争，并且不使它和古典经济学有所区别。经济学家所支持和讴歌的一切，都受到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和责备。”（卢森贝，1960:112）这里讲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主要有圣西门学派、傅立叶主义、路易·勃朗主义和艾蒂安·卡贝（Étienne Cabet）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等。
三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的经济学说。卢森贝认为，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是他“小资产阶级矛盾的存在和意识最明显的体现（化身），他从这个立场来斗争，既反对私有制，也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它的斗争不外是小资产者不断的动摇”（卢森贝，1960:2）。在这一意义上，卢森贝认为：“小资产阶级的其他经济学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生活以及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社会意识的个别方面。蒲鲁东则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生活和意识的各个方面，因此他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卢森贝，1960:213）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并没有完成他对政治经济学史体系的完整阐释，如对19世纪50年代之后政治经济学史就没有涉及，甚至对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中一再提到而且应该包括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经济思想，如约翰·穆勒的经济思想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等早期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也没有涉及。但是，该书作为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第一部政治经济学史著作还是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中，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成为后来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之作。《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探索，在年代上延续到19世纪50年代就结束了。在《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中，卢森贝曾预告，要继续“叙明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史”（卢森贝，1959a:4），但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
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多卷本和单卷本出版后，对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发生着长久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立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说史研究的基础。1824年，麦卡洛克发表的以“论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A Discourse on the Rise，Progress, Peculiar Objects，and Importance, of Political Economy）为题的讲稿，对政治经济学史作出了粗略的阐释。麦卡洛克在这一讲稿的“前言”中提到，他出版这一论著的目的，是为了给政治经济学的学生们提供这门科学产生的原理的总的观点，为了提供这门科学已经作出的各种结论的最著名理论的显著特点，为了提供这门科学和政治学的区别，也是为了提供这门科学的研究对社会各等级和诸秩序的效用，还是为了用于他对这门科学的公共教学和小班教学的需要（McCulloch，1824:1）。
19世纪前半期，经济思想史在德国早期的历史学派中有了较为显著的发展。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威廉·罗雪尔（Wilhelm G.F.Roscher）和卡尔·克尼斯（Karl G.A.Knies）在经济学上注重历史专题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取向，被看作是后来成为稳固的“历史学派”的早期代表和“旧历史学派”的代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也称这三者为“'历史学派’的开山元老”（韦伯，2009：37）。实际上，当时他们三人之间既没有统一的“历史学派”的说法，甚至也没有通常的“学派”意义上的学术和学科探讨的特点。熊彼特认为，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他们与经济史的关联既不一致，与各个时代的经济学家的态度比较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熊彼特，1994：87）。在这三位学者中，只有罗雪尔在经济思想史上取得过突出的学术成就。熊彼特认为，罗雪尔的“大部分工作是属于学说史领域的”。例如，他在1851—1852年完成的《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史》、1867年完成的《论亚当·斯密学说的传入德国及其应用》和1874年完成的《德国国民经济学史》等（熊彼特，1992：5）。
20世纪初，经济思想史逐渐成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科，形成一批专门的经济思想史学家，产生了一批被称作“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或类似名称的著述。这些著述对政治经济学史作出专门的阐释。当时，最有影响的专门的经济思想史著述就是由夏尔·吉德（Charles Gide，也译夏尔·季德）和夏尔·里斯特（Charles Rist，也译夏尔·利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熊彼特认为，在20世纪初，吉德在法国撰写了那个时期最成功的教科书之一，又同里斯特一道合写了一部更为成功、至今还被广泛采用的《经济学说史》（熊彼特，1994:139）。
吉德和里斯特合著的《经济学说史》是20世纪上半期最为流行的，也是最有影响的专门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著述。到20世纪50年代，赵迺抟认为，这本《经济学说史》“从重农学派讲起，以迄于现代，分析详尽，批评正确，颇多独到见地，为思想史教材中最深刻之作品。唯二人分别撰述，各有体系，未免美中不足耳”（赵迺抟，2007：481）。王亚南曾列出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几种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史论著示例”，他指出《经济学说史》被看作是20世纪初“通行较广，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史界取得有较大声誉的论著”之一，但对该书作者把自己描述成不偏不倚的兼容并蓄史论家则不以为然。王亚南指出，在《经济学说史》中，“各个较有影响的社会经济学派别，都在该书中占了适当的篇幅。在他们的笔下，似乎各派各家都有些对，有些错。是非曲直的标准是什么呢？他们只给予了这样一个含糊的说明:'不问他是干涉派，自由派，保护政策派，自由贸易派，社会主义派，个人主义派，都必须屈服于具体的观察和科学的解释。’这好像也有些道理。但他们自己就没有遵循这个原则，举一二例来说罢，书中把主观主义的奥国经济学说成是古典派经济学的'复兴’，究竟是根据什么'具体观察’呢？把马克思资本学说中的关键论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别，一律说成是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究竟是根据什么'科学解释’呢？”（王亚南，1979）王亚南的这一评述，较为中肯地阐明了《经济学说史》的学术成就与偏颇。
所有这些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基于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观点。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的问世，实际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产生的标志。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而且在整个经济思想史学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和单卷本中，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也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史的基本问题、主要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其发展为基础，而且还突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思想轨迹，对17世纪中叶以后的经济学说史作出了系统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观的学术基础。
第二，综合了马克思提出的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形成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学术形式。
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呈现为两种主要的学术形式：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呈现的“双重结构”的经济思想史的形式；二是马克思在《反杜林论》的“《批判史》论述”呈现的经济思想史的形式。
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马克思按照《政治经济学批判》“六册结构计划”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开头部分。第一分册对“六册结构计划”的《资本》册第一篇“资本一般”的第一章“商品”和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作了论述。马克思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呈现了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逻辑序列的“双重结构”。
这一“双重结构”体现在两重标题上：一是以理论原理阐述为序列，即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第二章分作四节，依次为“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货币”“贵金属”；二是以思想历史阐述为序列，即“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一两重标题表明：第一章关于商品理论阐述之后，就是“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第二章“价值尺度”论述货币的价值尺度基本原理之后，就是“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对价值尺度作为货币基本职能时货币计量单位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等等。马克思把后者有时简称为“历史附录”，例如，马克思在谈到金属货币相对价值同价格的思想史研究问题时就提到，“以后将作为货币同价格的关系这一章的历史附录来进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1995:130）。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呈现的理论原理阐述和思想历史阐述逻辑序列，对《资本论》的四卷结构②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资本论》四卷中“双重结构”发生的变化只在于，体现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逻辑序列，由原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转变为现在《资本论》以卷为基本论述单元。
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呈现的第二种学术形式，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中得以呈现。1894年，在《反杜林论》第三版出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对第十章作了增补。在恩格斯看来，经过增补的“《批判史》论述”这一章，包含了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这一章是“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2009f：17）。
在“《批判史》论述”中，在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过程作了阐释。马克思提到，他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已经提到，“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c：422）。与此相联系，在之前的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就已经得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是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马克思、恩格斯，1998：445）的明确结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认为的“政治经济学史”的内容，这也是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多卷本的研究范围。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在经济思想史视角上，还要进一步拓展，要以古代对经济思想的一些认识为“出发点”，“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2009f：240）。在这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史的形成同经济思想史的形成作了区分。古代社会所有的对经济学“原则”和“定理”现象的“见解”等，实际上是经济思想史的“出发点”。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历史的评论”的意义上对经济思想史形式作出了突破性论述。马克思提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1972：367）③马克思区分了他提出的经济思想史的两种形式：一是以“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中体现为从经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上升的序列的形式；二是以“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这是对17世纪中叶以来政治经济学史研究或者是对古代社会以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形式。
以“自行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理论原理阐述后续的思想历史的阐述，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思想史。“历史路标”形式的经济思想史，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的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研究主题，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线。
显然，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多卷本在对政治经济学史各个发展阶段中主要理论和范畴的“评论”中，注重于对“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体现了马克思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的学术精神和思想内涵。就此而言，卢森贝对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他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中，更多地借助于马克思在《反杜林论》第十章的经济思想史的形式，从更为长久的经济思想史的视域，对政治经济学史的“历史路标”作出更为展开的论述，体现了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特征。
第三，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域，展现了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视界。卢森贝从政治经济学史上，对整个经济思想史的基本特征作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史观的阐释。经济思想史是以经济思想的演进及其过程特征和内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经济科学的分支学科。经济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是以经济社会形态的一定发展和以经济思想的一定发展为背景和前提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而经济思想则是经济思想史的直接内容和构成要素。
从学理上看，经济思想史在广义上是对经济科学中诸如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说史（history ofeconomic theory）和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等学术形式的总的、也是一般性的概括。经济思想史在一般性意义的概括，是对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学术形式共性的概括，也是对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等各自特定内涵的认定，特别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段及思想过程上联系和区别的认定。
卢森贝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学史的研究，不仅在《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的标题而且在三卷本的具体内容上，都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过程为对象的。当然，在20世纪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或经济思想的统一的概念，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概念。卢森贝确立“政治经济学史”的对象，是以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主旨的经济思想史，是与马克思对17世纪中叶以后政治经济学学说演进、学说流派嬗变研究的基本观点和主要理论相一致的。
在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形式上，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中遵循的是政治经济学史的方式。但是，在同样的以《政治经济学史》为名的单卷本中，已经呈现了“经济学说史”甚至“经济思想史”的学术形式。在《政治经济学史》单卷本中，卢森贝是从“古代世界和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开始叙述的。在这一叙述之初，卢森贝就初步区分了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和政治经济学及其历史演进的涵义。
卢森贝认为，以资本主义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以重商主义者为起端的，但是，“经济现象一向引起人类先进智慧的注意，而在古代世界里，经济思想甚至达到相当高度的发展”。在其中，像“柏拉图尤其是亚里斯多德这样的思想家的经济观点，都曾对以后各时代经济思想的发展起过巨大影响”（卢森贝，1959a：5）。在卢森贝看来，把亚里士多德称作“政治经济学之父”显然是“不对的”；但是，“在各经济形态的经济思想的发展中有着继承性甚至连续性，这点也是不应该否认的”。相对于“经济思想”就有“经济思想史”。因而“我们讲经济学说史便从古代世界的经济思想开始”，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还存在一个“从古代希腊的经济思想过渡到以后各时代的经济学说”（卢森贝，1959a：5、7）的思想史时期。
卢森贝在《政治经济学史》三卷本和单卷本中所表达的经济思想史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学者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同时，中国学者在政治经济学史研究基础上，对经济思想史整体上作出了拓展性的、创新性的研究，不仅对政治经济学史，而且还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观的重要内涵。
依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观看来，从经济思想史整体上看，“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这三种学术形式，在“研究对象”和“具体内容”上具有“大致雷同”和“取舍上略有出入”（陶大镛，1990：3）的学术特征和学理依循。
一是“政治经济学史”，是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后的经济思想发展史。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2009c：422）。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史”的著述，“一般起自重商主义，包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跨的历史时期较短”（陶大镛，1990：3）。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由陈岱孙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下册就属于这种学术形式。
《政治经济学史》上册一开始就提出：“西欧重商主义产生于十五世纪，全盛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瓦解于十七世纪下半叶。重商主义瓦解的时期，正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兴起的时期。”（陈岱孙，1981：1）重商主义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是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最初的政治经济学说；重商主义以前，“不可能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因而也不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范围。当然，重商主义尽管是政治经济学史研究的开端，但它本身还“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经济科学”（马克思、恩格斯，2009e：375）。
二是“经济学说史”，在研究时间段上较“政治经济学史”更为长久，它“虽也涉及古代部分，但通常限于较有系统的'一家之言’，并不包括片断零碎的某些经济观点”（陶大镛，1990：3）。这里讲的“经济学说”，指的是具有某些片断性的经济观点和经济思想，或者是多少构成经济思想体系的经济观点。由于对“经济学说”所谓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有的经济思想史时间段起点较晚，接近于政治经济学史的开端；有的经济思想史时间段起点较早，接近于经济思想史的开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20世纪60—70年代出版的，由鲁友章和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属于这种学术形式。
《经济学说史》上册开篇提出，经济学说史是研究原始公社制度后各个社会形态中各个阶级的经济学说发生和发展的历史（鲁友章、李宗正，1965：1）。该书进一步指出，在西方，最早出现的经济学说是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经济学说，其中有一部分见解在历史上成为后来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理论出发点。在这一意义上，研究西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学说和研究近代政治经济学史，都有必要追溯到古代希腊经济学说的发展情况（鲁友章、李宗正，1965：3、4）。循着这一思路，《经济学说史》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对经济学说的初步探索为起点的。
三是“经济思想史”，它是“阐述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观点，经济思想、经济学说的发生和发展及其相互联系的历史”（陶大镛，1990：1）。在研究时间段上，经济思想史最为长远，也较为宽泛。经济思想史在其开端上可以是一切有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它可以体现在论及经济问题的各种典籍文献中，甚至反映在古代其他各种历史和文化作品之中。但实际上，真正涵盖这一过程的经济思想史著述实为罕见。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由陶大镛主编的《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就是属于试图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学术形式。
《外国经济思想史新编》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一般上溯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包括各个历史时期各个代表人物、各个学派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以“外国经济思想史”为题，希望“全书包涵的内容较宽”，能“跨越各个历史时期，涉及从古到今的各个代表人物和主要流派，不仅超过一般'政治经济学史’教材所沿用的时间界限（上限和下限），并且在一般'经济学说史’教材的基础上”扩充更多“新的篇章”（陶大镛，1990：3）。该书尽管没有能按照这一构想实现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但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对“政治经济学史”、“经济学说史”和“经济思想史”的这些理解，是我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基本认识。杨致恒（1991）曾提出，政治经济学史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叙述，理所当然地只能把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作为自己的起点，没有必要把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包括进来。所以，关于资本主义以前，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主的经济学说到封建主义的宗教法典学者，异教和农民起义等经济学说，也就不应属于政治经济学史的对象，只应是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内容。与此相对应，经济学说史应比政治经济学史有更广泛的内容和范围，它应该包括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主要阶级的经济学说。同时，经济学说史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但二者不能等同。这种差别就在于经济思想史比经济学说应有更广泛的内容。经济思想是极为多样的，它的材料来源也是庞杂的，经济思想可以反映在各种文学、艺术作品记载上，也可以反映在历史文物等形象上，只要可以发现的经济思想的材料，就可以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经济学说史则不同，它的研究对象要求有更高水平的对经济现象的认识，即不是任何一种经济思想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而应该是多少构成经济思想体系的经济观点才是它的研究对象。
出版于2003年的由蒋自强等合著的《经济思想通史》，对此作出了类似的界说。在对“经济思想史”的理解上，该书提出，一般来说，经济思想是指一切有关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包括古代未系统化的经济观念、见解和主张，也包括以后各个时代所产生的系统性的经济学说。因此，经济思想史包括系统性的思想和非系统性的思想，它所涉及的范围最为广泛。对于“经济学说史”来讲，经济学说指的是“一切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经济思想”，因此“经济学说史所涉及的范围要小于经济思想史”。至于“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学史”，由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指的是“特定时期有特定研究对象并具备一定体系的经济学说或经济理论”，因此“政治经济学史或经济学史的范围又要小于经济学说史”（蒋自强等，2003：1）。这一见解与前述陶大镛（1990）的阐释基本上是一致的。
卢森贝的《政治经济学史》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的影响是长久的，也是多方面的。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还是认为，苏联学者卢森贝所著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1940年初版），对于我国高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课程的讲授和教材编写，曾经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陶大镛，1990：3）。
注释：
①商务印书馆于1975年出版了由郭家麟所译的此书，将作者译为约·雷·麦克库洛赫，后又多次出版。
②前三卷为理论原理阐述，第四卷为思想历史阐述序列的形成。
③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这一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被译作：“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2004：417）在这里，“历史的评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的“自行批判”改译为“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的“历史路标的形式”改译为“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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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199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14]马克思、恩格斯，200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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