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法国小说之父——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年～1850年），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1834年，完成对《高老头》的著作，这也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是个真正的农民，他父亲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年代离开家园，曾任管理军粮的官吏和杜尔市第二副市长，在这社会大变动时期上升为富裕的资产者。由于他的父母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所以在巴尔扎克还没有满月时便送给了乳母寄养，只有在礼拜天才能与家人团聚。巴尔扎克排行老大，其后还有弟妹三人。但因为长期在乳母家寄养，所以他的童年既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抚，也没有得到多少欢乐。他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是任何人命运中所不曾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在巴尔扎克中、小学时期，法国社会虽然经历着重大的变革，但在教育方面却非常落后，所以他主要是在半军营式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1816年11月，巴尔扎克考入大学法律系。法科学校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巴尔扎克读大学期间，父母为了让他尽早熟悉未来职业，曾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几年的见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繁荣景象下的罪恶，为未来的创作积累大量素材。

1819年1月，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但也是同年，他拒绝了家人为他安排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位，而坚持要走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他几乎足不出户的奋战一年，完成了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然而结果却令自己大失所望。法兰西学院的一位院士看过剧后表示：“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曾以各种笔名为书商炮制和撰写流行小说，以维持生计。当然，这些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性作品不会给他带来所期待的荣誉，后来他甚至否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笔。随后，为了给自己的严肃创作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

1822年正当巴尔扎克倍受冷遇，痛苦绝望的时刻，结识了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对宫廷的生活，交际的秘密和妇女的命运十分熟悉。贝尔尼夫人比巴尔扎克大22岁，具有完美的娇柔感，高雅的谈吐，沁人肺腑的同情心，以及慈祥的母爱。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巴尔扎克，使巴尔扎克感受到从小没有领略过的母爱般的温情。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尔扎克把她称为他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

从1825年开始，他先后尝试过出版业，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四年的商海沉浮，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最后，母亲出面替他还债。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放弃，重新进入文学创作。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在他的笔下转化为成功的创作素材。这时巴尔扎克决定要在文学上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就。他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仑塑像，在塑像的剑鞘上刻下字句：“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年）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年～1848年）。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1830年4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然而，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法国于1791年颁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1833年8月1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他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于是，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公开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他们自身。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利，在于对他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他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1777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

1848年1月，巴尔扎克启程回巴黎去准备他们的新家。9月底，他前往乌克兰，只是他对维埃曹尼亚已不再激动，事实上德·韩斯迦夫人和女儿对他也漠不关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这么多年高强度工作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也来讨债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患了脑炎、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他的生命已经步入最后的衰竭期。

经过了漫长的追求与等待，德·韩斯迦夫人终于同意结婚了。1850年3月14日，德·韩斯迦夫人以怜悯之心愿意满足巴尔扎克长达十几年的愿望。在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的圣·巴巴拉天主教堂，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新婚夫妇，只有两位证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一个多月后，他们启程回法国。这次旅程对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是灾难性的。当他们终于回到巴尔扎克精心布置的爱巢时，他已经无法再踏上台阶，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老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

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巴尔扎克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在他生命的尽头，陪伴他的只有给了他一生痛苦也帮助了他一生的母亲安妮·夏洛特。依照巴尔扎克的遗愿，他的灵柩将被安放在拉雪兹公墓。

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上半个世纪，经历了法国历史上的三个时期，即拿破仑的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1799年～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时期（1815年～1830年）和七月王朝。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是这个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那部分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极不完善，加之统治法国的是这样一个主要靠金融投机起家的集团，因此它“经常地损害和威胁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毒化了整个社会风气和道德，以至“上至宫廷，下至低级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的卖淫，一样的无耻欺诈，一样地贪图不靠生产而靠欺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结果，不只是劳动人民，就连一般中等资产阶级都对七月王朝的统治极为不满。与此同时，1831年、1834年里昂工人两次暴动，1848年巴黎工人“元月起义”，无产阶级日益显示了强大力量，劳资矛盾越来越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又使资产阶级深感恐怖，因此他们不像当时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主张人民革命，而仅只是要求改良。

这样一个历史条件对巴尔扎克的世界观的复杂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经济上，他激烈地反对为金融贵族所鼓励的金钱投机和金钱的无限威力，希望法国有个强大的“工业波拿巴（拿破仑）”，并且学习英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重视生意，给国家生产寻找出路开辟出路”。在政治上，他激烈反对为金融大资产阶级所控制的七月王朝，说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些私生子式的下流政府”，他要求法国有一个能压制金融大资产阶级和消除工农革命的强有力的政权，在这个政权中，“中层阶级是国家的真正权力所在。”在哲学上，他有时对唯灵论的倾向，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天主，不进教堂，但主张宗教统治，认为宗教能遏制人的情欲。在一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他信奉“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这都说明，巴尔扎克在世界观方面本质上属于当时小资产阶级的进步行列。

巴尔扎克的创作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1829年至1834年，是巴尔扎克创作的第一阶段，也是《人间喜剧》的酝酿阶段。这一阶段他共发表小说42篇，其大多数中短篇精品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如1830年发表的《猫打球商店》《苏镇舞会》《长寿药水》，1831年的《玄妙的杰作》《红房子旅馆》，1832年的《夏倍上校》《图尔的本堂神甫》等。长篇小说《驴皮记》和《欧也妮·葛朗台》也是这一阶段的重大成果。然而对于巴尔扎克而言，这一阶段意义最重大的事件是他完成了《人间喜剧》的宏伟规划。他决定将自己的所有作品系列化。起初，他将这个庞大的作品框架命名为《社会研究》，后因受但丁《神曲》（原名直译为《神圣喜剧》）的影响改为《人间喜剧》，下设“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三个部分。巴尔扎克想把人世间的一切纷争角逐、悲欢离合喻为人生大舞台上的一个个场景，一幕幕悲喜剧。

从1835年发表《高老头》开始，巴尔扎克进入创作生涯的第二阶段，即有计划的为《人间喜剧》进行创作的阶段。《高老头》无疑是这一阶段最出色的作品，小说真实的展示巴黎社会的方方面面，揭露金钱侵蚀下的人性的罪恶。这一阶段，巴尔扎克共发表16部长篇，10部中篇和8个短篇。包括《夏娃的女儿》《古玩陈列室》《搅水女人》等等。其中发表于1839年的《幻灭》是继《高老头》之后的又一部杰出作品，小说对新闻出版界的批判和揭露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围攻和笔战延续了数年，乃至此后巴尔扎克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要遭到新闻界恶意的攻击。1841年末，巴尔扎克和出版商正式签订了16卷本《人间喜剧》的出版合同。他早年的所有作品都被汇编于其中，构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

从1842年开始，巴尔扎克的创作进入第三阶段，即系统出版《人间喜剧》的阶段。他一边修订、汇编旧作，一边不断补充新作。反映庄园经济解体的《农民》是本阶段的重要成果。人间喜剧以每年三至四卷的速度出版。至1846年9月，16卷本已经出齐。1846年秋至1847年春，他又发表两部长篇《贝姨》和《邦斯舅舅》，这两部作品补编为《人间喜剧》第十七卷，于1848年出版。至此，一部由90余部小说构成的《人间喜剧》已经基本完成。

为完成《人间喜剧》庞大的创作计划，巴尔扎克夜以继日的连续工作20年。他经常每天晚上6点钟上床，半夜12点起床，披上圣多明各式的僧袍，点起四支蜡烛，一口气工作16个小时，只有在早上7点时沐浴，稍作休息，出版商这时会派人过来取得稿件，在1834年11月间，一天要写20个小时。巴尔扎克的传记作家George Saintsbury说过，“没有谁可以说清楚他到底是在生活还是在写作”。他文思泉涌、疾笔如飞，几十万字的《高老头》竟是三天内一气呵成，《乡村医生》只花了72小时，《赛查·皮罗多》是25小时内写成……。巴尔札克又常兼任校稿员，一部书稿要修改六七次，大刀阔斧，随心所欲地改动，直到满意为止；有时还会要求更改出版后的内容，出版商因此增加开支，二者偶起争执。一部200页的书，校样合计起来往往都在2000页以上。巴尔扎克既不抽烟，也不酗酒，但为保证写作时清醒，巴尔扎克嗜浓咖啡如命，白天一有空，便到巴黎街头购买咖啡豆。咖啡里既不加牛奶，也不加糖，足以苦到让胃麻痹，他曾说过：“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有专家统计过，他一生大约喝了5万杯浓咖啡。加上他一生受到债务问题的困扰，时刻受到高利贷者和出版商的追逼，经常被迫逃离住处躲债，巴尔扎克的健康从40岁之后就每况愈下，50岁之后已经重病缠身了。

巴尔扎克一生有许多梦想，跟有钱的贵夫人结婚便是其中之一，24岁的巴尔札克曾与年届44岁的贝尔妮夫人相恋，当时巴尔札克一文不名，夫人常接济他。贝尔妮夫人据称是唯一真正爱巴尔札克的女人。他成名后出入法国上流社会沙龙，在巴黎有几处住宅和别墅，出门坐最华丽的马车，仆役都穿制服，他跟许多情妇有染，并育有数名私生子，还向女友、情妇们借钱还债。一旦身上有钱又随便乱花，醉心于豪华的排场，他的母亲向他借钱，巴尔札克却吝于借出。1850年3月，他在俄国和相恋已久的韩斯卡夫人（Eveline Hanska）结婚，婚礼之后两人返回法国。巴尔扎克在途中病倒，双目几乎失明。5月抵达巴黎时已经一病不起，昏迷中他呼唤《人间喜剧》中奇迹人物毕洛安·霍拉斯的名字：“假如毕洛安在这儿的话，他一定会救我的！”8月18日晚上11点半，巴尔扎克去世，结束他辛劳的一生，《人间喜剧》已完成91部。三天之后，在拉雪兹公墓举行葬礼，前来送葬的巴黎市民行列绵延好几条大街。法国著名雕塑家罗丹亲自为他雕塑半身像。他死后不久，夫人与一位绰号“灰虱”的画家同居，但仍替巴尔扎克偿还所有债务，并为他出版全集。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他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把戏剧、史诗、绘画、造型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技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

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并表达人物性格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他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逐年描绘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他所创造的人物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吕西安、贝姨、伏托冷等等几乎已经成为文学史不同类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样板形象，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物虽然都很典型，却并不如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一样僵化，而是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