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的人

1994年11月初，鲁西北平原那座曾被称为“东昌府”的小城的西北方向，聊城师范学院三个院系的新生正在军训。

训练到下午五点半，学生们拿着小桶去打饭菜，一个宿舍是一个班，拎回来再给各人的搪瓷缸子盛上。吃完饭并不代表中文系的学生到了休息的时候——他们还要写读书笔记。但读书笔记写完交上，就可以洗洗袜子吹吹牛，看看家乡方向的云彩了。

在这一排新兵蛋子住的红砖青瓦房东头，住着担任九四级中文系四个班辅导员的，钟美兰老师。她从各间宿舍门口逛一圈嘱咐班长几声要政治学习，就回宿舍去批改我们的读书笔记。

钟老师是广东梅县人，听说是马拉西亚归侨。1994年，她已经57岁了。这年的11月，她跟随自己四个班近一百六十号人来到这片几乎荒无人烟的军训基地，跟班训练。有一天晚上，经过她宿舍窗前，门虚掩着，小台灯黄黄的光晕笼罩着钟老师。眼镜推在额头上，她身子俯得很低，在我们的读书笔记上写写划划。然后我们看见她拿起卫生纸擦擦鼻涕，继续划划写写。这个老人感冒了。她当然有药吃。只是没人去问候她。我们倔强地走开，而这倔强让我们几个终怀愧疚。

我还留着20多年前钟老师批改过的读书笔记。在我写的《读〈茶花女〉有感》这篇短文下面，是钟老师用红色圆珠笔写的批语：个人悲惨的命运与时代和制度有很大关系。你读到到的不仅是门户不当的爱情，很不错。时间远久，笔迹依旧，只是当年鲜艳的红，如今晕在纸上，多少有些泛黄，一如那晚的灯光。

钟老师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大，还教我们中教法。在这样的学问面前，母亲无话可说，她批改不了读书笔记。母亲当然也会读报写字，而且写得比现在很多高中生都好看。只是她的“拿”写成左一个“合”右一个“手”。每月母亲从邮局寄生活费，汇款单附言栏总不空着。她用蓝色圆珠笔写上：“儿子，下次再多寄于你。”学会我教她的“I miss you”，她就在附言栏最下方再加上这句英语。

在邮局汇兑过钱，和齐齐撕下的附言栏一起拿回学校，是最幸福的日子。有一次回家我问母亲：“你写的字怎么歪歪扭扭的了啊，是手着凉了吗？不如原来好看了！”母亲笑笑说：“没有没有。邮局的圆珠笔不好使。”原来，邮局的笔是用纸卷起来透明胶粘住，一根笔芯做的。

这些汇款单的附言栏，我都留着呢，连同岳母给外孙钱时包裹在外的字条，都留着呢。这些笔迹也晕开了一些，像一小片蓝色的海，冰心的“纸船”漂浮远去的那一片海。

1998年，我回家乡工作。问了两所高中都不需要，就来到现在的工作单位。办公室管人事的李主任也是教语文的，听说我读汉语言文学教育，就拿一张稿纸，递过钢笔，让我写几个字。很惭愧，我已经忘记自己写了什么。但从李主任的笑容可以看出，他是满意我写字基本功的。我是看见学校宣传栏里有中学时期认识的孔校长才来的，李主任听说就领我去校长办公室了。孔校长拍着我的肩膀说，“你都毕业了——来我这里吧！”这所学校接受了我，我一直在这里工作，中间有过一次离开的机会，我没有选择。

我知道被留下来当然不是因为那几个字，但全不是吗？每一个字，都是一小块生铁。每写一次，就被擦亮一次。写得多了，生铁都会熠熠生辉。擦拭者和写字的人一样，都值得尊重。

早年的文人学者书信往来，留下了不少智慧和温情。晚清许思湄的《秋水轩尺牍》计二百二十九篇，或庆吊，或请托，或劝勉，或辞谢，或借索，或允诺，尽是作者与他人往来应酬的书函，发乎情而止乎礼，字字出于本心。较之名家的庙堂策论，道德文章，多出许多本真可爱。香港的董桥就喜欢收藏古今名人信札。

我工作第一年要签到，每天三次，一张表格放在年级办公室桌上。我和办公室徐老师一起琢磨设计自己的名字，怎么写才好看，也偷偷模仿别的老师的签名。现在不用了。有人说，现在是个靠脸吃饭的时代。刷脸签到，印证了这个观点。

我想，不写字的人，是在任凭灰土掉落，朽腐生铁，埋葬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我给你写你给我写，彼此擦亮照耀，那是多么惬意和幸福的事啊。

致敬，每一个写字的人。也致敬，那个时代。

（感谢聊城大学李永辉老师提供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