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的文明,冷兵器时代的北方游牧民族,为何百战百胜?

中国古代漠北、漠南的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等,人数少,经济文化较中原,中亚和东欧落后,但他们在对这些地区的战争中却常常取胜,马蹄所至,俯首称臣,蒙古族甚至统治了整个中原,并把权力延伸到中亚和多瑙河下游地区。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战胜比自己更加富强的国家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件事。

北方游牧民族

磨刀不误砍柴工——精湛的冶铁技术

当北方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的物质文化要么已进入铁器时代,要么就是已经掌握了冶铁的技术。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这一点。匈奴人在公元前3世纪兴起时,已进入铁器文化时代,这从近数十年来在蒙古国境内的匈奴墓葬出土的大量铁器,获得了证实。(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对匈奴的各项先进技术做了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点击下方链接查看)

隋唐以前的突厥人本来就是柔然族的铁工,“工于铁作”,为柔然统治者提供铁器生产服务,因此也被称为“锻奴”。西突厥人也曾向东罗马帝国的使臣蔡马库斯售铁。12世纪末兴起的蒙古人,很早就懂得熔铁。《元朝秘史》记载蒙古人打铁时使用风箱,有铁制的铸、斧、锯、凿、刀、剪,针、锥等工具。此外还有铁锹、铁索、铁甲和铁车,后来又出现了专门的铁匠。

影视剧中的突厥铁匠

铁器文化使各族的社会生产力跃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不仅畜牧业大为繁盛,而且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又使个人的生产和私人的占有疾速地发展起来,从而强烈地破坏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生产关系,使之转为奴隶社会,并为它们的强盛提供了物质的前提。一次你匈奴冒顿单于最初建国时,“控弦之士”30余万,公元前200年在平城围攻汉高祖刘邦时,有骑兵40万。

突厥的木杆可汗亦有骑兵40万,佗钵可汗控弦亦数10万,沙琳略可汗亦有骑兵40万。游牧民族日常生活都是食肉、饮酪、衣皮革、被毡裘,若非畜牧业发达,不足以供养如此众多的兵。

契丹骑兵

契丹人也是“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道酪。”蒙古人的牲畜“千百成解”,早在10世纪后期,成吉思汗的八世祖母莫架伦,“她的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她所坐的山顶上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遍地畜蹄”。12世纪末蒙古崛起时的“十三翼之战”,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双方各出兵3万。

游牧民族的骑兵通常一人数马,《蒙挞备录》载:蒙古人“凡出师,人肴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黑挞事略》亦载:蒙古人“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可见蒙古人的马群数量庞大,这也反映了其具有发达的畜牧业。蒙古骑兵不仅一人数马,而且一人另有数羊。

“糙人,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故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首羊群也。”——《蒙挞备录》

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并建立蒙古汗国之后,其畜牧业以及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国力空前强盛。正因为北方各游牧民族兴起时,都已掌握了冶铁的技术,并有了发达的畜牧业作为经济基础和物质前提,所以它们才能利用铁制的兵器武装自己的骑兵,然后跃马弯弓,驱驰于大漠南北,并把军事力量侵入中原、西域、中亚以至多瑙河下游地区。

成吉思汗

军事制度的优势——牧兵一体的军事组织

大漠南北游牧民族的社会形式,大都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即牧民平时为生产劳动者,战时则为战斗的骑兵。《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人“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曾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就反映了这种社会结构。10世纪兴起的契丹及其后继起的蒙古也是如此。《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人“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间暇则以田渔为生”。《元史·兵志》也载,蒙古人“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全为兵,十人为一牌,设牌头,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

6世纪兴起的突厥,虽然不常出现在史料记载中,但从后突厥大臣雌欲谷对瑟伽可汗的一次谏辞中,仍可看出突厥社会组织的这个特点。其辞曰:“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一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所谓“人皆习武”,也就是匈奴人“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意思。

突厥骑兵

《新唐书·西域传》载,碎叶川有数万突厥兵,“耕者皆揖甲”。由此可以看出,突厥人既是闲时的劳动者,又是战时的士兵。大漠南北各游牧民族的社会形式的这个特点,不仅使各族军队结合得十分牢固,而且,由于兵民合一,战士平时不脱离生产劳动,战时又能立即上马战斗,所以他们不仅随时可以对邻族发动进攻,同时也能有效抵御邻族的突然袭击。

这种军队编制就是部落兵制,它是建立在具有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各级军事首长都是各氏族部落的酋长,与士兵俱有或亲或疏,或近或远的血缘关系,因此官兵之间的隶属关系往往被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所模糊掩盖,故在作战时,能够达到行动一致,进退神速,指挥起来也非常便利,战斗力十分凶猛和顽强。

影视剧中的部落骑兵

刚才提到的唯欲谷,说突厥人因“人皆习武”,所以即使唐兵数量多,也施展不开,可见这种部落兵制在战斗中确实能够起到克敌制胜的重大作用。

生活在13世纪对成吉思汗西征作了详尽报道的史学家志费尼,在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曾描述过蒙古军队的作战情况。他说:“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队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象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它许多有用之物。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式所需向前杀敌。”

氏族部落

由于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即使有时战争失败,军队被击溃,氏族部落被冲散,这些游牧民族也能在散乱或被击溃之后,很快又把队伍集结和恢复起来。汉武帝元狩四年,匈奴伊稚抖单于被汉将卫青击败,率壮骑数百突围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但不久伊稚斜利用部落兵制上述特点和优点,很快就“复得其众”。

公元前206年前后,东胡族被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落联盟瓦解,但乌桓与鲜卑两部仍以其血缘关系之故,按原来的氏族部落各奔一方,最后乌桓部奔于乌桓山,鲜卑部奔于鲜卑山,分别成为乌桓族和鲜卑族。

隋文帝开皇三年,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大可汗)怒阿波可汗(小可汗)附隋,留在塞上,遂率众袭击阿波可汗的牙帐,留守牙帐的兵众全被击溃,所属氏族部落亦被冲散。及后阿波从塞上还,无所归属,乃西奔达头可汗,达头可汗拨给阿波一部分兵力使他东返。阿波也是凭着他的部落兵制关系,很快就把原有的氏族部落和兵众重新招集起来,史载当时“其部落归之者将十万骑”。总之,部落兵制能使军队具有坚韧的战斗力,坚不可摧。

激励士气的奖赏制度——均分战利品

当大漠南北各游牧民族兴起的时候,他们的社会大多已进入奴隶制或处于奴隶制形成的过程中。各族成员为了扩大自己的畜牧业经济,需要不断补充劳动人手,且因手工业落后,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上的需求,邻族的财富便成为各族成员的刺激物,因此在上层统治者的操纵下,以武力俘虏邻族人民做奴隶和掠夺邻族的财富,便成为各族发动对邻族战争的主要动力。

原始社会共同生产和共同分配的遗风所造成的战利品由战士们均分的习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当统治者发动掠夺战争时,战士们会误以为这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因此,战士们在作战时均奋不顾身,如匈奴人作战,“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后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以为奴脾。故其战,人人自为趣利”。

公元4世纪末兴起的柔然也有在作战时“先登者赐以虏获”的军法。突厥人的习惯是“抄掠资财,皆入将士”,“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且因这种习惯行之既久,在社会中已形成一种习惯法的效力,如果有谁敢于违反它,就将遭到大众的反抗,如642年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就因企图独吞战利品而遭到部下的袭击,最后被迫出走。

这种均分战利品的激励奖赏制度,让北方游牧民族战斗起来特别勇猛,因此也造成了北方各游牧民族在南下和西侵的过程中,掠夺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为奴隶,每次战争动辄以千万计,掠夺财富数不胜数的结果。

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机动灵活的战术

匈奴人“善为诱兵以冒敌”,并利用骑兵运动迅速的优势,急进急退,其见敌则逐利,如乌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因此匈奴人在战斗中往往能够克敌制胜,最差也能达到掠夺的目的。再加上各族在长期作战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匈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兵法”。北魏后期,救勒族酋长解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尘识马步多少,嗅地知军度远近”。足见,匈奴人的“行兵之法”是有价值的,因此才能流传至北朝,为救勒少所采用。

影视剧中的游牧民族

由于北方游牧民族长于狩猎,并且时常将出猎与出征相结合,在狩猎中随时也可以把它转变为对敌战斗。因此北方游牧民族都很重视狩猎并把狩猎作为训练士兵作战的一种重要手段。“成吉思汗在其教令中嘱诸子练习围猎,以为猎足以习战。蒙古人不与人战时,应与动物战。故冬初为大猎之时,蒙古人之围猎有类出兵”。

其实,在游牧民族看来,“与人战”和“与动物战”没有多大区别,因而围城与围猎也差不多。用包抄和围城的战术,往往是他们取胜之道。公元前20年匈奴冒顿单于就曾运用包围的战术,把汉高祖刘邦困在平城的白登山,致使刘邦几乎无法脱险。

影视剧中的白登山之围

先天的资源优势——马战和就地补给优势

大漠地区游牧民族的军队几乎全是骑兵,战士习惯在马上生活与战斗。史载匈奴“人不弛弓,马不解勒。”骑马射箭是他们的特长。西汉初期的晃错,曾描写过他们的这种特长:“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北方各游牧民族骑兵精锐的原因,还在于他们长于养马。西汉武帝时归附汉朝的匈奴人金日辞,就是一位养马能手。突厥也长于养马,故“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作战的效能更大,因此受到突厥统治者的重视,如突厥人把阀待勤每次作战时使用的是灰马、白马或褐色马,都一一记录下来,可见突厥战马对作战的功用。蒙古人的战马也是赫赫有名的,蒙古人善于骑乘并精于马战,往往能发挥骑兵在战斗中的优势,获得有利战果。如《元史·兵志》载:“元起朔方,俗善骑射,因以弓马之利取天下”便是明证。

影视剧中的蒙古骑兵

北方各游牧民族在作战时的长处,还在于他们能够就地取粮,不为辎重拖累,故能轻装疾进,攻战神速。如蒙古人“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李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西征时,“每到一地,不停歇地用暴力掠夺粮食、衣服,然后向前开进。他们日夜进军,路过繁华的地区时,就将找到的良马和好牲畜驱走”。

北方各游牧民族还常常就地补充兵力,视对方强弱的程度如何,或迫使对方加入自己的队伍,以壮大实力和声势,或把被征服的人口编为先锋队,替自己充当炮灰。如匈奴在西迁过程中,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在今顿河草原以东一带“蹂躏了……阿兰人的领士。匈奴人大肆屠杀以后,就和残余的阿兰人缔结同盟条约,迫使他们参加自己队伍。匈奴人和阿兰人结盟以后,他们的队伍更壮大了。”。

又如蒙古人在13世纪西征时,“那些从剑下赦免的人民和工匠,一部分被驱到不花刺、撕麻耳干等地去当哈沙”。所以,蒙古兵在远征和激战中,人数并未减少很多。由于大漠一带游牧民族具有以上条件、特点和优点,因此在对邻族的战争中常常取胜,特别对中原统治者们来说,是个头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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