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考略(全文)

内容提要:《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本文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后人整理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它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其在体例结构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二是记载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三是董仲舒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经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公元前157年——前141年在位)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帷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著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封建统治指明了方向。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著书,学生中著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于《春秋》之学,为两汉最著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辩。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董仲舒的著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尚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著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据上述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著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我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它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著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著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著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著述传世,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汉书》本传云:“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明白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百二十三篇原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著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著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所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那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著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著录,不曾更改。有人所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由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总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著”:“原释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宋代著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著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一、“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二、与《汉书》本传所著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三、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皆无之。”程大昌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露·序》)。

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之系董仲舒著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也就毋庸置疑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相吻合呢!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记载相一致处以外,两者间相同处尚有很多。《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封建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封建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咎乃至。”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故其在著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著《汉书》时,新道家的影响几乎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黄朴民:《春秋繁露》考略(全文)201911/2117:24黄朴民读史企鹅号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类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著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决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讽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武帝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再参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谈到“义利”问题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应该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计”。如《身之养重于义》篇云:“天之生人也,使人(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由此可见,董仲舒本人也认为“利”可以“养体”,“体不得利不能安”,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已。基于这一认识,董仲舒提倡不要过分热衷于对“利”的追求。这正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面体现。班固对董氏原意虽然稍有歪曲,但无论在句式方面还是用意上,都显然是对董仲舒原作的沿袭,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繁露》一书的真实性,也透露出其书在本质上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实反映,是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当然,《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言论的一致或基本相似处,还远远不止于楼钥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那一些。《春秋繁露》中所论及的诸如“制乐”、“王者配天”、“爱有等差”、“举贤”、“君权神授”、“事物循环”等一类内容,无一不能在《汉书》本传中寻找到相对应的文字。而《五行相生》篇中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与“对策一”所云“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对应,亦复如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与体例,兹不一一罗列分析。但是,就凭以上楼钥所言与笔者所分析的情况而言,已足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绝非后人所依托,而当为董仲舒本人之著述,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它应该被视作为和《汉书》本传一样,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和研究董仲舒入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之一。对它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乃是缺乏依据的。二、《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分类以上我们论证了《春秋繁露》一书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肯定它作为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集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该书的零乱、冗烦、混杂等毛病的视而不见。我认为《春秋繁露》就全书的体例与内容来说,是很不纯醇的,在它身上的确有经过后人整理的一些痕迹。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郁郁不得志,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云:“晋时……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清代今文学与龚魏》中也指出:“今文学之中心在《公羊》,而《公羊》家言,则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公羊传注自序》),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董仲舒是以传《公羊》而著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著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便十分自然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对《春秋繁露》作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此有以下扼要的记载:“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讹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堪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介绍地头须清晰,甚为细详,然而也自负的可以。

不过人们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还是认为该书问题颇多,阅读困难。清代公羊学家凌曙《春秋繁露注·自序》云:“今其书流传既久,鱼鲁杂糅,篇第褫落,致难卒读。”为此他也用力做了一番整理订正工作:“遂乃购求善本,重加厘正,又复采列代之旧闻,集先儒之成说,为之注释。及隋、唐以后诸书之引《繁露》者,莫不考其异同,校其详略。”凌曙的本子,算是比较好的,面世后颇为流传,但是问题仍然很多,其中颠倒、讹脱、衍夺,以及释义不当之处时可发现。清代其他著名学者,如惠栋、纪昀、卢文弨等人对《春秋繁露》也作过校注。晚清之时,苏舆撰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书广征博引,考证详审,阐发义理,实为《春秋繁露》最有价值的本子。今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此外尚有谭献的《董子定本》(浙江图书馆藏手抄本),张宗祥的《董子改编》(杭州图书馆藏手抄本),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后人整理、排比的结果之一,便是使得《春秋繁露》不复再为一部专门阐发《春秋》公羊学的典籍,而是成为了一部既传《春秋》,又是董仲舒自由发挥自己学说的重要著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书之体例殊为不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在这方面倒是颇具有真知灼见的,他将《春秋繁露》从历来的经解类中剔除出来,而置于《春秋》类附录之中。他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是:“案《春秋繁露》虽颇本《春秋》以立论,而无关经义者多,实《尚书大传》、《诗外传》之类。向来列之经解中,非其实也,今亦置之于附录。”今详考《春秋繁露》一书,可知其在体例结构上至少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董仲舒据“公羊学”义理对《春秋》所作的解释与阐发,这就是那些“本《春秋》立论”者。这在全书中,基本上集中于前半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春秋》所载之史实的具体解释、阐发,这方面主要的篇目有《楚庄王》、《玉杯》、《竹林》、《玉英》、《精华》、《王道》、《灭国》、《随本消息》、《会盟要》、《奉本》、《观德》、《郊义》、《郊祭》、《顺命》等等。另一类是对《春秋》主旨的抉微与总结,扼要论述《春秋》大义对现实政治生活的指导意义。如果说前一类篇章近似于对《春秋》的微观研究,那么这一类内容则可以视作为对《春秋》一书的宏观把握。这类篇章主要有《正贯》、《十指》、《重政》、《俞序》、《二端》、《符瑞》、《仁义法》等等。第二部分,记载了董仲舒的一些言行,通过这些言行,董仲舒的基本思想同样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反映。同时,这些言行大多能在《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本传中得以证实。我认为,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其门生或后人所为,透露出其书经后人编辑整理的消息。其主要篇目有:《郊事对》、《对胶西王(按,应为江都易王)越大夫不得为仁》、《五行对》(对河西献王)、《止雨》(告内史中尉)、《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此篇似是其在讲学时回答弟子的质疑之辞)等等。第三部分,是董仲舒在坚持儒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公羊学”义理为取舍标准,汲取阴阳家、墨家、道家(包括秦汉之际的黄老新道家)、法家等学派中某些因素,结合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而创立的新说。这部分在《春秋繁露》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为全书的主体构成部分。其主要的篇目有:《循天之道》、《实性》、《深察名号》、《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天辨在人》、《祭义》、《阴阳终始》、《阴阳义》、《王道通三》、《阳尊阴卑》、《为人者天》、《天容》《五行五事》、《五行变救》、《基义》、《威德所生》等等,此处不再全部列举。在这些篇章中,董仲舒暂时地摆脱了因解释《春秋》而造成的掣肘,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思想,构造自己的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春秋繁露》一书在体例与结构上是相当杂糅的,三大部分互不统属,没有严谨的内在逻辑联系。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认为这或许是《春秋繁露》的编纂整理者,将《汉书》本传所提到的董仲舒那两大类著述中的各一部分合并在一起了。一类著述是“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我们所说的第二、第三部分。另一类便是本传所称说的“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这大概是今本《春秋繁露》中的第一部分,即专论《春秋》的那一部分。从而我们也可以断言,前人那些解释《春秋繁露》书名的说法,纯属臆说,不可信从。例如《周礼》贾公彦云:“前汉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润。为《春秋》作义,润益处多。”又《中兴馆阁书目》曰:“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等等,皆是郢书燕说,向隅虚构。因为《春秋繁露》一书,并非纯本《春秋》以立论。由于其书体例的杂、结构的混乱,其内容的正确性也因而受到了损害。这里我仅举一例。《五行相生》篇言:“南方者火也,本朝”;又《五行顺逆》篇云:“火者,夏,成长,本朝也。”此处所言“本朝”,当然是指“刘汉”。其实,在汉武帝前期,所奉的仍是“汉为土德”说,与文、景时期相同。言汉为“火德”的,主要还是在西汉晚期,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载《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对此论述甚详,兹不赘述。所以,董仲舒在当时是不可能明确宣称“火也,本朝”的。显而易见,“火也,本朝”之类的言辞,当系后人的羼入。书中类似这样的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再具体罗列和辨析了。以上我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了一些必要的考索和探讨。我认为,尽管其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总的来说,它反映着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基本面貌,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今天我们要开展对董仲舒为主要代表的汉代儒学思潮的研究,它实在是一部价值珍贵、不可或缺的基本典籍。附录:关于《春秋繁露》一书的著录与辨析,古今学术界多有人为之,今谨胪列其中较重要者如次:《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汉书·艺文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崇文总目》:“《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撰。原释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南宋《中兴馆阁书目》:“《春秋繁露》,汉胶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广川人。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颜师古注:'皆其所著书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书及《三朝国史志》十七卷。今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释者。案:《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欧阳修《书〈春秋繁露〉后》:“《汉书·董仲舒传》载仲舒所著书百余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书,盖略举其篇名。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馆中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又有民间应募献书者,献三十余篇,其间数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董生儒者,其论深极《春秋》之旨。然惑于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牵于其师之说,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广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乡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乃楼攻媿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辨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余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于世者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六《读诸子·春秋繁露》:“《董仲舒传》:'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颜思(师)古注:'皆其所著书名。’本朝《崇文总目》:'《繁露》七十(十七)卷,八十二篇’,与《隋》、《唐》“志”卷目同。且谓其'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总以《繁露》为名,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已疑后人附著矣。乃《中兴馆阁书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见所引《繁露》语言,今书皆无之,因知今书之非本真。又读《太平御览》,古《繁露》语特多。《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葺,此时《繁露》尚存,今遂逸不传。合此三说观之,是隋、唐、国初《繁露》已未必皆董仲舒之旧,中兴后《繁露》又非隋、唐、国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书榘为萍乡宰日,刊之县斋,仅比(此)三十七篇而已。其得攻媿楼参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旧复全。其兄胡槻既刊之江东漕司,其后岳尚书珂复刊之嘉禾郡斋,世遂以为定本。攻媿谓为仲舒所著无疑,而取《楚庄王》篇第一,谓为潘氏本有之。至于《调均》一篇,萍乡本列置第二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则不知何说也。又程氏谓《通典》载'剑在左,青龙象。刀在右,白虎象。軷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谓此数语今书所无,而今书《服制象》篇此语实其存。程氏以为无之,不知又何也。愚案: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责(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去(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妃(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楼郁《序》:“六经道大而难知,惟《春秋》圣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没,莫不有传。名于传者五家,用于世才三而止耳。其后传世学散,原述而流分。盖公羊之学,后有胡母子都。董仲舒治其说信勤矣。尝为武帝置对于篇,又自著书以传于后。其微言至要,盖深于《春秋》者也。然圣人之旨在经,经之失传,传之失学,故汉诸儒多病专门之见,各务高师之言,至穷智毕学,或不出圣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隐焉。董生之书,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本传称《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书,常谓仲舒之学久郁不发,将以广之天下,就予求序,因书其本末云。庆历七年二月,大理评事四明楼郁书。”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皆无之……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四明楼钥(大防)跋:“《繁露》一书,凡得四本,皆有高祖正议先生序文。始得写本于里中,亟传而读之,舛误至多,恨无他本可校。已而得京师印本,以为必异,而相去殊不远。又窃疑《竹林》、《玉杯》等名与其书不相关。后见尚书程公跋语,亦以篇名为疑。又以《通典》、《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所引《繁露》之书,今书无之,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自为一编,记杂事,名演《繁露》,行于世。开禧二年,今编修胡君仲方宰萍乡,得罗氏兰台本,刊之县痒,考证颇备。先程公所引三书之言,皆在书中,则知程公所见者未广,遂谓为小说者,非也。然止于三十七篇,终不合《崇文总目》,及欧阳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数。余老矣,犹欲得一善本,闻婺女潘同年叔度景宪多收异书,属其子弟访之,始得此本,果有八十二篇。是萍乡本犹未及其半也。喜不可言。以校印本,各取所长,悉加改定,义通者两存之。转写相讹之古语亦有不可强通者,《春秋会解》一书,所集仲方摭其引《繁露》十三条,今皆具在……今皆在其书中,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潘氏本《楚庄王》篇为第一,他本皆无之。前后增多凡四十二篇,而三篇阙焉。惟《玉杯》、《竹林》二篇之名,未有以订之,更俟来哲。仲方得此,尤以为前所未见。相与校雠,将寄江右漕台长兄秘阁公刻之,而谓余记其后。嘉定三年中伏日,四明楼钥书于攻媿斋。”《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附录》:“《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意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其书发挥《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阴阳五行。考仲舒本传,《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书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书之中。故《崇文总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犹力。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颠倒一页,遂不可读。其余伪脱,不可胜举。盖海内藏书之家,不见完本,三四百年于兹矣。今以《永乐大典》所存楼钥本,详为勘订,凡补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删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焕然,顿还旧笈。虽曰习见之书,实则绝无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圣朝右文稽古,使已湮旧籍复发幽光,则此十七卷者,竟终沈于蠹简中矣。岂非万世一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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