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汪曾祺没写过长篇小说，他的小说以中短篇为主。近几年，我几乎读完了汪老所有的小说，如《受戒》《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陈小手》等等，有的还读了很多遍，是越读越喜欢，于是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汪迷”。

对于写小说，汪曾祺有着自己一套独特的见解。最著名的是“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这句话被后来的不少文艺评论家反复引用，也被小说家奉为创作的法帖。汪老对此是有自己实践的，比如短篇小说《黄油烙饼》，写于上世纪的一九八〇年，比《受戒》还早写五个月，但实际能亦看出汪老对语言的独特追求，通篇小说是“贴着人物写”的。所以《黄油烙饼》虽然通篇白描，却显得那样贴切、自然。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语言风格。比起《受戒》的唯美，《黄油烙饼》在语言上则略显朴素，正是这种朴素，才使得主人翁萧胜这个孩子的情感得以充分展开，萧胜的质朴和纯真也就跃然纸上。如第一次见到坝上的景致，萧胜觉得“坝上坝下，刀切一样”。比如，他采蘑菇时，对蘑菇圈的感受，“它不停地长蘑菇，呼呼地长，三天三夜一个劲地长，好像有鬼，看着都怕人。”这些完全是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感受。通篇小说写奶奶的语言不多，如“奶奶老是说：‘你的脚上有牙，有嘴？’‘你的脚是铁打的？’”就这么几句，便突出了萧胜的好动和顽皮，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奶奶调侃式的慈祥，祖孙间的其乐融融。由此可见，汪曾祺对人物的把握是合理的，精准的，笔法分明又是中国式的含蓄，这一点师承了沈从文。

汪曾祺的小说很有质感，它融入了汪曾祺的性情，有独特的人文体验，所以他的小说是有性格的。这里不说风格而说性格，我想这和汪老小说中的烟火气、世俗气有关。当然，小说要表现的是世俗生活，我觉得在小说表现生活的契合度上，汪老做得最好，一些动物、植物，市井人物，三教九流都成为他抒写的对象。让人感慨：他的兴趣怎么就那么广博！后来读了他的散文，便知道广博是来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纷繁的生活在他眼里都是富有情趣的，笔法又是典雅而淡远的，深得中国美学的神韵。他的小说很少有紧张曲折的情节，抑或离奇古怪的故事，更多的是文字的散淡，多半是散文化的笔法。

汪曾祺的小说像一件宽松的唐装，让人在文字的包裹下舒展自由，身心愉悦。这种貌似无拘无束的创作，没有一定的博识断然难以写好。汪曾祺的小说还有浓郁的民间意识，一些民俗、俚语、民歌也时常在他的小说中出现，这无疑又增加了小说的文化含量，如《受戒》，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文化小说来阅读。又如《昙花、鹤和鬼火》《大淖纪事》《翠子》诸篇，摆脱了世俗生活的羁绊，完全以简净的赤子之心落笔，诠释了一种纯真健康的人性。

汪曾祺对自己的小说，说过这样的话：“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这话是何等的贴切，它关联着作家的性格，也关联着小说的性格，而性格的事情又是说不清楚的，但只要是有性格的小说，都足以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个时代缺乏的恰恰正是个性的东西。

原载2013年10月15日《宝安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