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全国出击,扫除传销组织!

东北大学2016级毕业生李文星因误入传销组织后溺水死亡,引发了一场地震——传销界的大地震。

地震发生在天津,震中在天津市静海区,震级9.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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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知道李文星是死于他杀还是自杀。

如果是他杀,就证明了不作不杀,传销组织这次作大了,是在自杀。

如果是自杀,就是一个23岁的生命,用死昭示世人——传销是死路一条。

迅速开展一场打击取缔非法传销的专项行动,决战20天,彻底清除我市非法传销活动,打掉非法传销团伙,打不净,不罢手、不收兵。天津市政法委书记这样说。

8月5日晚,静海区委连夜召开打击传销工作会议,要求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排查,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

8月6日凌晨,静海区组织全区机关干部、公安干警、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及乡镇村街干部,启动了打击传销“凌晨行动”。

与“凌晨行动”相配套的,是8月6日发布的《静海区举报非法传销的奖励办法》,该办法提出——

凡举报非法传销组织及其藏匿的传销窝点,经查实摧毁的,一次性奖励举报人2万元人民币;对举报重大传销案件或传销组织重要骨干成员的举报人视情况增加奖励金额。

(可以当个工作干)

截至8月6日上午11时,静海区共出动执法人员2000余人,排查村街社区418个,发现传销窝点301处,清理传销人员63名。

(在天津传销的人并不多)

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以乡镇为单位,集中所在地派出所和相关力量,做到村不落户、户不落人,全面清查传销人员。

“(区里)每个村,我们都明确了第一责任人,一般是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而且,每个村都成立了一支由30人组成的打击非法传销的专业队伍。接到举报后,他们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工作人员说。

(落实到根上了)

每个人对传销都不陌生,我们每个人都接触过传销人员,二十多年来传销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在社会中,大部分人都漠视传销,可我们却容忍了它的存在——从每一个人到每一级政府。或者说,整个社会小视了传销。就像对吸烟的小视和容忍一样。

谁都知道因吸烟导致疾病而死亡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因吸毒而死亡的人数,但我们容忍吸烟,因为我们小视它。

当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时候,当这一事件被自媒体放大的时候,这个社会痛了、怒了——雷霆出击。(最早是一个叫“芥末堆”的自媒体的一篇有关“求职少年李文星之死”的报道。)

可我们心里还是有些不快,好像少了点什么,少了一个孩子。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一直是一个能辩论的话题,能辩论是因为永远辩不出来个对错来。

看到天津24小时的行动又会想到如果,如果二十年前就这样呢?

可惜,什么事都没有如果。

七年前,一位35岁的网络作家,深入江西上饶传销窝点23天,最后举报成功,共解救出157名传销人员。这位作家叫郝群,笔名慕容雪村。

他把23天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中国,少了一味药》。

在这本书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打击本身都成为了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

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

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

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

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

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

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悄悄滋长。

(相关阅读: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的死因

现在的天津是在给这片土壤消毒,给土壤消毒是震后救灾的通常作法。但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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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消毒行动只有天津应该做吗?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没有多少人知道天津静海是传销之乡,可以说天津在传销界默默无闻,名气远不如广西。广西不应该消毒吗?全国不应该来一次消毒吗?为什么非要亡羊补牢呢?

这让我想起一个黑联发科CPU手机的段子,一核工作,九核围观。

全国的其他省市好像都在围观,何止是围观,还有点幸灾乐祸。有关领导会想,这事多亏没发生在我这儿,虽然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但依然心存侥幸。

如果都像天津静海区这24小时的行动一样,传销者一定无处藏身,不能说把传销彻底消灭,最起码能起到强烈震慑的作用。为什么没有地方采取这样的行动呢?

因为小视和侥幸,因为在自欺欺人(我这没有)。

地方政府不知道当地有传销吗?谁说不知道谁是骗子。一个10多万人的镇里来了几万个陌生人,没人会不知道。但有人就会有消费,有消费就有利益,还能拉动地方GDP,何乐而不为呢?

天津的村书记挂帅作法很好,还要加上一个居委会书记。有了这两个人负责,传销人员还能活吗?只有住高档酒店了。

这些年在高档酒店进行传销的组织也有,但成本太高,资金消耗太大,搞不好要赔本,规模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我见过这样的一个传销组织,十分高大上,活动都在大学的礼堂举行,但不到一年就死掉了。

传销百灭不绝,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利益驱使下的地方保护主义,虽然这种保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保护,但也叫保护。

李文星的死引发的这场传销大地震应该震到全国,不应该一核工作,十核围观。

地方政府要行动,每个人也都要行动,如果李文星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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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和幸灾乐祸是中国人的通病。

慕容雪村在《中国,少了一味药》中写道:

我父母双亡,只有一个至亲的弟弟,那时他也在三亚,我把衣物、手机和银行卡都给了他,还偷偷地写了一封信,交在一个朋友手里,跟他说好,如果两个月后没有我的消息,就把这封信交给我弟弟。那封信原文如下:

志安: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死了。如果遗体找不到,不必费心去找。如果找得到,一火烧化、挖坑埋掉即可,身后事务必从简,不起墓、不造坟、不立碑,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有人联系你要写我的生平,不要答应他,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我的死不是大事,不必惊动世人。

……

我佩服慕容雪村的勇敢,因为我做不到。更达不到他那种境界:世间无我,不值一哭;世间有我,不值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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