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先秦时期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也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思想家!
荀况是先秦时期唯物主义的杰出代表。他作为新兴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对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批判和总结,他的思想对我国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起过积极作用……
荀子,名况,是我国战国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学者。孔子以后的儒家,战国时代出现了两位大师,一是孟子,他是孔子学说的正统继承人。二是荀子。后世虽以孟、荀并称,但两人的思想倾向却有很大区别。荀子的思想可说是以儒家为主而兼取诸家之长,尤其是纳入了法家思想,因而已不同于孟子那样的正统儒家,是一个别开生面,自成体系的思想家。
荀子15岁时,就到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齐国国都“稷下”学宫游学,在各派学术思想的熏陶中成长为一名博学者。荀子曾经游历于楚,考察于秦,议兵于赵。齐襄王即位后,荀子在“稷下”学宫从事学术活动,荀子弟子很多,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学生。他在齐国曾被封为“列大夫”,3次担任学宫“祭酒”。后来,荀子因受谗言中伤,离齐归楚,被楚国国相春申君任为兰陵令。春申君被害后,荀况也被免职,定居兰陵,从事著述,度过了晚年。
荀子批判和总结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集以前唯物主义思想之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备的朴素唯物论哲学体系,对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战国后期,封建制度已经在各个诸侯国巩固。确立起来,而只具备了结束分裂割据,建立集中统一的封建国家的条件。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提出了批判地综合百家之学。荀况自己说是属于儒家,是孔丘的继承人。但他对儒家中的思孟学派却批判得特别尖锐,说他们是“俗儒”、“贼儒”。他对当时诸子百家差不多都有批判,既有批判又有吸收和继承,去各家之“献”,取各家之“见”,在综合百家的基础上,适应时代要求,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荀况专门写过《非十二子》的批判文章,集中批判了墨翟、慎到、男施、邓衍、子思、孟子等人,在其他文章中,对老子、庄子、申不害等人也都有批判。但是,他不是把诸子百家思想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而是扬弃那些他认为没有用的观点,吸收、继承其有用的观点。如他对墨家的批判,就是这样。他批判墨子“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机上功用,大俭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说“路子有见于齐,无见于购”,“蔽于用而不知文”,还说:“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观点出发,批评集中指向墨子的“非乐”、“节用”,否认礼乐的文饰,抹煞等级差别等观点上。但是,墨子关于“尚贤”的主张,对他又是有积极影响的。墨子及其后学在认识论和逻辑学方面的积极成果,他更是予以吸收和继承融汇贯通到自己的认识论和逻辑学之中。
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荀子是第一个从哲学理论上较为系统地对“天”给予自然的解释的哲学家。他剥掉了从外面强加给天的神秘外衣否定了从外面硬性赋予给“人”的神灵本质。荀况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星辰随大地旋转,日月轮流照耀,四季交替,寒来暑往,阴阳变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和气而产生,各得风雨而成长。这种生成变化没有意志、没有目的,但是有它自己的规律,苟况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的规律是客观地起作用的。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来自自然界,依赖自然界。但人和自然界又有不同的职分,所以“明于天人之分”,就可以成为“至人”。荀子的认识论,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天人之分”,不是绝对地分开,而是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在“明于天人之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在他看来,“天地之变”不可畏,“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治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把天看得高大而恭谨它,不如把它当作物积蓄起来或者来控制它;顺从天而颂扬它,不如掌握它的规律来利用它。在这里,他强调了人类只有掌握规律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他的自然观中最主要的部分,可以说,他把先秦时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荀子还认为:“凡以知,人之性;可以知,物定理”。就是说,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种事物可知论的观点,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认为主观必须与客观相接触,才能构成认识,他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说是人的知识、技能都来源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认识客观事物,由感官和外界事物相接触,“耳、目、鼻、口、舌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用天官”,不同的感官有不同的接受外界感触对象的性能。内接触得到感觉,这是认识的初步。第三步是用“心”进行思维,他说:“心居中并以治五官,夫品之为天君”。“心”有“微知”的作用,“微知”就是对感官得来的认识进行分类、辨别、取舍。如果不进行思维活动,就不可能有认识。苟况已经初步观察到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间的一些辩证关系。
针对孟轲提出的“性善”论,荀况则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就是说,人性是“恶”的,所谓“善”是人为(伪)的结果。他进而说:“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防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他的意思是说,正因为人性恶,所以要制定法令来治理,用严酷的刑调来管制,如果没有法治,就会天下大乱而不可收拾。显而易见,他的性恶论是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实行法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在这基础上,为了巩固封建主义的新秩序,他赞成以礼治为主,又兼法治;礼治和法治相结合。他认为“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是为政的先导,“礼义者,治之始也”。与之同时,他公开强调法治,说:“法者,治之端也”。把“法”看作是实现封建统治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过,他的所谓礼与法界限不是绝对分明的,礼有时包含法,礼也带有强制比法有时也有规范的意思,礼与法不能绝对分开。苟况还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出发,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出发,提出了“法后王,统礼义,一制度”的主张。“礼义”是荀况所谓“王者之道”的核心,而实质是要确立封建等级制度。当时,诸侯各国虽然都有封建等级制的建立,但等级的划分很不统一。他强调“隆礼义”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统一的封建等级制。
荀子学术思想的博大精深,在战国诸子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不仅批判地总结了他之前的先秦各家学派的学说,汉初的传统诸儒也大多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至于他对秦汉以后学术思想的开启作用,更可谓原功之臣。近代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这话不免偏激,但荀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