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支撑

本文刊登于《科技前沿——领导干部必修课》引言：“新基建”的提出在国内疫情和国际金融动荡、市场低迷的双重冲击之下，202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超乎寻常，“新基建”这一概念，成为官方文件、实际工作部门和社会舆论场中的高频热词。5月下旬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了年度扩大内需、增强有效投资部署中的“两基一重”，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当此中国实现“全面小康”特殊之年的非常之时，需要有非常举措，我们应当客观全面理解各方瞩目的“新基建”作为当务之急的重大意义；同时，还应清楚地认识到，新基建又是为我国引领经济新常态、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发展后劲，形成长久支撑的中长期战略选项。在近些年我国稳中求进、奋战新冠肺炎疫情并力求实现高质量升级版发展的过程之中，新基建的重要意义正在不断凸显。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促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作出重要指导，与5G商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被定为新基建的具体内容。201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在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基建。2020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严重冲击的局面下，为克服困难，开创新局面，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3月的政治局常委会，在进一步强调加快新基建时，又明确地增加了其中“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些，都构成了2020年5月下旬“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新基建的认识基础和观念准备（参见表1）.新近有关部门的指导文件，已明确地列举了5G基站、特高压输变电、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若干大项“新基建”的具体重点内容（参见表2）。

表1：党中央和国务院会议/文件中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基建时间会议/文件相关表述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2018.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充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3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公路水运投资1.8万亿元，开工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实证、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2019.5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技术进步有机结合2019.7中央政治局会议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2020.1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持政策2020.2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2020.3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2020.5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增强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管网改造，加装电梯等，发展居家养老、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表2：新基建七大细分领域及其应用序号领域应用15G工业联网、车联网、物联网、企业上云、人工智能、远程医疗2特高压电力等能源行业3城际高速铁路和城轨轨道交通交通行业4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能源汽车5大数据中心金融领域、能源领域、安防领域、企业生产经营实务领域及居民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出行、购物、康养、理财等）6人工智能智能家居、服务机器人、移动设备/UVA、自动驾驶和其他行业应用，包括家居、金融、安防、医疗、企业服务、教育、客服、视频/娱乐、零售/电商、建筑、法律、新闻资讯、招聘等7工业互联网企业内智能化生产、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网络化协同、企业和用户的个性化制定、企业与产品的相关服务延伸显然，“新基建”不是过去已有的“4万亿元一揽子政府投资刺激计划”等投资举措的重复。这次的“新基建”，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为数字经济业态的进一步发展，实施以“硬件”为主的条件建设，管理部门也会吸取上两轮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扩张投资的经验；在资金来源上，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与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注重运用新的投融资模式。

“新基建”是支持“战疫情”、解燃眉之急的扩大内需重要举措 “基础设施”，通常亦称“公共基础设施”或“社会基础设施”，是指可为由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构成的经济社会活动提供公共服务支撑条件的物质工程所形成的不动产为主的硬件设施，是使社会正常生存和运行、发展的一般物质前提中重要的、关键性的组成部分。直观形态上，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供热、商业网点、环境保护、园林绿化、社会治安、防灾减灾、以及文化教育、科研技术服务、卫生医疗、大众娱乐等所需的各种主要物质设施。新基建的特点和与传统基建的差别，主要在何处？一言以蔽之，在于其与新技术革命前沿——科技生态升级之中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高科技端发力而开展的相关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建设，以支撑“数字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全局。从经济理论视角解读这种“新基建”的功能作用，可知其是从经济发展的“条件建设”切入，形成新技术革命时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发展形势下由相关硬件、软件合成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持诸多的创新机制与科技成果应用的结合，为新制造、新服务、新消费打开广阔的空间，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发力于科技端的“新基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定背景下，对于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现实意义，更是十分明显。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还存在极大不确定性，对其动态，我们还在密切观察中。今年上半年，从局部到全球，都出现了严重疫情，这是原预想中最坏的一种情况，一定会影响到各主要经济体，也必然在全球产业链互动互制中严重冲击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我们必须基于2020年“六稳”、“六保”和经济增长内含目标的相关认识，紧密地跟踪经济态势，全面考量我们必须做好的“自己可选择的事情”。为了在大疫之年最大程度地减少冲击与损失，实现“六稳”“六保”并对接经济的长期向好，必须掌握好经济态势出现急剧变化后的全局应对方案。面对全球动荡、世界经济低迷、外需滑坡的严峻局势，我们别无选择，要着力扩大内需。在推出非常举措方面，决策上已明确了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扩大地方专项债发行规模等财政政策措施，可用资金将有相当可观的部分用于启动大规模的、由政府牵头的投资项目计划，有力度地扩大有效投融资。除了现在加以强调的“新基建”和配套的政府投资外，非常关键的问题，是要有好的投资机制。比如，前几年我国积极推进的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的一种项目建设与运营的创新模式）就是很好的尝试和创新发展的基础，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但决不代表这种模式自身有问题而要被“叫停”。政府的资金是有限的，财政已在过紧日子，但是可调动的社会资金还是相当可观的，以PPP创新而“四两拨千斤”地、绩效升级地扩大有效投资和扩大内需，势在必行。我认为，如果投资绩效可以被较充分地激发出来，2020年全年的GDP增长仍然有望能达到4%左右的增速。在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增速也可以配合基本实现这一目标。 新基建将助力打造“新经济”，形成高质量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立足当下加快新基础建，不仅将助力稳投资、扩内需，解疫情冲击下的燃眉之急，而且会在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助力形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于2020年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体分析新基建，一方面，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融资，在形成网络建设投资的同时，吸引国民经济各行业加大信息通信技术项目的资本投入——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在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元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景气局面，将有力地配合社会成员在“六稳”“六保”中对接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收入继续提高过程。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9年已达到1万美元水平，按照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这已是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上半区。如我国未来5年至8年仍可保持经济增长的中高速，人均国民收入有望冲过1.3-1.4万美元的门槛而坐稳高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但这个“冲关”从全球统计现象来看，前面70年左右时间段上，成功率却仅有十分之一，是绝大多数经济体未能成功跨越的一道大坎。对于追求现代化“和平崛起”的中国，这也将成为一个历史性的考验。虽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和中国跨越这一陷阱的问题，还存在不同认识与争论，但我认为，我们不应纠结于这一比喻式概念的表述严谨性如何等浅层次问题，而应把握这个概念相关问题颇为厚重的实质内容。“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最早是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放在整个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看,呈现出一道形象的“坎儿”,“跨过去”和“跨不过去”意义截然不同。迄今为止,相关讨论已有许多,并在中国近年的众说纷纭、思想碰撞中成为一大热点,引发轩然大波。虽然这一概念的表述在其形式及量化边界上还带有某种弹性与模糊性,但“中等收入陷阱”决非一个有的论者所称并不存在的“伪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国际比较参照系而言之下的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同时也处于推进全面改革与全面法治化的“攻坚克难”时期。有关“中等收人陷阱”到底是否存在、如何解读与应对的讨论中，有“否定派”,其否定的形式,可以是如某些颇有影响学者所说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中等收人陷阱”,更可以是有网上激烈观点直接表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和认识上的“概念陷阱”。另有“乐观派”,在肯定“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前提下,从数据分析对比上认定中国将较快从上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已不可能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有学者预计中国会在2022—2024年成为高收入社会。当然还有“谨慎派”,认为向前看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可能是“一半对一半”,必须经历这一严峻的考验,切不可掉以轻心。我不认同“否定派”的观点。根据对多样本的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实证情况和相关问题的追踪,我认为必须强调“中等收入陷阱”显然是世界范围内一种可归纳、需注重的统计现象,反映着现实生活中无可回避的真问题。这一概念如何细化、变化、精确化,当然应该讨论,但直接予以否定决非科学态度。而且,应进一步强调:立足于当下放眼于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艰难转轨、力求在“和平发展”中崛起的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关乎其现代化“中国梦”命运的、必须严肃面对的顶级真问题。我们亦不太赞成“乐观派”的表述。直观的数据对比工作显然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以未来七年中国以年均GDP(国内生产总值)6%的增速即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指标为依据,引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指日可待的“忽悠”氛围,却会模糊乃至掩盖了这一历史考验的综合性、严峻性。我们的基本观点更倾向于“谨慎派”,认为要直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全球发展大格局中基于统计现象昭示我们的“中国的坎”,并最充分地重视它,最努力地争取避免它、跨越它。这是我们在历史考验面前应有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的战略思维,是在党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已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潜在威胁之下,必须做出的前瞻安排。充分谨慎、全力以赴地化解矛盾、防控风险,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复杂、更严重,正是看清了大样本中那么多的前车之鉴而使中国避免重蹈覆辄的明智自省、积极防范。因此，为使我国在已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基础上，避免出现情况变化中低端竞争不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劳动成本，高端竞争不过发达经济体的高科技、高附加值比较优势的“夹心”窘境，必须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新旧动力转换、增长方式转型的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拥有联合国编制的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全部行业成分，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这一产业分类当中全部门类的国家。但我国现在大量的“世界工厂”产能，主要是居于中游，高端的如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发达经济体，他们的技术比我们好，但劳动力没有我们便宜；低端的像越南、柬埔寨、老挝这些国家，他们劳动力比我们便宜，但技术没我们好，产业链也没有我们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抓住现在的时间窗口，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间往上走。如果不能往上走，就会被夹在“技术上拼不过更高端，低廉劳动成本拼不过最低端”的尴尬中，甚至有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我们抓住5~10年的时间窗口期，成功地使中国的产业链的内在水平，比较明显地升向高端，我们就会越来越主动。因此，着眼长远，加快新基建将以构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基础设施，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一是为万物互联奠定新基础。信息网络高速移动互联正在发展并向传统基础设施渗透延伸，形成万物互联、数据智能的新型基础设施，实现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在更大范围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二是融合引领拓展新空间。新型基础设施支撑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蕴涵巨大的发展潜力。测算表明，部分发达国家数字经济比重已经超过50%；我国数字经济2018年名义增长20.9%，远超同期GDP增速，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9%。三是创新驱动打造新动能。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加快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引发群体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强劲动能。四是转型升级实现新变革。回顾历史，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支撑了分别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为特征的三次工业革命，新型基础设施则将助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关键依托。所以，为抓住新技术革命、新经济的历史机遇，乘势向上追求高质量的升级发展，支撑“数字经济”升级的新基建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便更加凸显——它是以“新经济”推动和引领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形成发展后劲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达成“新的两步走”现代化目标的极为重大的战略举措。 新基建在中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 中国总体而言经过改革开放时期，已从一个经济总量排在世界十余位、人均国民收入排在世界一百多位的落后大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收入经济体上半区（2019年升高至1万美元以上）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但客观地评价，几十年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已成“世界工厂”的中国，还未能具备引领科技创新世界潮流的高端能力和前沿水平，要想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的新境界接近，必须义无反顾地告别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奋力打开“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乘数效应的空间，使信息革命前沿的数字科技的开发和运用，逐步上升到世界领先状态。这也是中国主要凭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进一步“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以新基建支持这种发展，我国具备大有作为的空间：——如对中国的工业化作总体评价，我们还只是走到了从中期向中后期与后期转变的阶段；工业化进程必然推进和伴随的城镇化，考虑到无欠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仅为44%左右，那么真实城镇化水平充其量在50%上下，未来还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城镇化快速上升空间，一年上升一个百分点，也要走二十年才达到国际经验表明的告别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拐点70%以上。——与工业化、城镇化必须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将强有力地继续解放生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潜力空间的不断释放，表现为中今后数十年内国不断追赶、志在赶超的经济成长性。——现今时代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还必须插上高科技化（即通常所说“信息化”）的翅膀，那么在急起直追的超常规发展中，中国再也不可错失新技术革命的历史机遇，在建成现代化的未来“新的两步走”战略推进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地必须使高科技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千年之交前已启动、在21世纪前20年得到强劲发展的中国高科技产业，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代表，已形成令全球瞩目的强势产业集群，如依托数字化平台的BAT+京东、苏宁、美团、顺丰、拼多多等，还出现了华为这样冲到世界同行业最前线、已走向全球的科技开发型大规模标杆企业。以腾讯公司为例，其作为全球（云计算服务模式之一的laaS）市场增长最快的云计算厂商之一，目前全网服务器总量已经超过110万台，是中国首家服务器总量超过百万的公司，也是全球五家服务器数量过百万的公司之一；目前已在天津、上海、深圳、贵阳等地拥有数座大型自建或合建数据中心；在过去的一年里，腾讯AI Lab通过[Ai+游戏]与[数字人]探索了人工智能领域两大重要难题：通过人工智能和多模态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医疗、农业、工业、内容、社交等领域都形成了颇有价值的应用成果。但我们也需承认，比照世界上发达经济体的“新经济”发达水平和原创能力，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以学习、模仿为主的“跟上潮流”的阶段，比起“硅谷”的“引领潮流”，我们亟需奋起直追。而这一追赶过程中，新经济所应匹配的大量基础设施，就亟需以新基建投资来形成。中国几十年间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相当雄厚的原材料和各类设备的供给能力、与全球各经济体十分广泛的合作关系，都将为新基建在本土的大有作为，提供各类必要的配套因素。新基建必须紧密结合改革攻坚、机制创新，与“制度基建”一体化 已有论者强调：制度建设是中国最需要的“新基建”，应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重点放在“放水养鱼”的改革初心与“一百年不动摇”的中国特色契约精神之上，通过法治的可置信承诺，让民间投资更有信心，让企业家成为“新基建”的主导（西泽研究院赵建教授网文）。这是很有道理的。全面地看新基建与“制度基建”，绝非“二选一”的排斥关系，但二者又明显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问题。新基建是物质生产领域里与生产力直接相关、打造经济社会发展中科技引领力、支撑力的投资事项，“制度基建”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按照新供给经济学达成的认知，后者是以有效制度供给，形成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生产力解放，所以与投资建设活动相比较，其更为深刻和更为具有决定性意义，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之所在。然而，改革就其本身而言还不是目的，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超常规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才是目的之所在，所以从这种“抓改革，促发展”的基本逻辑关系来说，在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更好地以新基建支持的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人民幸福生活，才是努力奋斗的归宿。认清这种关系，现阶段大力促进新基建，当然要充分注重紧密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克服现实中的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切实保护产权，培育契约诚信文化，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充分弘扬，也要大力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机制创新。这是新基建和“制度基建”应有的“一体化”推进。以“制度基建”为依托，打造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在2013年我国于上海成立自由贸易区时，就形成了值得称道、十分清晰的指导原则，即企业以“准入前国民待遇”为身份定位，适用“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让作为市场主体的各类企业在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充分发挥其潜力与活力；而承担调控、监管、服务之责的政府，则适用“正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而且“有权必有责”，要施行依据权责清单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绩效考评与问责制。这样的指导原则的贯彻落实，还需要我们在改革“攻坚克难”的实质性推进和上海自贸区在其他地区的多轮复制中，逐步达到。 新基建中，民营企业和PPP颇有用武之地 应当指出，“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中，民营企业是冲锋陷阵而战绩最为卓越的领军者。我们需要承认，在“互联网+”式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BAT+京东、苏宁、顺丰等以数字化平台公司定位而在中国土地上脱颖而出、异军突起并影响世界，并不是偶然的。在这类有“颠覆性创新”使命的高新数字科技公司为冲过其发展“瓶颈期”而“烧钱”的艰难过程中，成功率极低，但一旦冲关成功，便可能“一飞冲天”。民企的机制特点，使它们在耐受力、决策特点、市场考验下的可持续性等方面，一般都优于国企，所以在这一领域，终于有几家企业成为“风口上的猪”而扶摇直上成长为巨头，而它们几乎清一色均为民企。这一方面，促使我们进一步深化认识民企的地位、作用、特色、相对优势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可使我们看清“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天然联系：信息化新经济在中国，已客观地形成以民企为主要市场巨头而蓬勃发展的局面，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和京东、苏宁、顺丰、美团……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既包括国企和包括民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其中基本为民企成分），得到更充分的发展。民企的这种获益前景不是单方的，与民企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包括混改中形成的产权纽带联系，也包括业务合作联系）的国企，也一定会从“新基建”中获益。还应看到，新基建的实施，更为民企、国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项目建设领域，提供了值得高度重视的用武之地：为数不少、规模浩大的新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要一直对接“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与它们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融资要求巨大，那么在应对全球疫情冲击、因而政府财力十分有限的制约情况之下，新基建一定是会要求政府以小部分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拉动、放大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广大企业的资金力量，形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建设，其中蕴含着难得的企业投资发展机遇。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当地方辖区内的新基建以PPP方式进行时，政府方一般首选的是国企，但中国之大，项目之多，周期之长，决定了国企肯定对这些项目是“吃不完”的，许多有实力的民企，一定会像前些年PPP项目40%以上会落于民企那样，得到做PPP开发主体的机会——这一大块“用武之地”其实就在眼前。而且，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拿下了某个PPP项目的SPV（特定项目公司）主导权之后，该项目展开中的不少子项目、合作开发项目、业务对接项目，都会既对国企也对广大民企打开合作之门。总之，不仅新基建的成果会使许多民企受益，而且新基建还从项目建设开端，就提供了国企、民企、外企可共享的用武之地，值得地方政府和企业界关注。 以新基建直接支持的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相关认识和辨析 充分认识新基建的意义和作用，还有必要对于新基建将直接支持其升级发展的我国数字化平台公司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作出相关的考察分析与认知。这至少涉及如下四个大的方面：（一）关于数字化平台支持新旧动能转换的基本认识数字化平台属于“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新供给”中的代表性创新升级产物。前述数字化平台已可总结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依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来说，都是供给侧要素组合中“全要素生产率”概念下形成强劲新动能、支持经济社会创新发展的体现。生产力层面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以及劳动者的关系加入了信息革命贡献的科技成果应用带来的“乘数效应”，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体现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其内涵就是人利用科学技术对传统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而且包含了新旧要素融合的过程，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等相融合，形成了技术升级、新的商业模式以及新的业态，从而扩大了新动能和新的有效供给能力。在中国现代化追赶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需要有对“守正出奇”超常规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必然涉及一系列的特定制度与机制安排，极为关键的是其解决一系列冲破既得利益阻碍、攻坚克难的问题的同时，使数字化平台这样的代表新生产力、新供给能力的新事物，能够在中国脱颖而出，超常规生长壮大，进而支持中国实现超常规发展的现代化宏伟事业。经济层面的价值体现融合社会层面的价值体现，之所以在中国的数字化平台发展中已表现出全球实践中的先行、卓越特点，首先要拜中国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创新发展基本面，形成了中国大地上数字化平台的“后发优势”和为全球称道的强劲成长力：具体来说，在经济社会的经济组织制度以及体制机制安排与优化调整中，产业革命进程，有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上，继续得到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激励与引领，守正而出奇地打开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局面，以制度结构、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现代化成长。（二）关于数字化平台实现“超常规的社会福利”的新认识传统平台的经济社会价值主要体现于企业本身的利润、就业以及单一产业链的创造，而数字化平台除了能创造同样的价值外，在“创造性破坏”、“颠覆性创新”的驱动下，还可进而超常规化扩大社会福利。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数字化平台可以使中国中心区一些科技精英加上金融精英支持的“风口上的猪”式的成功创新，迅速地去造福于穷乡僻壤、欠发达区域的底层社会成员。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可以很快被它带起来，而且这种连带效应在地域上会迅速扩展，并且也带有超常规的特点，于是它在普惠和扶贫、减贫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机制上的贡献，和已经形成的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又和中国仍然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前景结合在一起，使共享经济的发展带来超常规的社会福利与“正的外部性”。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在支持农村区域发展方面已体现了巨大的“社会福利”，以“淘宝村”为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现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农村问题，如劳动力长期持续流失、农村老人、妇女、儿童等“留守”、“闲置”现象与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并存，而电商平台的发展，打破空间限制，将农村的传统劳动与现代城市生活联通，使大量农村留守劳动力加入了创业者的行列。同时，电商平台不仅改善了低端市场，也逐步改变中端、在中高端，在提升消费者“用户体验”上，现在还在发展。“电商”这个概念在趋于模糊，因为线上线下正在结合，已不是纯粹的电商。“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些创新场景，比如两家大公司唱对台戏的线上线下结合的超市，如果它们成功以后，在居民住地三公里半径内就能持续享受到中高端的服务——五星级的最新鲜的三文鱼、最高品质的龙虾等等，以中端的价位，手机下单，或打电话，30分钟之内按用户要求送到指定的场所。这种开拓性创新探索，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涉及低端、中端、中高端等各阶层的普惠发展。（三）关于以民企为主流代表的数字化平台发展的新认识现阶段，中国代表性的数字化平台，如阿里巴巴等，要从股权结构来说，显然还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为什么在电商这个新技术革命领域里，他们能够引领潮流？放眼看去，中国成功的BAT+京东+苏宁再加上两三家后面跟上的美团、拼多多等，没有一家是国企。这个现象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深刻认识。我们不否定国企在另外一些领域里可能有相对优势，但是已有的事实、统计现象告诉我们，在这种需要“烧钱”的新经济领域的突破，国企在相对优势上是明显不行的。比如某大型国企的决策层，早早就注意到了一个源自美国的原创技术，拿来以后命名为“飞信”；腾讯也注意到了，拿来以后命名为“微信”——两边都在努力创新，但是这家国企就是不能够冲破瓶颈期成大气候。一般来说，国企的决策机制是：它要“烧钱”的话，每一个环节都得集体决策，反复讨论，在一些必须当机立断、必须承担特别的阵痛或压力的时候，或者根本过不去，或者放不开手脚。腾讯也很痛苦，它腾讯最痛苦的时候想卖掉微信而没人接盘，却没想到经过一个瓶颈期以后，就一飞冲天了——不仅是处理社交朋友圈，是以微信扫码，支付宝扫码一道，使金融服务在帮助底层交易这方面，形成非常便捷的方式：中国的老百姓在街头可以手机扫码，打出租，买煎饼果子，这样的便捷当然是支撑了中国超常规发展中的经济景气与繁荣的重要创新和动力源。国企为什么在这方面没有亮眼的表现？值得进一步分析认识。不可否认，国企民企各自有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而发展的“共赢”之路是混合所有制改革。考虑中国的发展前景，在这个意义上，一定要特别注意“竞争中性”的原则，而此概念也必然引到有人批评的“所有制中性”，这在逻辑上其实是一个概念——在所有制上不应再有传统思维里的一些实际的歧视。总书记已把民营企业称为自己人，实际生活中间，诚然这个“自己人”要真正落实，还要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现阶段宏观政策中所强调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确实非常关键，这也紧密关联着新供给研究中强调的有效制度供给龙头因素。把这个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在中国坚定不移地做好，哲理上就必须强调李克强总理当年观察微信而有人想把它掐住的时候说的话，不要着急，审慎包容，要再看看。看的结果，就看出了一片新天地。政府有的时候不是“要出手”的问题，“不出手”却是政府最好的尽责。（四）关于数字化平台“寡头垄断”的新认识在传统工业时代，少数生产厂家或供应商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赢家通吃”的现象，被称为“寡头垄断”，经济学视角下，寡头垄断表现为少量供给主体单一生产者对产品、市场、消费者群体乃至交易价格的排他性控制，损害社会的创新活力、经济绩效和总福利。但在“数字化”经济时代，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在数字化平台经济价值分析中所涉及的“寡头垄断”局面。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在社会的评价中已经有了“颠覆性”的说法，一般人想象不出这种超常规发展和它迅速改变商业模式和相关经济社会生活的效应。新商业模式使少数成功的“互联网+”式数字化平台公司在中国被形容为“风口上的猪”，没有翅膀也一飞冲天了，很快出现过去称为“寡头垄断”的局面（在这个行业里面千百家、甚至更大数量规模的企业试图做互联网+的创新，在创业中烧钱——资金来源主要是风投、创投、天使投支持，但成功者是极少数）。过去认为，这种寡头垄断局面一旦形成，便需要有一个反垄断法去调整，对冲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但在新供给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已特别强调，新的发展中这种直观的寡头垄断现象后边，跟出来的新现象新概念，需要在理论上作进一步的分析认知，而且这种认知的结论也带有某种“颠覆性”的特点：实际生活中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管理部门都注意到了，现在这种直观看到的寡头垄断，跟过去概念上的寡头垄断有明显不同，原因在于这样由一系列数据表明的超常规发展、爆炸式的发展，带来了特别造福于经济社会的效应，就是共赢的效应。一般来说，数字化平台所形成的寡头垄断现象，主要表现为使用者、流量等需求侧资源的竞争，并且由于数字产品所产生的网络效益更具规模经济特性，似乎更容易进入“赢家通吃”的市场格局，但事实已在证明，少量数字化平台公司的迅速崛起成功后，作为赢家却并不通吃，而是会带出大量中小微企业作为“长尾”跟随“头部”的共赢，原因也是在于数字产品中所蕴含的数字技术的广泛扩散，需要尽可能多的中小微主体运用这种扩散来形成利益一致的生态圈，同时“数字寡头”也需要持续创新来维系其市场头部地位，正如现实经济实践中，互联网平台白热化的技术竞争。因此，数字化平台形成的垄断竞争是动态的、持续的，这种状态正好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意义下的市场失灵问题，而促成了市场竞争的不断交互式升级发展和更为广泛的多方参与、共存共荣，既显著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又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拓展了市场容量和进一步形成从经济价值层面向社会价值层面的升华。 地方政府必须“守正出奇”：力求辖区供给侧改革形成高水平定制化方案 既然新基建的意义和作用非同小可，那么在中国客观存在的地方政府“发展政绩锦标赛”中，理所当然地会形成对于新基建及相关配套发展方案的高度重视。不同城市、不同地方政府辖区发力“新基建”，既要掌握贯彻中央精神的一致性，又要充分考虑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的差异性，力求在共性与特性正确结合的处理中，“守正出奇”地有所作为。其实，这正是中央所强调的实现现代化治理和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真谛。在原来强调总量为主的“反周期”需求管理的阶段上，各地决策更多是跟着流动性（银根、财力）松或紧的宏观调控走，本地结构性问题的处理虽然不容回避，但并未清晰地总结到纲领性的调控理念上，而现今作为主线的供给侧改革，更多正面展开而要形成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的，是供给侧结构性问题，既包括当地深化改革要“啃硬骨头”的制度结构问题，也包括当地生产力布局、产业集群培育等产业结构问题，以及一系列涉及民生、社会管理的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客观上要求“一城一策”、“一地一策”地形成高水平定制化的通盘解决方案，而且其原则要领应是“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及各局多办视角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与生产力布局规划，城市与乡村空间利用和建设规划、公交体系规则、环境保护规划、商业与服务业发展规划等，需要打通而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这一套系统工程式“顶层规划”需要一览无遗覆盖本辖区所有改革、发展、稳定事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其水平如何？能否在历史性检验过程中交出高分答卷？这是必然延续的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事项，其中的基本要领，我认为是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有限政府”成功结合的“守正出奇”，以实现超常规高质量“追赶——赶超”现代化发展战略。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找到一个“通用模式”来套用。制定本地的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应积极吸引专门人才的智力贡献，“引入外脑支援”，即以课题研究、国内国际专家论证等方式“购买智力服务”为我所用。同时还应提到，在各地注重以新基建为重要内容的“定制化解决方案”中，新基建、老基建的关系需处理好。在不少场景下，概念上可区分的这两类基建必然发生重叠和协调呼应的问题。试想，已在加快发行进度并显著扩大总规模的全部地方专项债资金和2020年发行的抗疫特别国债可用资金的一部分，对应的项目是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等等，但如说这些公共工程、基础设施里，完全是旧基建，那可未必，有些新区、增长极区域，已经在原专项强项目上就包含着新基建的内容了。那么在扩大政府筹集资金规模以后，更多的重点，会放在主打新基建这个支持我们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的投资事项上，但也不能说它一点就不涉及旁边的一些什么老基建，因为这些新基建可能在物理形态上跟旁边的传统基建是打成一片的。比如我们设想，中央强调的支持5G的这样一套硬件设施的建设，它集中在一个新的开发区，这里面还有数据中心，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等，这都叫新基建，但是这个开发区它一旦成了气候，周边的房地产是不是会顺应着进入一个跟着发展的向上的发展过程？这个一般配套的这些房地产，以及架桥、修路等等，被人认为是老基建，却不能否定它们有其重要的不可缺失的配套作用，那么资金上不可能截然划开说，我们要做的这些发展事项一刀两断，专项地方债就只做老基建，特别国债就只做新基建，做不到这样截然分明。新基建投资可能会带动着周边的一些项目跟进，跟进的时候也不排除调剂使用、结合使用，有的时候是拼盘项目，有的时候是打包项目，这些事情总体来说是形成一定的重点，在各个具体的场景下需要有它们一定的协调配合，甚至是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将是实际生活中间要发生的具体情况。贾 康 简 介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